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上访，要求政府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前，李艳就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劲了。当时晨炼时，她经常听到同修说起全国很多地方的炼功点都被警察和便衣骚扰，有的是一群警察在人们炼功时就在旁边看着，有的开始登记学员的名字，还有的地方用洒水车对付一群闭着眼睛炼功的学员。

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李艳来说，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并不陌生，当初中共历次发起政治运动之前几乎都是这样的。但是从另一方面，她又不能相信真的会有几十年前的政治运动那样的血雨腥风在等待着他们这些炼功人。“毕竟是九十年代末了，社会方方面面都和几十年前不同了”，她想。

四月二十五日：抓人消息传来 决定上访

四月二十五日清晨，李艳和往常一样来到炼功点准备炼上两个小时功。炼功音乐还没响起，就看到一个同修急匆匆地骑着车过来了，他告诉了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大意是：前几日天津的法轮功学员上访，被警察抓了，当地法轮功学员去要人时，他们说这是“上面”的命令，要放人你们找中央去。因此一些学员要去中央反映情况，希望放人，如果谁愿意去的话，可以去国务院的信访办。说完他又匆忙骑车而去。

炼功点上十几个人听了后，大家议论纷纷，大家都有些吃惊，但是也不觉得很意外，因为之前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了前一时间全国各地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事情，现在天津事件升级了，大部份学员都觉得应该去中央反映情况。李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天能抓天津的学员，明天就能抓北京的学员，就能抓我；炼法轮功做好人都被抓了，这不对啊，这肯定是中央领导不了解情况，我也得去反映情况。

和当时很多法轮功学员一样，她相信政府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才抓人的，她认为，如果通过法轮功学员上访反映情况让国家领导了解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话，他们一定会为民做主的。

带着这种对政府的信任，李艳和几个同修商量好，当天早上一起搭上另外一名同修的车，走上了去上访的路。这一天是星期日，但是事情紧急，大家也就顾不得是不是工作日了，而且平时大家还都要上班，也就只有周末有时间。

事后李艳得知，当时炼功点的学员中，有人因为害怕，有人因为家里有其它事情而没有去。“炼功本来就是自愿的，上访当然也都是自愿的”，李艳说。

一整天的等待

大概早上八、九点钟，李艳他们到了北海南门，也就是中南海的后面，他们只知道信访办就在这附近，但是具体在哪里不知道。不过他们发现，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看到有很多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他们直觉认为这些都是和他们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马路边有很多神情高度紧张的警察，当他们向路旁的警察询问上访办在哪里时，他们的判断得到了证实，警察告诉他们：跟着人流走就到了。

走了一小会儿，眼看着人越来越多，人流往前移动的速度越来越慢，马路两边站满了警察和便衣，警察指挥着说：“行了，就站这里就行了，前面就是信访办了。”李艳他们再也走不过去了，就在原地等着。因为人很多，有法轮功学员自动出来维持秩序，让大家站在路边，不要堵住交通，同时还给路边的行人留出行走的通道。

李艳不知道有多少人来了，她只看到马路边站了好几排，远远地望不到头，警察们指挥着让人群怎么站。到后来大家站累了，有人就坐了下来。又有法轮功学员提出，不要让国家领导误以为我们在静坐抗议，不要给中央领导添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变成了体力好的年轻人在前面站成一排，后面的人可以坐着休息，站着的人累了就被后面的人换下来。

人很多，可是大家都很安静，虽然互相不认识，但人们都自觉地互相照顾。没有人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同寻常，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修“真、善、忍”的，也知道旁边的这些不认识的人也都是将“真、善、忍”当作生活准则的，那当然都会为他人着想。大家都没有把垃圾扔到地上，每个人都自己找东西把垃圾收起来了，后来有人看到这个情景，就拿着垃圾袋走来走去收垃圾。这么多人却没有阻塞交通，秩序井然，安静平和。以致原本如临大敌的警察们都无事可做，他们三五成群地闲聊着。李艳还亲眼看到有学员把警察扔到地上的烟头都捡起来了。

李艳从周围的人那里了解到，很多学员是北京本地人，也有一些人是从外地坐飞机过来的，还有一些人是前一天坐了一夜长途汽车风尘仆仆赶来的，一夜没有休息好。李艳看到，在旁边小胡同的门廊下，一些人靠着墙边就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

一直等到晚上天都黑了的时候，从前面传过消息来，说朱镕基接见了几名学员，事情解决了，天津那边已经放人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人们有些犹豫，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是真的，所以都还没有散去。直到看到前面的人已经开始往回走了，听说信访办前面的人都已经往回撤了，大家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的，都很高兴。李艳想：你看，中央领导一旦了解了情况，马上就放人了。

李艳又搭学员的车回去，因为车上还有空座，他们一边开一边找路边往回走的年纪大的人来搭车，这样车子里又搭上了其他不认识的学员。“因为大家彼此之间都知道对方是好人，所以也根本不需要戒备，能帮到的当然就帮了”，李艳说。

不是围攻，是上访

第二天星期一，李艳和往常一样去上班，一切如常，她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没有想到，之后的形势越来越恶化。当她在电视里看到，中共将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大上访定性为“围攻中南海”时，她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们当时都是听警察的指挥，让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围’是警察指挥出来的。而且我们只是平静地在那里站着等消息，哪里来的‘攻’呢？”她说。

一九九九年的四·二五大上访已经过去十三年了，这期间，李艳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精神以及肉体上的压力和迫害。她也逐渐了解到，四·二五事件的起因不那么简单，从天津抓人事件开始，就有中共内部一些希望利用迫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的人在故意激化矛盾。之后虽然全国各地的大批法轮功学员不断和平上访向各级政府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但是迫害还是不断升级，这根本就不是李艳当初认为的“政府不了解情况”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历史将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两年前，李艳离开中国，来到欧洲这片自由的土地，回顾十三年前的那次和平大上访，她说：“当时我是带着一个单纯的想法去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将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十三年前的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大上访的抹黑，就是对法轮功迫害的前奏。而在这场迫害中，每个人的良心都在被铐问，每个人都得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中共将四分之一的国力投入到了迫害法轮功里，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死结。”李艳确信：“历史一定会对一九九九年的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