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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2年7月20日】中国（江泽民）政府在1999年夏天宣布公开镇压法轮功信仰，至今三周年了。在这三年里，中国（江泽民）政府动用了它垄断的一切手段，使用了国家机器的所有功能，从肉体上限制和消灭法轮功信众，在舆论上诋毁和搞臭法轮功信仰，胁迫全国所有的人来反对法轮功信仰，甚至动用了国家所拥有的外交资源，诱迫外国政府来围堵法轮功信众。俗话说，公道在人心。中国（江泽民）政府一开始就把搞臭法轮功信仰作为第一要务，要让法轮功信仰尽失人心，所以它紧紧抓住“法轮功是X教”这个断言。三年来，这一断言并没有得到世道人心的公认。但是，也有很多人，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些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一些知识分子，认同中国（江泽民）政府“法轮功是X教”的说法，从而支持中国（江泽民）政府公开镇压法轮功信仰。面对三年来在困苦生活和巨大压力下默默坚守信仰的法轮功信众，他们不屑地称之为“X教痴迷者”。
在很多人看来，法轮功是不是X教，这是中国（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信仰是否合法的要害。他们认为，如果法轮功是X教，或者接近X教，甚至看上去象X教，那么镇压就多多少少是有道理的，有必要的，为了国家的稳定，即使镇压出了点偏差也情有可原。可是，从现代人权、宪政和法治的角度看，谁有权来判断法轮功是X教，经过什么程序，根据什么证据，凭什么法律，来断定法轮功信仰是X教，这才是中国（江泽民）政府的镇压是否合法的关键。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江泽民）政府的镇压一开始就是非法的，而且一错再错，错到现在。 一、中共中央和人大没有资格宣布法轮功信仰是X教 公开镇压法轮功开始于1999年7月的中共中央通知。就从这个时候(同年10月)起，法轮功信仰被定性为X教，遭到取缔，并且开始了全国所有单位的人人表态，逐个过关，重新启用这种其罪恶罄竹难书而臭名昭著的精神迫害运动。那个时候，决策镇压的人根本没有想到法律的约束，没有一点点依法行事的概念。这个决定在法律面前根本上不了台面。 第一，宪法和法律没有授权中共中央来判断民间信仰是否邪教。中共中央没有这个法定资格这样做。在此前不久，中共中央还曾宣布要建设法治国家，要修宪，但是转眼就丝毫不顾忌法律的要求。由中共中央的一个或几个决策者开个会就决定民众中什么是邪教，就宣布镇压，这和当年毛泽东先生一人就发动文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有什么区别？如果这少数几个人一夜之间可以决定上千万民众的命运，可以决定你只能信什么，不可信什么，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的？中国人到底能不能走出中世纪？ 第二，当时的中国法律中没有邪教罪，“邪教”没有精确而严格的定义。要是中共中央的决策人有一点起码的尊重法律的概念，去翻一翻宪法和刑法，读一点刑事诉讼法，哪怕是问一声别人，马上就会知道，中国法律中连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合法的宗教团体都模糊不清，更谈不上“邪”和‘不邪”的分界线了。这种“宜粗不宜细”本来是深谋远虑地故意制造，以便执政者灵活使用打击异己，然而贸然指称有上千万民众的一种民间信仰为“邪教”，却不想想是不是有牢靠的法律尺度，领导这个国家的老人到底是活在什么年代？法律无明文规定不入罪，这样基本的法治常识难道他们也可以不知道？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中提到了“邪教”这个词，第三百条是为了给利用邪教强奸妇女，谋财害命等刑事犯罪行为定罪的。如果中共中央的决策者在此前读过这第三百条，就不会看不出，法律只提供衡量尺度给具体个人的具体行为作出是否犯罪的判断。甲利用邪教强奸妇女，触犯第三百条，甲就是犯下了强奸罪。具体个人和具体罪名都是有明确限定的。不能因为甲犯下了强奸罪，就宣布甲所认同的所有信念，甲所参与的所有活动，都是邪恶的。这儿的甲的强奸罪不能推广出邪教罪来。而且，甲的强奸罪不能连坐到乙身上，不能因为乙采纳了和甲相同的信仰，或者参加了甲所参与的活动，就以甲犯下的强奸而宣布乙犯下了邪教罪。就好比不能因为有一个XX党员犯下了强奸罪，就宣布XX主义学说是邪教，所有的XX党员是邪教徒一样。 这些，本来是刑法的基本常识，可是1999年的夏天，中国（江泽民）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它宣布有上千万信众的民间信仰是邪教，用一党和政府名义宣布取缔，限制和禁止上千万民众的人身自由，用来做根据的，却只是事后匆忙收集的一些所谓“证据”。这些所谓“证据”，应该到法庭上去检验，用来确定具体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罪名，和上千万无辜的底层民众有什么关系？凭什么用那些“证据”就剥夺上千万民众的信仰和行动自由？ 第四，社会上具体人的具体犯罪行为的认定，必须走严格的司法程序。所有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得到检验。法律禁止逼供信，禁止株连，禁止用新立的法来追溯过去的行为。中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罪是需要在法庭上证明的。只有法庭有这个资格。在法庭经过证明认定有罪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公民都是无罪的。 在公开宣布镇压以后三个月，中国（江泽民）政府终于意识到镇压法轮功信仰缺乏法律依据，然而却不去纠正政府违法违宪的错误，追查决策者迫害民众的法律责任，而是由人大作出决议，用十月份的立法来为七月份的镇压“提供法律依据”。