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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1年8月23日】我今年34岁，199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当地一家省二级大型企业，一直从事技术工作。1994年7月与本地一位驻军干部结婚，1997年1月，因休产假下岗至今，现住厂内家属房。
1997年5月，在父母的影响下，我有幸与大法结缘，经过了由不认识到完全接受这么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逐渐地熔入到大法中来。99年7.22以后一直没能走出来。这样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看到师父经文《走向圆满》，看到明慧网学员的心得体会，通过与其它学员学法、交流，才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尽快弥补，把自己熔入到正法中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2000年8月初，我丈夫（现已离婚）的部队领导、团副政委、营长、教导员来到我家，问是否还在炼法轮功，因为部队有所谓的规定：部队官兵、家属、子女、亲属一律不准炼。我当时对他们郑重申明：我一直在炼，没有任何人、任何压力能够改变我。 表面上部队领导突然来找我的原因是： 我在生小孩后，在部队住了两年，其间有一位副营职干部通过看我家的大法书籍得了法，直到99年4.25以后，部队不准现役军人修炼法轮功，但此弟子坚持要炼，宁愿被开除党籍、军籍也决不放弃，但当时他们团已向上级汇报：保证没有炼法轮功的官兵。又突然出现一个坚定的修炼者，领导没法向上级交代，怕说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影响了乌纱帽。在使用了各种办法都无效的情况下，于99年8月1日，把军人弟子送到了北京军区261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进行强制性精神病治疗。这些领导，为了自己，为了所谓的工作需要，为了掩人耳目，把一个好端端的正常人说成是精神病。就这样，此弟子被迫送到精神病院达半年之久，直到年底部队决定让他转业才让他回家。此时的他已骨瘦如柴，身体、精神受到了严重摧残。 回到家里，他心中仍然放不下大法，但书籍、磁带、光盘等全部东西都已被部队没收、销毁（直接责任人是河北沙城66370部队政治处主任）。于是，他于2000年4月从老家千里迢迢专门赶来，找到一些大法书籍，准备回家继续学法、修炼。到了7月底他给当地县组织部写了封信，表明自己要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如果政府不允许，他宁愿不用安排工作，回家种地也决不放弃。当时他虽然已经定为转业，但还在待分配工作阶段，档案、工作关系等都还在部队，所以还算是部队的人。当地政府把这封信转给了他所在部队，于是部队领导马上把他从老家带回，关押在禁闭室。当问及他什么时候跟谁学的法轮功时，他提到了我，所以部队领导马上来到我家骚扰。 在我表明我的立场后，他们仍不甘心，三番五次来到我家，通过对我丈夫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修炼。当时他的职务是副营长，军衔该调为少校，就是因为我炼功，没给他调。我说：如果部队不让家属炼，我可以不当家属。要知道我俩从91年认识、94年结婚，近十年来一直感情很好。从2000年8月初开始，部队不让他回家，有一次回去取衣服，还得有人跟着。直到10月初，我去了趟北京，回来后，他因为不能承受部队施加给他的巨大压力，我俩被迫离婚，孩子不到四岁，归我抚养。其间的过程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知道：有师在，有法在，只要在法上认识法，再苦再难总有出头的那一天。 离婚后，他坚持每星期回来一趟，看看孩子，直到2001年元旦。其间在2000年12月6日，由我组织发起，自带录音机和横幅在县城大市场进行了一次弘法炼功活动，历时半小时，参加人数近30人，围观群众数百人，起到了很好的弘法作用，我也因此而被拘留15天，但因孩子在厂内无人管，当天下午又由厂领导把我保释回家。2001年元旦过后，由于他们部队领导有人向师一级告他的状：说我们是假离婚，于是上级派人下来调查，他也从此不得回家，直到过完春节。在一次电话中，他说：很想儿子，不让回家又放心不下，想把孩子抚养关系变更一下，然后把孩子接过去，送回四川老家，让他姐给带着。当时，我听到后，虽已满眼是泪，但还是满口答应：行！只要你能心里好受一些。 2月28日下午，他回到家里，当然还跟着一个人，收拾了一些他和孩子的衣服，就把孩子接走了。第二天上午，我俩一起到县公证处办理了孩子抚养关系变更手续。