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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2年6月11日】能够在天安门广场自豪地举起我的横幅并告诉那里的中国人民、警察和士兵“法轮大法好”对于我和另九名参与这次请愿的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来说，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我两年前就与一名同修讨论过要做这样的事。我们很幸运地都参予在了其中。作为一名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我希望我的经历能使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件重要的事情。
我非常清楚这件事的风险，但我并不在意是否会有什么事发生，让我比预期的计划逗留更久。我不相信我所做的任何事会违反中国宪法，不过我也知道中国（江泽民）政府自己是不遵守宪法的。我强烈地感到向尽可能多的世界人民讲清中国（江泽民）政府残酷迫害无辜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真相和戳穿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所造的关于法轮大法的谎言是我的责任。
在（将要出发去中国的）最后一分钟我感到了应告诉家人（我将去干什么）。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他们的感情很复杂，但最终当他们知道改变不了我的思想时，他们祝我好运。在我们被捕后我的小儿子说：“妈妈在做她想做的，我尊敬她。”
当我们将要到达北京机场时我在想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会不受质询顺利通过海关，我必须发正念，不让邪恶钻空子。我从飞机的窗户看出去，吃惊地看见了小法轮在旋转。我想我是不是看花眼了，所以我转过头，又从我身后的那面窗户看出去。刚开始什么也没有，然后他们又出现了，前前后后地旋转着。我意识到我们正被指引着去北京，我们被慈悲所包围－－师父与我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详。我盼望着我能将法轮大法和迫害的真相讲给尽可能多的人。
第一个晚上电视里在演一个节目，中国被描绘成一个温暖、友好、持合作态度的国家。这个国家看起来美丽富饶，人人都在愉快地微笑。我看着这个节目，感到很放松，心想总的来说中国看起来还不那么太糟。突然，我意识到：“不要被邪恶骗了！”这个声音将我唤醒了。我再看电视时一切就不是那样了。它让我意识到我们是为很重要的目的而来，我不能让自己分心。
我很吃惊地发现我们在说话时得多么小心，或者说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房间、餐馆和其它公共场合提到法轮大法。我们只带了少量的大法书，但无论我读哪一篇师父的经文，我立刻就能感到一种迥异平常的特别的温暖。我们房间附近的走廊里有一些可疑的人，我们发现我们房门外的地上有许多烟灰，因此知道了曾经有人在我们门外偷听。我们知道在星期四的请愿前我们得加倍小心。 我们去了一趟明十三陵。我们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政府官员在一路跟踪我们。我们很注意不让我们的警卫们失望，但我们并不在乎他们监视我们或给我们摄像。我们一直在发正念，并度过了富有挑战性的一天。 在我们坐出租车回饭店的路上发生了堵车，我往窗外看去，正好就看见了星期四早上我将见记者的地方。我本来正在担心找不到这个地点，因为北京很大。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现在我可以准确地估计我到达那儿需要多长时间而准时赴约了。
我们到达后不久曾去天安门广场和故宫看地点。我们很吃惊地发现广场被关闭了，而且到处都是武警。我们不知道这正好是人大会开幕的时候。几天后广场重新开放了，我们才得以在星期三又一次到那儿拍照等。当我们往回走时感到了我们正被很严密地监视，有几个一看就是便衣警察的人不停地用手机互相联络。显然警察一直都在盯着到天安门去的外国人。我们一直在发正念。这个时候我对其它事都不感兴趣了，只想等星期四。 我去中国前就决定了将在北京与一个记者见面并讨论了细节安排。我被告知我可能被多达五个人跟踪，但我并不在乎，也不害怕。我只想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尽可能多的人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与记者的见面进行得很顺利。我接受了采访，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来中国和那天我们打算做什么。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一些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的答案。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将进行和平请愿的地点。我一直不知道那里算不算天安门，而记者主动对我说，“你有没有意识到那里也是天安门的一部分？”我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谢谢您，师父。记者告诉我要小心，可能会有人监视我。情况果真如此。我离开的时候两个人开始跟踪我。我设法甩掉了他们，直到不再有人跟踪我。我回到了饭店与其他人一起往预定的地点出发。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完成我们此行的使命。
当我们到达天安门时另外六个人正在打开他们的横幅，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我立刻朝他们跑过去，一边跑一边从衣服中抽出我的横幅自豪地举起，并向迅速围过来人群、警察和士兵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师父好！”我一次一次地喊着，直到有人过来夺走我的横幅。我继续向人群、警察和士兵喊着，直到我和其他六人一起被关进警车。在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一边跑着一边展开横幅的场景就出现在我眼前好几次；而最后的情形正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周围的人群和警察的阻挡，与我一起去的另三个人没能及时过来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直就觉得他们会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国旗杆下进行他们的和平请愿－－而最后情形果真如此。 驶往警察局的路上，警察很焦燥，将车开得很疯狂，并不停地按喇叭。他们对我们的行为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该怎样处理局势。警车司机想从两辆公共汽车中穿过去，最后一分钟却踩了刹车。所有的警察都摔倒了，有的甚至差点撞到挡风玻璃上，而我们都在座位里坐得好好的。这个场景非常可笑，我几乎要笑出来，但控制住了自己。