这真是连傻瓜也看得出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立法定罪不可追溯以往，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规则。人大的决议和两高的解释，走的还是老一套的模式，从无法无天变为无天无法。为法轮功和其他民间信仰量身打造的所谓邪教标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民众有宗教信仰、思想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条款，粗糙模糊，根本经不起反诘。怪不得人们说，用这种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条条符合，成了最大的邪教了。 从程序角度说，人大的决议违背了宪法中规定的司法权属于独立办案的法庭。由人大来间接宣布上千万民众的民间信仰是邪教，这显然是违宪的。 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没有民主制度的约束，中国的高层决策者在作出决定的时候，从来就是把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放在首位的，这种决策在根子上是强权的自私性。强权可以在作出自私的决策以后，利用自己垄断的舆论工具，把自己自私的决策粉饰为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强权草菅人命，却把受害的民众诬为牛鬼蛇神。强权在这样的运作下的判断，不管当时当地讲得如何漂亮，历史一再地证明了他们判断的荒谬，他们决策的祸害。强权的这种行为模式，有制度上的深刻根源。这一次镇压法轮功，只是这种模式的又一次重复。历史还将象过去几十年一样，证明这一决策的愚蠢、荒谬和祸害。 二、科学工作者无权判决邪教 有（注：以何祚庥为首的）很多（注：基于中国人口基数的庞大）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支持镇压法轮功，因为他们从法轮功创始人和信众的言说中发现了错误，他们认为必须捍卫科学真理，反对错误。有些（何祚庥和准何祚庥式的）科学工作者甚至呼吁和要求政府镇压法轮功信仰，因为他们自己用他们的科学训练和知识，用理性和逻辑，判断法轮功信仰是“邪教”了。 问题是，科学就有资格来判断“邪教”了吗？如果科学工作者作出了“邪教”的鉴定，那么，是什么授权科学工作者的鉴定就是有法律效果的，社会就可以放心镇压，不必担心镇压错了？如果别的科学工作者作出了不同的判断，那么，到底谁的判断具备更大的法律效果？谁离真理更近一些？ 这些问题，铁口直断法轮功信仰是邪教的科学工作者从来没有出来回答过。合格的科学工作者多多少少都知道科学史，科学的历史证明，科学之所以伟大，科学之所以值得追求，就因为科学是“活”的，科学一直在发展，科学没有一刻是停顿的，所谓科学无止境。所以，真正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知道科学之有限性的精神。这种有限性包括：科学永远不会达到100％完美满足而不必推陈出新的地步，所有现在看起来完满的东西，以后将显示它的局限和缺陷，从而被更新更深更完整更全面的理论或方法所取代；科学不是万宝全书，不能回答人类个人和社会的所有问题，它只是人类个人和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科学永远是有分歧的，科学的分歧是科学进步的动力之一。 科学的有限性，注定了科学不是宗教信仰是否“邪”的合格鉴定者。在人类历史上，科学的作用从来也没有能涵盖所有民众的信仰。人类社会需要科学，民众也需要信仰，科学工作者不能要求民众根据科学来决定信仰什么，不能信仰什么。科学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科学来决定自己的信仰，可以在民众中从事科学普及，但是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律效果来包办民众的信仰。你可以对某一具体事物作出“对错”“正邪”的判断，你可以表达你的判断，你可以在科学的范围里证明你的判断，但是，你和这些坚持你所认为的错误思想的，这些“信邪”的人的权利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可以不信你的，他们也可以表达。民众的信仰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你认为法轮功信仰是邪教，他们却有同样的权利“痴迷”法轮功信仰。凭什么你可以相信科学，他们就无权信法轮功呢？ 也许有人会说了：因为我信的是“科学”啊，是经过科学界检验的一致公认的真理，是苦读十几年得到名校博士以后才懂得的“科学知识”，是造福人类的科学技术，而法轮功创始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使用的科学术语都是错误的。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我要坚持科学真理。我坚信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所以我认定法轮功信仰是X教，是邪教就可以镇压。 然而，过去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科学工作者根据科学知识而对社会事务作出的判断，也会犯错误的。中国科学几十年是错误连连的几十年。从打麻雀，大炼钢铁，亩产万斤卫星，到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批判现代宇宙学，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做的。