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谎言抹黑宣传下，一些人误认为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是所谓的“围攻”，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其实，“四•二五”和平上访的起因正是由于中共的“文革余毒”在背后不断搞事而引起的。

“改革开放”以后，“文革余毒”在中共内部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苏联垮台后，踏着“六四”鲜血刚当上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认为“阶级斗争”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

“文革余毒”的一个特点是通过整人捞取政治资本，于是就要去搞事，要把事情搞的越大越好，从中好捞取政治资本，从而能够升官。

法轮功从一九九二年五月公开传出来后不久，因为讲“真善忍”，祛病健身功效好，所以传播很快，炼法轮功的人数快速增长，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中共警察里有一部份人是专门搞“阶级斗争”的，以前叫“政保”（公安一局/处/一科等），后来改为“国保”，虽然叫法不同，但是性质是一样的。这些文革余毒，他们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及其动向。一九九四年，警察就在法轮功里卧底，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不妥的地方。

随着炼法轮功的人数进一步增加，中共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革余毒开始出动攻击法轮功。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想挑起事端捞取政治资本，指使《光明日报》用文革式的语言诋毁法轮功是“宣扬迷信”。“宣扬迷信”是文革术语，是一顶非常可怕的政治帽子。由于几十万封的群众来信澄清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后来不了了之。中宣部还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

罗干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得到甜头，捞取了政治资本升为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他深知要想再往上爬，就需要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需要别人的鲜血来铺垫。一九九七年初，罗干指使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即政保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用先定罪，后找证据的文革斗争的手法，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结果一条罪名也没有收集到。

虽然公安政保部门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一些地方的警察开始对法轮功炼功群众进行骚扰。许多人用群众来信的方式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于是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在北京、广州等地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这事本来这时就应该结束了，但是罗干和背后想通过搞事而捞取政治资本的一伙人显然不甘心。于是，罗干的连襟何祚庥跳了出来。何祚庥不学无术，是个文革思维很重的文革余毒。他原来在宣传部里工作，号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研究物理。后来他打着科学的名义，招摇撞骗，其实是个科学痞子，积极充当中共在科教领域里的政治打手。

一九九八年五月，何祚庥对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的一个记者造谣，说炼法轮功导致精神病。经过北京法轮功学员澄清事实，北京电视台在了解真相后决定制作关于法轮功学员户外炼功的新闻以挽回错误宣传的影响。当时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指示，今后北京市的媒体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骗言论，对气功仍旧执行中央“三不”的政策。

在无法继续在北京刊登诬蔑法轮功的文章的情况下，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用谎言攻击法轮功，甚至还暗示炼法轮功会导致亡国。

面对何祚庥毫无事实依据的严重诬陷，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双方和平理性的会谈即将结束，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四月二十三日天津市突然出动了三百多名防暴警察，驱散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也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抓人是北京的命令，要想解决问题，得去北京反映情况。

据海外媒体报道指出，罗干是此次抓人行动的直接指挥者，他要搞事，并且想把事情搞大，从而可以捞取政治资本。

四月二十五日，北京和附近的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抱着对政府的信任，自发地去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在当时总理朱镕基的干预下，天津警察放了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自行散去，回家。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得到了和平解决。

然而，四月二十五日当晚，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模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给政治局全体人员写了一封信，把和平上访上升到政治问题。这封信随后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作为通知内部印发，为不久的迫害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