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1年5月17日】亚洲华尔街日报2001年5月14日刊登国际评论，全文如下：上周的财富论坛对香港的自治权是一个测验，而这个特别行政区却没有及格。当中国主席江XX到来时，特首董建华力图使江免于尴尬，而不是保障和平的抗议者表达他们观点的权利。
香港政府坚持它拘留和驱逐100多名法轮功精神运动的成员只是依法行事。但这个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的说辞反而使这些驱逐行为与香港以前对民权和法治的尊重形成更加鲜明的对比。
目前为止，当地政府能够挑出来的最好借口是新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所称的“某些不受欢迎的人”通常被禁止进入香港，但他说没有一个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等等是由于与法轮功有关而遭禁止入境。这是公然的假话。那些被驱逐人士的证词显示出，当局在根据该团体海外修炼者的一个黑名单行事，我们认为他们的证词是可信的。
曾先生应该知道，赘述合法并不意味可以任意地驱逐根据协定允许无需签证进入香港的外国国民。作为当地政府首要公仆，他才新官上任几个星期，就有了一个恶劣的开始。
驱逐事件发生在自1997年英国把该地区交还给中国以来香港最大的保安行动中。这让人难以理解，因为法轮功不但在香港合法，而且他没有暴力抗议的历史。如同在该团体被禁的大陆一样，追随者们只不过进行了几个公开抗议，抗议中他们平静地双盘打坐。然而香港保安部门紧紧地围住当地法轮功学员以阻止该团体利用江的到来公开抗议(江XX)对无数人的监禁和约200名大陆追随者的虐杀。
香港居民习惯于海外朋友询问从1997年移交以来特区有什么变化。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人可能说没有多大变化。这不再是对的了。该特区宪法--基本法，保证以前享有的公民自由在“一国两制”政策下50年不变。其目的是在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下保持香港的生活方式。达到这个目标的难度现在变得明显了。
早有迹象表明董先生从未完全致力于这一目标。从他上任的初期，他的政府表现出好象是无论什么时候北京愿意，其宪法都可重新协商。它出卖了香港司法的独立性，抛弃了该地区最后保留的直选立法机构并且附和大陆的声音，定义什么类型的新闻可以发表，从而不明示地怂恿了新闻的自我检查制度。它曾企图压制为政府所不喜的公共观点的学术研究。对落入中国安全部门魔爪的香港学术界和商业界人士的帮助微乎其微。而且它认为要不可避免地制定一个反颠覆法，使政府能够宣布法轮功为非法。充耳不闻外部世界的反对声音。
(华尔街日报的)这些专栏一直以来都在赞扬香港致力于开放市场以及维持清廉、有效政府的努力。华尔街日报继承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年鉴连续七年把香港评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列举了它的自由贸易政策，低税率和强调法治。但是他们也断言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腐蚀预示不利于未来经济自由的扩大。
担忧基本权利受到破坏的人权和民运组织试图使董先生及其部属负起责任来，然而他们的问题是不同的，而且呼声越来越起反作用。在野党民主党作为一个有效的倡议者已经在派别内斗中垮下来。其他有影响的声音注重于为形势做辩解。他们辩论说，香港的领导人精明地在公民自由底线及北京容忍极限之内的夹缝中运作。
一个引起忧虑的问题是这个下滑的坡是否会导致制定反颠覆法。先例是中国1997年刑法中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其定义范围之广以致于实质上可以任意定罪。不能保证在北京的控制下香港的立法官员能够定出不同的法律。无怪乎当地的罗马天主教教区警告说，大陆国安法的概念如何会被用来使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和平行为)，因而该教区为法轮功的权利强烈辩护。
如果香港坚持变得极其象中国，那么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当然应该注意。在年度人权报告中把香港和中国归到一起就是一个开始。非政府人权组织可以重新把监督重点放在香港的宗教自由上。不这样做就等于告诉董先生的政府外部世界接受它对法轮功这样的精神团体的恫吓。
如果董先生的政府愿意考虑这些忧虑，它就能够不再将北京现在所用的“以法治国”与香港回归后应保持的西方普通法体系的完整、独立的“法治”混淆起来。而且它可以迅速依法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权委员会，专门调查和调解投诉，监视国际条约的实施以及在合适的情况下推荐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周论坛的最后一天，董先生揭开特区的新图标及其标语，“亚洲的世界城市”，这表明他想让香港“起到伦敦在欧洲，纽约在北美、南美起到的同样作用。”为了恢复香港达到这样一个高远目标所需要的信誉，花费的代价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