那个时候，这样做的人，就象你现在一样，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是在坚持科学真理。 是的，你认为自己的科学知识是对的，你坚持真理是对的，你可以认为法轮功信仰是“邪教”，你也可以说出来，这是你个人的权利。但是，如果呼吁和要求政府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在法律程序之外，来限制、围剿、镇压法轮功，你就越出了科学的领域，走上了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一再地证明，由政府强权来实施精神和思想的统一，这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话，会发生怎样残暴、悲惨的事情。表面上的良好愿望，由政府强权实施到基层，会酿出多少惨无人道残酷迫害小民百姓的事来。是的，科学工作者可以有自己的信念和判断，这是个人的事，但是，当你用科学工作者的名义要求和呼吁政府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你就和（江泽民）政府的非法违宪行为捆在一起了。不管你怎样自己为自己辩护，声称科学的客观性而和政府的为非作歹撇清，从你用科学的名义为中国（江泽民）政府的非法镇压背书的时候起，你就事实上成为专制强权镇压社会底层民间信仰的帮凶打手。刽子手的刀把上，印着中国科学界知识界“精英”的指纹。你今天不承认这一点，历史将用更多的无辜法轮功信众的血，迫使你承认这一点。 也许有人还会说，法轮功叫病人不看医生，有病不治，这人命关天，我是出于人道主义而认定法轮功信仰是邪教，而同意镇压法轮功信仰的，因为我不能见死不救。 且不说，法轮功一再否认有病不治，否认劝人自杀，也不论所谓法轮功害死人的案例是否经得起法庭上逐个个案的检验，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法轮功的信仰在害死人，死者的死亡和法轮功信众中的什么具体的人的什么具体行为有关，从而确证法轮功信众中的哪些具体的人要为这些死亡负法律责任。中国政府从来也没有作出努力来证明这些。在中国，信西医而不信中医，或者信中医而不信西医的人，不同观点多的是。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劝人只看中医或者只看西医，病人后来死了，你能达到法律的要求来证明这一死亡和劝说者法律责任的关系吗？据报道，最近江泽民先生访问一个寺庙的时候透露说，他认为打坐对健康有好处，他以前就用打坐治好了病。如果以后有人生病打坐而最后还是死亡了，你能说江泽民先生对这一死亡要负法律责任吗？ 中国科学精英在二十世纪末为中国（江泽民）政府公开镇压上千万底层民众的民间信仰而担任马前卒，成为专制暴君的帮凶打手，这在最近三百年的世界史上是罕见的，它为中华文明写下了深深的耻辱。 三、信仰是民众的宪法权利 镇压法轮功信仰的要害，不是一个判断对错问题，而是作为政府的决策，有没有满足宪法和法律的要求。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上千万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有没有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思想言论和结社集会的基本权利；当这样的基本宪法权利受到来自政府强权的干预、限制和侵犯之企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服从怎样的法律约束，遵循怎样的法律程序。镇压法轮功信仰错了，因为政府一方根本就没有满足这样的程序要求。 中国（江泽民）政府公开镇压法轮功已经三年了，看来还会继续下去。半个世纪的专制政权，在世纪之交又重复了一次镇反、反右、四清、文革、严打式的政治运动，它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在中世纪的隧道里。这次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安定所造成的伤害，我们要很多年以后才会全盘看得清。这次运动再一次提醒我们，并且还将一次次提醒我们，不管是政府权力，还是知识精英，面对社会底层民众的信仰权，要有充分的尊重。信仰的权利是宪法承诺的基本权利，民众有权信仰他们要信的东西，不管他们信的东西在你我他的眼睛里有多少高明或荒谬，他们有这个权。你要反对吗？请按规则来，这个规则就是法律的约束。任意地使用政府权力，或者诉求于政府强权，只会造成灾难。 在法轮功信仰遭到政府公开镇压三周年之际，我愿意再一次呼吁，尊重法轮功信众的信仰权。法轮功信众和我们大家一样，有宪法保障的信仰权。法轮功信众有权信仰“真善忍”，就象中国XX党的党员有权信仰共产主义和三个代表的理论一样；法轮功信众有权崇敬李洪志先生，就象天主教徒有权崇拜教皇，佛教徒有权崇拜达赖喇嘛，科学家有权崇敬牛顿、爱因斯坦一样；他们都有这个权利。如果法轮功信众没有“痴迷”法轮功的权利，那么，我们所有人信仰真理的权利也就成了问题：你只能追随强权，万一哪天强权看你不顺眼，你就会一夜之间成为“邪教”，不再有权坚持你的真理了，甚至你的肉体都会随着你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就象那些屈死在监狱、拘留所、劳教所和“转化班”的法轮功信众一样。只有当上千万法轮功信众信仰权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权才是有保障的。只有有了信仰的自由，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才可能是自由的。 谨以此文纪念法轮功信仰遭公开镇压三周年。（原载《议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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