当我们到达警察局时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我们被搜身、拍照，然后他们让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有的人坐在椅子上，有的人以双盘姿式坐在地上。我们都在发正念。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打坐，其他人也加入了进来。警察似乎很感兴趣地看着我们打坐。我有点吃惊他们并未阻止我们。大约一共有三十多个警察和摄影师。他们拍了很多我们炼功的照片。我觉得他们看到我们能够双盘感到很有趣，但我更吃惊地发现自己这时候居然能够穿着厚笨的鞋子将腿盘上。我们被关在警察局几个小时，然后被带入警车驶往机场附近的一个旅馆。一路上我们都利用机会告诉警察无辜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所受到的邪恶和残酷迫害的可怕和真实性。我们告诉他们虽然这些事情在中国得不到曝光，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我们还告诉他们全世界至少有53个国家的人们都在自由地炼法轮功。 当我们被要求离开警车时一位同修被他们拖出警车殴打了一顿。后来我们离开了警车，又在旅馆里被一个一个拍了照，然后被带到单独的房间，每个人身边有四个以上的警察。一个高级警官拿着我的护照问了我五个小时。在她问我之前，我曾问她我能不能问问题，结果遭到了粗鲁的拒绝。 我被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炼法轮功多久了？”我回答说，“三年”，而她却说“你在撒谎。”我感到很震惊，说到，“我为什么要撒谎呢？我也可以说三个星期，或是任何其它时间。但法轮功要修的第一个就是‘真’，我就是炼了三年。”我这样说了之后她的态度有一点变化。她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如实地答了。当我被问到我的书和磁带在哪里时，我答到在我心里、记忆里。她对我的回答很吃惊。然后她又问：“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日子来抗议？”我说，“很简单，因为我明天要回家。”我们安排行程时并不知道这是人大会的开幕日。 随着问话的进行，我详细地告诉了她我从修炼中所受的益处和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们每问一个问题都是我向他们讲真相的机会。然后我被要求在一个由中文作的笔录上签字。我礼貌地拒绝了。警察说他们会把笔录翻成英文，但我说，“任何语言的我都不会签。”当他们搜我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我的全家照，警察说“他们都炼法轮功。”我说“不是。”但他们坚持说：“你们是一家人，他们肯定炼。”我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炼，但在澳大利亚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做出自己的决定。 后来我们被带回旅馆取行李。我们感谢那里的员工，他们待我们很好。当他们知道我们是炼法轮功的后，他们仍然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当着警察的面继续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而警察并没有阻止。
在去旅馆和回来的路上我们一直在向警察讲真相。他们告诉我没有什么迫害发生而我则反复告诉他们有。当他们讲起“自焚”时我告诉了他们“自焚”的真相，中国（江泽民）政府是如何撒谎的，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了真相。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如何分析了“自焚”录像中的疑点，而发现这起“自焚”是个骗局。 当我们被带回房间时我被要求脱下衣服。一个女警挥舞着她戴着手套的手。我想，“我不让她那样子接近我。”三个女警坚持要我将衣服都脱下来她们要搜身。作为一个游泳运动员（译者注：作者为奥运会游泳银牌得主），我并不害怕脱衣服，这没啥了不起的。于是我脱下了毛衣和裤子，并开玩笑地说，“你们还想要我脱袜子吗？”当她们看见我不在乎时却说，“穿上衣服。”我意识到她们是想吓唬我，如果我表现出怕心那结果就会不同。
我的行李被很仔细地搜查了。但我已经象那个记者建议的那样将所有资料，包括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都销毁了。我也告诉同来的人这样做。
我们被带进了旅馆里的一个大房间。有15个很凶的年轻警察在里面。我们连续唱了四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警察脸上的表情是难以置信的。他们掩住耳朵，抱住脑袋，好象很热的样子。他们想冷却下来但却做不到。最后有的警察居然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另外的警察用脚打着拍子，手也随着节拍移动。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然后我们炼了全套功法，他们很有兴趣地看着。
第二天我们被送往机场的路上我们一直在唱《法轮大法好》。我是最后一个上飞机的。当我上梯子时我转过身对围观的工人喊了两次：“法轮大法好！”押送我的警察惊讶地摇头。那感觉好极了。
通过这次经历，我对中国同修的处境有了更真切的体会。我也对尚有善念的警察生出慈悲。我对他们说，“等到在中国法轮功又能被自由地修炼的那一天，你们会记住我们今天的会面的。” 坐上飞机几个小时后，我觉得自己的心中对于中国人民和他们所承受的痛苦生出了巨大的慈悲。我知道我必须继续讲清真相，为改变每个中国人的未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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