儿子已经四岁多，从出生到离开我，一直在我身边，朝夕相伴，突然要离开我，到五千里之遥的四川农村，而且和他的家人从未见过面，再加上语言不通，当时心里虽有一万个舍不得，但我没说半个不字，只提出一点要求：孩子走时我想送送。当时他也满口答应。过后，我又给他们营长打了个电话：向领导请示一下，孩子走时我到火车站去送送他们。可令我想不到的是，这位领导一口回绝，说：不行！团里领导不让送。就连这点人之常情，也被拒绝了。 以后的日子，我一个人做着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其间为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修炼，也曾在社会上想找个合适的工作去做，因为我相信，凭我的能力我干什么都能干好，而且干什么都行。但在江泽民一夥的这种高压政策下，没有一家敢用我这个当地的法轮功“知名人士”，他们都怕给自己找麻烦。找单位领导，表示我想上班，国家培养我这么多年，想为国家为企业尽我的一分能力，但得到的回答是：经厂党委研究决定，不行，除非你不炼功。我说：“既然你们这样认为，我也不为难你们。但没有任何条件、任何压力能让我放弃修炼，让我说假话也不可能。天无绝人之路，我就是捡破烂也能养活自己。” 从今年二月底开始，一到他们所认为的敏感日子：3月两会、4.25、5.1、5.13、6.4、7.1、7.13申奥……单位领导及派出所干警多次到我家或通过电话告诉我不准去北京，并让我交照片。我明确告诉他们：照片我不交，为什么要向对待罪犯那样备案，我不想给你们找麻烦，你们也别自找麻烦，去不去北京是每个公民的自由，依法上访是我们的权利，我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在不公正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 今年5月11日，我县各派出所从家中或工作单位、学校无故抓走法轮大法弟子十多名，为了防止他们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进京上访，当天都把他们关进了看守所，其中包括一位上初二的学生，还有我的父亲、弟弟。我当然也在他们的非法抓捕名单当中。但当居委主任通知我派出所民警准备一会儿来时，我正告他：“如果是来抓人，我不给开门，我没做错什么，谁也别想把我从家里抓走。”听了我的一席话，他们没敢轻易动手，只是白天晚上的打电话，看在不在家。厂里领导给我打电话时说：“让我再告诉你别出去，真麻烦，大星期天的上午去开会，下午还休息不了。”我说：“是江泽民给您找的麻烦，我好好在家呆着，真是祸从天降，昨天半夜厂里吴书记还给我打电话看我在不在，我还嫌麻烦呢！电话线我都想拔了。”派出所片警也打来电话：“在家了吧？别出去，给我们留碗饭吃。”我说：“又到什么敏感日子了？如果我真的犯了什么罪，由法律来制裁我好了，也用不着你们这样费心劳神的呀！”当时，整个地区范围内，坐火车进北京不仅要身份证，还要单位或派出所出据证明不是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进站口的必经之路，邪恶之徒把师父法像放在地上让旅客踩，不踩的就抓起来。在110国道，所有进京的汽车，无一例外全部拦截，警察上车让乘客挨个骂大法、骂师父，如有不配合，就怀疑是大法弟子进行非法扣押。所谓的执法人员所采用的手段如此下流、卑劣，又使多少无辜百姓造业、蒙羞。 在这种情况下，我5月17日一早出发，乘汽车辗转多次换车，绕道而行，于5月18日来到北京，下午到了国家信访办。看到排着长长的两行队伍，我站在队尾。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在查看人们的证件，我走过去问他：我没有身份证接不接待？他问我身份证呢？我说被当地派出所没收了，我是大法弟子，因法轮功而上访。他马上警觉起来，说那咱们到外边坐会儿。于是我坐在信访办院子里的固定座椅上，一会儿来了七、八个人，态度也蛮“热情”，和对待其它上访的人绝对不一样。但我看得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问出我是哪儿人，听出我是哪里口音。我说：“我这次来没打算说是哪里人，原因是现在当权的对待法轮功株连的政策，一旦我说了我的姓名、住址，就要给当地政府、执法部门、单位领导甚至是亲戚朋友找好多麻烦，因为我们那儿已有许多这样的先例，这也是我上访的一个内容。”他们问我有没有准备什么材料，我说我是第一次上访，没有准备。他们让我大概写一下我的想法，于是我提笔写了四条：⑴法轮大法是正法。 ⑵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⑶取消对各级政府、单位领导、亲朋好友的株连、牵连政策。 ⑷停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最后署名大法弟子。并向他们口述反映了本地各级政府、执法部门对法轮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罚款、打骂、电刑、人格诬蔑、精神折磨等一系列违法行为。