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1年12月9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丈夫下岗在姐姐家开游戏机室，我息工两年也长期住在姐姐家中。1999年7月19日下午得知当权者要陷害法轮功的消息后，当天下午4点半钟和本地区的功友一起纷纷赶到市政府证实大法。这天，从各地来上访的功友整齐地坐在公路两旁，等待政府官员与我们和平谈话。谁知等来的却是大量公安武警对我们的围攻、驱赶。晚上11点多，警察派来十几辆大客车强行拉拽部分功友上车，转载到不知名的地方弃于途中。半夜1点左右，又把数千名功友分别送到本市各个地方非法关押起来，当时我被送到一中学内。他们强迫我填表，说出单位和住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才放人。当我走出校门时，一名男公安又叫我再次填表说我是辅导员，其实我不是。
2000年4月23日下午，我和母亲乘火车到北京上访，4月25日这天广场上到处都是公安、便衣、警车。上午9点半，我们在广场上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公安打倒在地，并强行拉上警车。一路上我不停地向窗外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下车后，母亲没向公安说出姓名被送到另一个地方非法关押。中午11点，我被带到北京公安处，和一名四川口音的功友铐在一起，我的一本手抄《洪吟》也被抢去撕了。12点又被带到驻京办事处，由我单位的领导带回厂保卫科，后又被派出所审讯12小时，并在看守所行政拘留15天。在那里和八个同修关在一起，其中两位现已被非法判刑。
释放后，我来到姐姐家中，有一天下午，我们那里的公安逼我去派出所，并非法审讯我6小时，理由是有人举报我拿大法资料翻印。
7月9日下午6点，片警把我骗到派出所，结果被派出所关了一整夜，其原因是怕我再次到北京上访。第二天上午8点，市公安局张局长、分局张局长、科长朱启强、派出所所长卫文伟、指导员黄冶等十几名公安又非法审讯我十几小时。每次审讯都恶毒攻击大法和老师，并拍桌打椅地骂我、恐吓我，污蔑和诽谤我的家人和亲友。当晚11点，黄承基和另一个公安把我送到一看（第一看守所）拘留。在路上，黄对我污言秽语，不让我抬头，我一抬头，他就打。到了第七天，分局张局长和派出所卫所长带着一个不知名的男记者（瘦高个，30多岁，1米75左右）给我录像。第八天晚上8点左右，在电视台34频道“新闻直通车”栏目中播出，说我不再炼法轮功了。其实是电视台工作人员给我配音，以此蒙骗广大群众和功友。第二次非法提审时公安告诉我家已抄，书和炼功磁带被拿走。第三次提审是分局孟科长和片警黄某带我丈夫和我见面，要我丈夫帮他们，逼我骂老师、交大法书、揭发同修，我拒绝。两个公安无半点收获，提审记录白纸一张。
在劳教所里，卫干部（女）说我没交150元钱（钱已交），不给任何日用品。犯人强迫我洗厕所、栽赃同修（李书琴、方琼玲）偷洗衣粉，被我拒绝。不论天晴还是下雨，这39个夜晚，我们都睡在门外露天厕所旁边最脏的地上。每个星期黄干部（女）带着武警和男犯人抄一次监。那个情景回忆起来都很可怕，和流氓土匪没什么两样。每次抄完后，黄干部要我们脱光全身衣服进行检查。有一次省公安厅要来检查生活情况，广播里传出通知，让我们对检查干部说每星期都吃了一次肉，如果不配合，“就没有好果子吃”。
8月19日下午4点半，黄某要我丈夫交生活费800元。我丈夫不配合邪恶拒交。黄代交600元，其余200元写欠条补交。这天下午放我回家的干部不停地吼我：“你如果回家还因炼功来这儿，我对你不客气。”到派出所后，黄要我在拘留证上签名。当我问他拘留39天为何只写15天时，他无言以对，又叫一个不知名的公安威胁我。过了一会儿黄又把纸、笔、还有印油放在我面前气急败坏地叫起来：“今天，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还说我是“高压电”不怕打，我不但没签字，还问他要抄家被拿去的大法书籍。
释放后，我和丈夫不愿连累姐姐家人，9月初，就开了一个糕点店，并请了一位女同修帮我做事。在这期间派出所、区政府、办事处、居委会多次来店里找我。有一次黄某和张芬等人要我到办事处开“座谈会”，我坚决不配合，只好关门三天。
