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0年6月18日】 XX区人民检察院：你们好！
我叫XXX，女，71岁，研究员，离休干部。
我曾患有多种疾病，自1995年初修炼法轮大法后，至今近5年半没吃一粒药，走路一身轻。思想境界也有提高，从人生困惑中得到解脱，注重道德。我是大法的受益者。
去年10月25日晚，从电视中听到江泽民主席说法轮功是邪教时，心里十分难过。27日晚，又听到广播人民日报的有关批判文章，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了，应该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由于没有别的门路，只好上访。
10月28日清晨，我一人乘车去府右街的两办信访接待站。到前门换车时，想顺便看看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时就被一民警拦住，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的，他就说你别走了。随后又拦住4人。不一会警车开过来，把我们押上了车。起先，把我们拉到天安门派出所，又拉到丰台，集中关在丰台区的棒球场，傍晚才把我们一批人押到丰台派出所和看守所。经过两次审讯、笔录后，把我关进18号监室。一间小监室关了30人，我进去后只能挨着人站着。一位同修从“炕”沿边站起来让我坐下，（12名刑事嫌疑犯全都睡下了），我们就这样坐一会又站一会地熬过了一夜。我26个小时没吃没喝。
预审时，问我犯法没犯法，我说我没有犯法，回答一句是修炼法轮功的犯什么法？后一次提审时，我说昨晚给我的处罚裁决书上写着拘留是因我“扰乱社会秩序”，这不符合事实。结果给改写为“非法修炼法轮功”。11月3日晚上“提前”放我回家，单位来车接我。到家后，一位所领导当即和我谈话，要求我承诺不再外出上访。我说我不承诺，因上访目的没达到。所里就派人看着我（为我早日回家所领导作了不少努力，他们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11月7日凌晨5点多，我带了点衣物迅速离家再次上访。我先到府右街北口找信访接待站，直到上午9点才在陶然亭附近找到。走进接待站后，不料他们说，练法轮功的到那边去。我说我是找你们的，不是找公安局的。这时一名警察大声把我叫过去。登记、问话后，把我关在房里。约11点，派出所和我单位来人把我带回东高地派出所，进行了审问和笔录。到晚上7点左右，又把我送进了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登记处买了床棉被和褥子，作长期准备。谁知第二天进行了审问和“滚大板”后，到晚上又突然把我放了。释放前，一名干警把我领到办公室，拿出一张悔过书要我签字。因我的眼镜被收走了，请他念一下。当他念到“法轮功是邪教组织”时，我就说你不用往下念了，把我送回监室吧，我不签字。他听了，就当着来接我的我所两位处长的面，气急败坏地把我臭骂了一顿，最后还是把我送出来了。
我回家后，单位对我进行了批判和处罚，每月扣去部分离休费（扣700余元）。
上月底，一位所领导通知我，说：“考虑到你们这几个月没有违法行为，经所领导讨论，决定从下月起恢复你的离休费。”他的话促使我进一步明白了：光口头解释、忍受还不够，还是应该进行法律申诉，让大家都分清是非。
事实上，第一，定“法轮功是邪教”没有什么法律依据，更不符合事实；第二，我走出上访，善意地向信访接待站反映事实情况的行为完全符合《宪法》的有关规定，而公安部门才真是执法犯法。主要情节为：
1．公安部门因我以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份上访（甚至只在天安门广场走一走）就抓我、拘留我，而且没有人民检察院和法院的相应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三十七和四十一条的规定；
2．在拘留期间，把我和吸毒者、妓女、小偷等人关在一起，还要取指纹，拍照犯人式的头像，个别警察还肆意辱骂我----违反了《宪法》第三十八条；
3．拘留我时没有出示拘留证，放回时没有发给释放证明----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六十五条。
至于我们单位给予的行政处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中明确规定：“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可是我所的领导认定，只要是被公安机关拘留了的就是违反了法律，就应该受到处罚。这也是公安机关非法拘留我们所带来的后果。
《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而且“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现在我向检察院呈送这份申诉书，请求你们在法律上给予我帮助。请你们调查、核实我的有关情况，对我的上诉问题做出明确判断。我希望检察院：
1．确认我的上访行为是合法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2．确认公安部门两次拘留我都是非法的，并督促公安部门承认这个事实，发给相应的证明文件；
3．与我们单位取得联系，促使我所领导明辨是非，改变态度和处理方法，恢复我们的名誉。
如果你们需要向我了解情况，我将尽力提供有关信息。请检察院受理我的申诉，及时给以解决，给出回音。
此致
敬礼
申诉人 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