他们一再想问出我是哪里人，我说：“这种情况不只是我们一个县、一个地区的问题，全国普遍都存在，你们有责任向有关部门反应在全国范围去调查。”最后，他们见实在问不出我的姓名、住址，就说：“我们给你找个住的地方吧！”我明白他们所说的住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看守所，于是我说我可没有钱。他们说：那你晚上住哪儿？我说：“如果我觉得有必要，晚上我蹲火车站、蹲大街都行，大法弟子不怕吃苦，如果我该说的都说了，该听的你们也都听了，我达到我的目的后，我就该回去了。”他们又说：你说出你是哪儿人，我们派车把你送回去。我说：“不用，我既然能自己来，我就能自己回去。”这样整个下午从两点到四点他们下班，我一直在和这七、八个人斗智周旋，最后他们看实在达不到目的，也就都一个个地回去了。这时下班的铃声响了，工作人员开始赶人，我又等了几分钟，等到人都走的差不多了，也没人再理我，我又一个人坦然地走出了国家信访办的大门，走到北京南站，买上火车票,赶上了回家的火车，晚上八点多钟，已经到家。 在此次去北京之前，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去了可能要被抓，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很快回来，因为当地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在这种正信、正念的作用下，我终于达到我的目的后，很快就回来了。 2001年7月18日上午，我上街听卖菜的人说铁路那儿有炼法轮功的人上了房了，警察去抓他们了。我一听就想到可能是我熟知的两位功友。回到家马上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证实了这一点，于是我决定下午去看看。四点多钟，我来到他们的住处，老远就看到铁路两边许多围观的群众。我来到他家房子下边，问他们中午吃饭没有，需不需要什么东西。这时好多群众也都围了过来，他们在房上讲真相，我在下面向群众讲述我个人的经历，以及炼功后我自己的身心变化，于国家、社会、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在江泽民没有迫害法轮功之前，在部队领导没干预这件事之前，我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妻子、母亲，只有比以前做得更好，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做好人。工作不是我不想干，而是他们的条件我决不能接受。大学毕业十多年了，现在正应该是我为国尽忠，为父母尽孝的最佳时期，谁不想事业有成，谁不想家庭幸福，可是现在，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做个好人，说句真话，就得让你一无所有，一切都是江泽民给逼的。 刚说有十来分钟，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问我是哪儿人，我问他你是谁，他要我跟他走，我说：“我凭什么跟你走？”于是不由分说，他们四、五个人连拉带拽，连打带踹地把我往车上拉，我努力地不让他们拉走我，一边和他们拉扯，一边高喊：大家看看人民警察就这样对待人民，我说真话没有罪，他们为什么这么惧怕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直喊到他们把我强行拉上车，并在拉扯过程中，就从背后给我带上了手铐。上车后直接送往沙城镇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他们要给我做笔录，我首先要求他们把手铐给我打开，因为我没有犯罪，不是犯人，这是我们谈话的基点。如果是象聊天一样平等地坐在一起，我们什么都可以谈，否则，我不配合。说完以后，他们再问我什么，我不再回答，派出所副所长下令：送走。于是下午六点多我一直被戴着手铐送到了怀来县看守所。一路上，我都在跟满车的干警述说：“法轮大法是天法，大法弟子是修炼者，人在听到“真、善、忍”这三个字时心中的一念就会定下自己的未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正乾坤的那一天把自己摆放在什么位置请自己选择。请善待大法弟子，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当江泽民的殉葬品，历史会证明这一切，法正人间的日子就会到来。”他们也在默默地听着。 来到看守所，他们才把手铐给我打开，此时我的手腕已被铐出深深的痕。警察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在清点了我包里的东西和现金后，就直接把我关进了19号监室。晚上与同室的功友一同炼功，值班干警看到后什么也没说。只听她对同屋的一位犯人（已在狱中得法）喊：“你也炼呢？她们不要命，你也不要命了？你要炼你可就完了。” 第二天一早，干警查房，要求所有的人下地排队站好、报数，唱歌，我一直坐着。