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0年1月21日】 一、我们因到北京中级法院旁听公审而被关进精神病院 据消息说，十二月三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公开审判原法轮大法研究会人员，允许旁听。十二月三日早晨，我们先后到达中级人民法院门口，要求旁听。后来又听有人说当天不审判。于是我们便准备离开回家。正在这时，就在我们所走的那条马路前后都有了警察把守，不由分说把我们装进了一辆公共汽车。我们和几百名各地大法弟子被拉到了石景山体育场。
经过审问，我们被房山公安局接到了房山看守所。在房山公安局预审科，我们几个人都以“扰乱社会秩序”罪，给予行政拘留10天或15天的处罚。按理，我们可以在12月13日或12月18日被释放出来，可就在第四天，即12月6日上午，警察把我们从看守所提出来，在没做任何交代的情况下，就让我们上了一辆大客车。在糊里糊涂和心中一片猜测中，我们被拉到“周口店精神病院接待站”的大门口，下了车，把我们关进了一所就象监狱设施的精神病病房。紧接着医院院长把大家招集在一起交代说为什么把你们关在这里呢？是国家面临澳门回归和元旦庆祝，害怕你们这些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因为这里的设施和监狱差不多，你们别想跑出去。这时我们才明白我们为什么被关进了这里。
这里的一切设施非常简陋，一张床，一床薄被，两个碗和一双筷子，除此多一件东西都没有。没有任何生活日用品，洗漱用具，更谈不上换洗衣服和洗澡。晚上，工作人员就象对待精神病人一样反复查夜，灯一次次地开，人一次次地数，查夜人的脚步声整夜不绝于耳。我们住的房间就挨着卡拉OK厅，每天晚上，在震耳欲聋的歌声中苦熬大半夜，很难入睡。
每天，我们早晚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几根咸菜，中午也只不过多了半碗米饭和一点少得可怜的熬白菜，几乎人人都吃不饱。
进了这个门已有四十天，再也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真的与世隔绝。我们不是囚犯，也不是病人。其实我们只不过是炼了法轮功，是道德高尚的、高境界的修炼人，竟遭到如此非法的不公正对待，我们不禁要问：人间正义何在？人权何在？
7名学员签名（略） 2000/1/15
二、我是怎样被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的
我叫许见光，四十一岁了。1999年12月6日，我在外边忙工作很晚才回家，到家后邻居告诉我说：“你爱人被片警和大队管治安的叫走了，说是给办学习班。”我到大队找人，大队人告诉我说因为炼法轮功，怕她们上访，等澳门回归，过了元旦，再交八佰元钱就放回来，这也不是咱一村的事，城关地区炼法轮功的都聚在一起办学习班。
我赶紧回家，到张文龙家看看他家的情况。到那一看，空空的大院子，几间房子都黑着，只有一个窗户亮着灯，我走进一看，就两个小女孩，大的十四岁，上初二，正在做饭，小的十二岁，小学六年级。孩子含着眼泪跟我说：“我爸爸因炼法轮功被抓了，我妈也不知哪去了？”当时我非常难过，我也是学大法的，我有义务把同修的孩子照看起来。于是我把两个孩子领到我家。第二天我就把工作放下了在家照顾这四个孩子（因为我也有俩孩子），为的是给孩子做饭，让他们能上学。
晚上8点，片警到我家说，让我和我们村的一个同修一起到派出所去，我俩跟着片警坐上车到了派出所。那个同修的家属也随后赶到了。片警说要把我们两个关起来，那个同修的家属害怕，就跟片警说了好多好话，片警这才说：“你们两个先回去，明天早上八点到派出所来，让大队干部和家属保你们就可以回家。”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们和村长，还有同修的家属到了派出所。片警说那个同修，你先写“以后脱离法轮功，和某某某断绝关系，以后保证不炼了。”那个同修由于家里压力太大，孩子明年要中考，如果不写保证，孩子就不准中考，那同修含着眼泪写了保证，村长和他的家属也写了保证，这样他可以走了。“许见光你也这样写。”我当时眼泪都我流下来，我怎么能和比我父亲还亲的师父断绝关系呢？这么好的功法，教人向善做一个更好的人的功法，我怎么能不炼了呢？我立刻告诉片警说：“我保证不了，我就得炼。”片警看态度坚定，就改了口气说：“你也得为你两个孩子想想，别耽误孩子的前程，你要坚持炼下去孩子，不准考大学，也不准参军，不准入党，工作也不好找。”我说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我就得炼。片警生气地说：“好，我给你找个地方让你炼，到时候说不炼了再放你。”就这样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现在被关押四十多天了。
在这里我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准出去，就呆在精神病病房里。有护士监管着。四十多天中，出去过两次，由护士看管到院子里扫雪。每天早晚一个馒头，后来还给一碗粥，中午一个馒头，半碗米饭，很少的一点菜，谁都吃不饱。