“自焚”播出后，我已猜出是邪恶之徒又要加大力度陷害法轮功及师父，于是正月十三便停止营业，和姐姐一起到亲戚家弘法和证实大法（亲戚现已得法）。正月十六晚上7点，我随姐姐来到仓埠，一进门，姐夫告诉我，公安黄某今天来过，我知道事情严重，住在姐姐家里一直没露面。没过两天公安再次来姐姐家问姐夫要人，随后又找我父母交人，还到我女儿的学校威胁我女儿追问我的下落。因无半点收获，他们怕我再次上访，要求厂里有关单位再一次到北京去找。期间我丈夫经受了公安、区政府、办事处、居委会、以及单位的无理骚扰，不是敲门就是电话。无奈之下，来到大弟家。女儿也不回家。正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在姐夫家给功友放真相CD，不小心被公安童XX和所长方XX碰到，强行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审讯。打手们逼我们在门外站着吹冷风，一掌把我推到臭水沟旁边闻臭。当晚9点几个同修被释放，接着公安又去抓姐姐（已不在家）。家中25寸TCL王牌彩电和步步高影碟机被他们抢走，并连续抄家三次。晚上11点半，公安局长等四人把我带到派出所洗脑班。这里关着12位同修，他们都没回家过年。有的被非法关押已长达一年。我和同屋被关的三位功友商量，一定要冲出这三道牢门。半夜2点，我们顺利脱险。其中一位因回家拿车费被丈夫跟踪，第二天送回洗脑班，我和另外两位功友当晚得到功友的帮助，走小路离开。当地公安挨家挨户询问我们的行踪。无奈，又经功友和好心人的多次转移才幸免被困。等风平浪静后，我被丈夫的三哥接到他家，其余两位同修由功友转入其它安全的地方。一天早晨4点多钟，丈夫的小弟骑摩托把我从三哥家带走。我想：在家没走出来的功友是领略不到这种四海为家的滋味的。
2001年4月上旬，由于种种原因，我和丈夫回到了久别的家，当地公安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全家不再炼功。他们又到学校找我女儿，女儿软硬不吃。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我的生活费从去年7月起一直压着没发，经过许多周折到今年9月7日才发。
4月下旬，公安发现有传单。黄冶、张芬等人突然来抄我家，并把我强行带到党校进行封闭式洗脑，主要由“610”办公室徐主任、分局朱科长负责。在那里整天有人监视，不准我们互相说话，先后有十几个干部给我们洗脑，还重复播放犹大的录像给我们看。
五月初的一天，市公安局发现有很多传单，他们说是我和我女儿发的，要祝老师搜查我女儿住的床铺和书桌。市公安局极其邪恶，我母亲年近70被他们拘留三次，还多次到我家把母亲带走。
8月17日我带着小外甥（新学员）来到凤凰镇，特地看望曾经保护过我的同修们。一位从洗脑班出来的男功友告诉我：在我们走出洗脑班的当晚处分了一名公安。第二天早上找人重新做门窗。尽管如此功友们都纷纷走出了洗脑班。现在我们那儿的洗脑班彻底崩溃。他们看到我们那儿的功友都纷纷走出了洗脑班，劳教所不得不释放了关在洗脑班里的四十多位功友，以免日后不好向上级交差。
当晚7点，我来到姐姐处，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姐姐。姐姐在外流浪两个月，使一位有缘人得法。在劳教所里误入歧途的功友回来后都很快醒悟过来，痛悔不已，并一起到北京上访，被公安抓回后又被分别非法判刑。在中国邪恶还在继续，我和许多功友一样被监视。我表侄的舅舅在第二次上访被公安打死。公安为了封锁消息，连其家人都被软禁，亲友的电话也被做了手脚，至今死因不明。
以上是我两年来被迫害的遭遇。在中国，居然没有法律可言。好人被抓、被打、被拘留，有的被活活打死。无论对错强制服从。整个国家搞起一言堂，不容你上访，不容你讲清真象，不容你有任何辩护。
然而法轮大法是一部高深大法，并非江泽民等邪恶当权者所说的干涉政治。我们也不讲政治，不搞政治，没有政治可言。做为大法弟子和受益者，所说的，所做的，只是在告诉世人这是正法，让广大人民群众看清真象，明白“真善忍”法理。历史的警钟长鸣，一个腐败、邪恶的独裁者终会被淘汰。封了人民的嘴，改不了人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