干警问我为什么不下来，我说：“我没有罪，我不是犯人，这儿的一切规定对我不适合。我要求见所长。”这位干警说：“这里关了100多人，每个人都要见所长他可忙不过来，你有什么话，跟我们讲，我们向所长汇报。”我说：“那也行，你跟所长说：我说真话没有罪，派出所非法抓人，你们这里非法关押，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我没见到任何有效法律证件，所以要求马上无条件释放。”她说：“你可能是收容。”“什么罪名？”“扰乱公共秩序。”“为什么？”“不清楚。” 自从踏进看守所大门，我从内心就绝不承认这种非法关押，下定决心绝食，绝水，到了第四天，看守所所长还是一直没有露面，于是我又给镇派出所所长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概内容如下：2001年7月18日下午，你们把我从大街上抓到派出所，我不知犯了什么罪。在派出所里某些人也跟我讲：真话得在家里说。我真不明白，难道真话在家里说对，在外边说就有错？听的人少对，听的人多了就有罪？XX党不也讲要说真话、办真事，实事求是吗？你们把我送到看守所，这种非法关押我不承认，所以在这里我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要求见所长也从未接见，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绝食，绝水， 用这种世界上最苦的鸣冤方式以示抗议，为的是早日出去，无条件释放。我要活着，但不是在这种人间地狱，好人就应该堂堂正正地生活在社会上，等到法正乾坤，普天同庆的那一天。因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输液、灌食我决不配合，如果那样，是对这种非法关押的默认，助长他们对我的长期折磨…… 我让值班干警通过看守所领导交送派出所所长。从此，我不再起来，一直在铺上躺着，干警和医生也倒是经常过来，伪善的态度让我一眼就看穿他们的心思。问我：想吃什么，我们给你做，别把身体弄坏了。我说：如果你们真的为我好，请层层上报，立即释放我，我回家就吃，绝不吃你们这儿的牢饭。到了7月23日上午，也就是绝食绝水已经整整五天，人已消瘦得很厉害，嘴唇干裂，眼睛发青，说话没劲，四肢无力。医生过来给我量血压，结果我不得而知，只听她量完后自己深深地叹了口气“哎!”过了一会儿，干警、医生、看守所领导都过来了，劝我吃点东西，我说决不可能。于是他们把我架到医务室，强行绑在了十字架上，手脚都不能动，一边绑，我一边对他们说：“过去在电影、电视中见过这种刑具，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给我用上了。要绑上你们就永远别再把我放开!”看守所指导员说：“你威胁我们。”我说：“这不是威胁，我说到做到。”绑上以后，医生开始找血管，要给我输液，可是手上、胳膊上，脚上找了足有十多分钟，也没找到合适的血管，听那医生说，血管都瘪了。又把我从十字架上解开，放到床上，由劳动号几位男犯人按住我的手脚，医生又重新找血管，找了半天，终于从手上输了进去。从上午十点半直到下午三点钟，就这样我一直被犯人按着手脚输了三瓶液。在输液过程中，听有人问医生：还要准备灌食呀？医生说：待会儿先谈判，不行就灌。我说：死都不怕还怕灌食。到了第三瓶快输完的时候，干警突然进来对医生说不输了。医生马上给我拔掉，两个犯人架着我，出了医务室，来到办公室门外，我们厂工会主席和居委会主任已等候在这里。一见到我，工会主席惊讶地问：你怎么成这样了？我说：“派出所非法抓人，看守所非法关押，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绝食抗议，已经整整五天没吃没喝了。”看守所把我的东西给了我，我说还有100块钱呢!一会儿会计把钱拿了出来，说：给你80，扣20元的输液钱。我说，我没让你们输，你们强行把我按在床上输液还要钱，哪有这个道理？就不去接，旁边的人说，给她放包里。就这样我由厂领导顺利接回了家。 回家后，身体奇迹般地很快恢复了正常，第三天，我又去了派出所，找到所长，问他要我的自行车。他问：“你的自行车交给谁了？”我说：“谁抓我我就交给谁了，当时抓我的人都知道，自行车就在旁边，我从家到那几十里地，我不可能走着去。”所长说：“那还有准儿？你们去北京不还走着去吗？那你到第三警区挂个失，报个案，我们给查一查，看有没有拣到的。”我知道：自行车很可能找不回来，但我认为，必须去找他们。因为我们在时时处处，大事小事上都应体现出一身正气。 就这样，在别人看来，当地法轮功重要人物，不知刑期的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又一次突破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不是别人说了算的，只要你把心放下，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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