我不知我犯了什么法，把我关押在精神病医院里。一个正常的人被关到精神病医院里，要知道精神上得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吗？现在也不知道我心目中尊敬的地方政府官员们，还要把我们在精神病医院关押多久？（2000/1/16）
三、夫妻被强送精神病院，孩子在家被停电受精神威胁
我是北京市房山区饶乐府村民苏秀荣，45岁。就在12月1日那天早上，我和我丈夫吃早饭，有几个伙伴到我家去看我，不一会，大队的治保到我家去了，一看我家有人，说：“你们都是炼法轮功的吧？”就把人名记下来了，说不叫她们到我家去后来人就走了。到了晚上，城关派出所到我家，说叫我夫妻俩到派出所说几句话，我们就去了。到了派出所，就把我们送到了房山拘留所，说拘留我们15天。到了第6天的时候，就把我们送到北京市房山周口店精神病医院。到了精神病医院后，院长说：“派出所把你们关到这，叫我们看着你们，等澳门回归就放你们。”
我们也不是精神病人却被关到精神病院里，人身自由被剥夺，受着犯人的待遇，每顿就给我们一点点饭吃。我们已经默默地承受了40多天。他们把我们关到精神病院，即没有手续，又没有证据。至今不闻不问。
把我夫妻俩关到精神病院，也给我们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对一个18岁和13岁不成年的孩子实行压力，把电给停了，至今一个月了，还说要把我们的孩子也送到精神病院，对不成年的孩子进行精神摧残。我的大女儿现在也把工作辞了，不能上班，要在家里照顾她的小弟弟妹妹。我们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不成年的孩子精神受到了不能承受的压力。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并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和生活环境？
还有一个饶乐府的村民，叫刘树新，她是在她小叔子家住着，也把她从她小叔子家接出，送到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住了20多天，家里知道了，把她从精神病院接出去，到家后她丈夫又打又骂，家庭的不和，给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请上级领导给我们一个公道。
就因为我们学了法轮功，把我们送到了精神病院，我们都是在做好人，我们自从学了法轮功，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人心向善，学法轮功有什么不好？
四、学员被骗入病房，家中老少皆遭殃
我叫苏凤侠，女，52岁。是房山区城关镇洪寺村四公司一村民。在洪寺村金属制品厂上班，负责主管会计工作。
1、他们骗我进了精神病医院，囚禁至今已有40天有余，仍无消息如何处理。
事情经过是这样：在1999年12月6日上午，我到厂上班后，我准备要去税务所和邮局（因有邮寄申报）交纳“税务申报”，先去了洪寺四公司书记办公室，找到公司会计张新颖，约她一同去报税。此时四公司书记孙福见我后说：“你来的正好，一会咱们说点事。”我和公司会计张新颖同时说：“我们准备去税务所报税呢。”书记孙福说：“下午再去。”而后，又被通知来了刘玉香和宋振兰（都是法轮功学员）。孙福双说：“都来了，咱们到大队去一趟，有点事说，一会儿就回来。”我们三人就这样被公司书记孙福带到大队，进门一看，有派出所的片警张秀林、村长孟庆森都在场，还有五、六个治安联防人员同时在场，还有叫李万风、陈书玲的两个法轮功学员在我们之前先到了。片警张秀林说：“孟村长先说说吧。”村长孟庆森教训说我们炼法轮功是非法的，如何如何。
正说话间，有人报告说：“车来了。”他们都围着我们说“走吧，上车吧！”我还问：“上哪儿呀？”片警说：“别问了，上车吧！别问了，上车吧！”当时我想：“我们只不过炼了法轮功，为了得到一个好的身体，也没干过不好的事，更没有干过违反国家法律的事，而且处处都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怕什么呢？”所以这样被他们围着轰上了车，车一直开进了房山精神病医院。我们下车后，又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病房里，一直到今天已有40多天了。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交待，没有任何手续，我们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纯属非法囚禁侵犯人权，我在这里饭吃不饱，菜也只给一点点，病房里没有洗澡间，我们没洗过一次澡，完全是犯人的待遇。
2、他们摧残我家年迈老人、年幼孩童身心而不顾
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可是他们已经丧失了这些好的民族传统。
我的家庭情况很不好，全家共四口人，丈夫谢印德，62岁，是个残疾人，因为脊椎强直，双胯关节强直，行走不便，在村建筑队分院看大门，每月工资300元。他上班时间长，夜间长期值班，白天是上一天，休息一天，因行走不便，所以只能在白天休息时才能早八点回家，晚上天黑之前又要上班，家里的活很多他都不能干，照管老人、孩子主要靠我。我本人52岁，金属制品厂会计，月工资300元。婆母，90岁，因年迈腿脚不好，走路要拄双拐，吃、喝、洗、漱全靠儿女服侍。
我们兄弟三家分月轮班服侍老人，兄弟三家我们行大，所以老人一直在我家的两间房内住，两弟弟家离我家较远，老人夜间有事就靠我来管，而且这个99年12月就是我们的班。12月6日，我被他们骗走，老人根本不知道，当天中午就没人管她饭吃，听说，我被骗走后，她老人天天在哭泣，我们妯娌三人，就有两个（另一个宋振兰）同时被囚禁在这里，年迈体弱的婆母怎么承受？她怎能不见人就哭呢？
女儿谢红，周岁11岁，洪寺小学五年级三班学生，年幼生活不能自理，更不会照顾年迈的奶奶，幸有好心的乡亲，他们看不了这痛心的一幕幕，把孩子接到他们家里，照管她生活起居，使她还能去学校上学。孩子病了，是他们带孩子去看病，一次夜间肚子疼，也是这些好心的人，带着她去医院看病，我炼法轮功只不过为了有一个好的身体，为什么他们这样摧残我们家老小？
3、我在金属制品厂上班，负责主管会计工作，现在国家会计有会计法、税务有税务法。金属制品厂是洪寺村四公司集体企业单位，是洪寺村四公司集体的财产。12月6日，我准备去交税务申报，公司领导在知道我准备去交税务申报的情况下，还骗我说：“下午再去。”结果至今40多天还没回去，每年12月20日，会计要搞年终核算，有消息说，我们厂长要求领导把我放回去结帐，他们没有放，会计的一切手续全在我这里，做为一个领导，怎么连集体财产全不顾呢？
4、他们骗人还要骗钱
在我们被骗出来后的十几天里，村里领导到我家中要钱，说我们要被关一个月，住了医院的房，睡了医院的床，吃了医院的饭，要交食宿费1000元，老实的乡下人就无条件的交给了他们1000元，没有留下任何收据。元旦过后，听说村里领导又去家里要，说：还要交纳1000元保证金。听说家里没有钱，还没交。
苏凤侠 2000年1月
五、我突然被便衣从家中强行带走
我是城关南街一名普通法轮功学员，今年50岁。12月6月上午9点左右，村治保主任马连忠来到我家说让去大队，片警秦刚和我谈话，当时我刚洗完头发，还没干，只穿一件薄毛衣，天气很冷，我想，一会儿就回来，没多穿衣服，没带钱，没任何准备，去了大队，那片警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将近中午突然来了几个穿便衣的男人，要强行拉我上车。
我问：“我已经说过了不去北京了，你们为什么还抓我？”
片警说：“你说不去北京，我不放心。”
我说：“你们警察面对的应该是坏人，大队最清楚，李洪志老师说让我们做好人，我们曾经给灾区捐献钱，自己拿钱，义务为大家修路，是堂堂正正的好人。
片警说：“有人上北京了，你就吃了他们的瓜落。”
只穿着单薄衣服，身无分文的我，就这样不由分说被强行拖上了车，当时家里没一个人在家，没人知道我的下落，村治保跟着一起，把我们当犯人押送到周口店精神病院，家中也不通知。他们封锁了消息，不准人知道我们囚禁何处，我们每顿一个馒头，半勺菜，受着犯人待遇。从12月6日至1月16日，失去自由的我们已被非法拘禁41天，仍继续被无止尽的监禁着。
因家中孩子、丈夫没人管，丈夫已经提出离婚。好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拆散。我不知身犯何罪，竟受到这样无端迫害？
杨淑芳2000/1/16
六、我被单位领导、村长和片警骗入医院
我叫宋振兰，今年48岁是房山区洪寺四公司村民。99年12月6日我公司领导刘振生到我家，叫我到公司说几句话，当时我正在洗头，洗完了就去了。到那以后另外两个法轮功修炼者苏凤霞、刘玉香也分别到了。然后公司书记孙富把我们三个人送到大队，交给村长孟庆森就回去了。然后村长和片警张某分别和我们说了几句话，当时我说我还有事，村长孟庆森说下午再去，我说和人家说好了在上午，可是一直没让我走。一会就来了一个大客车，不由分说就让我们几个上去了。当时我家里还有孩子睡觉，我把门也锁上了，只好把钥匙交给别人。当时也不知道把我们带到哪去，身上也没带钱、没带衣服。下车以后才知道是周口店精神病医院，我们又没有犯法，不知什么原因把我们监禁到这里，一关就是一个多月。家里还有一个90多岁的婆婆需要由我们弟兄三个照顾，其中我们妯娌两个都被监禁在精神病医院。到这以后院长和我们说等澳门回归、过了元旦就让我们回去。可是一直到现在已经1月15日了，也没放我们回去，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把我们非法拘禁在这里，人身失去自由，家人不能照顾，使我们身心都受到摧残。我希望能给我们一个公正合理的说法。
另外，除非法拘禁我们的同时，公安局还通过大队向我们家属勒索现金，名为伙食费或抵压金等，我爱人无奈，只好向他们交了一千元人民币。
宋振兰 200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