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零零二年，我被非法关进佳木斯市看守所。那年十月，我接到了佳木斯市前进区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三年的判决书。自此我在监狱度过了恶梦般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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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我出生在黑龙江佳木斯市，是家里唯一的女儿。我原本身体还健康，但到十八岁时，在学校的一次运动会上，突然晕倒了，生平第一次住进了医院。我亲身体验到了人生病的滋味，也感到人生无常的惶恐。从那时起，只知道快快乐乐过日子的我一下子变得沉默了。
九七年四月份，我在佳木斯市职业技能鉴定所工作。一天，一位来我单位办事的人静静的坐在那里。我看了他一眼，继续我的工作。我第一次感到怎么有这样安静的人，好象办公室里没有这个人存在一样。不记得我找了个什么话题和他谈起话来，他说他在修炼法轮功。那一刻 法轮功这三个字好像一下就印在我的头脑里一样。我问他有书没有？能借给我看一下吗？他没舍得给我书，只把他手抄的书拿来给我看。我用了近半个月才看完。当时的想法是：这个功太好了，人就应该这样活着，人人都来学法轮功就好了。我急切的去寻找炼功点。五月份我成了附近公园里法轮功炼功人中的一员。
那时的日子过的真幸福啊，白天工作，晚饭后按时去同修家读书，交流。在那里不论谁说出自己做的再不好的事情，没有人会嘲笑你，只为你能坦荡的找到不足从而改过而高兴。没有名利的争夺，没有虚荣的攀比，人人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对照、归正自己。人人活的轻松，走起路来都轻飘飘的。直到九九年七月，恐怖的七月到来。
上访办成了抓人办
九九年七月，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开始铺天盖地的镇压，这阵势给我二十四岁年轻的生命蒙上了浓重的阴影。那年十月，我到北京“两办”的信访办上访，还没到门口就被路边一群男男女女围住了。他们穷凶极恶的大声问：你是哪的？我一下蒙了，随即一个女人上来拽下我的包就翻，我急了：“你们凭什么翻我包？”那个女人抬手给了我一个大耳光，我就大声喊起来：“你有什么权力打人，我要找警察。”这时真来了一个警察。把那群人拉开，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是来上访的，他就叫人把我送进信访办去。
信访办那已经有一些人了。进去就让我登记哪里来的，然后就叫我和那些人一起站着。头一次上访，叫站就站着吧，还以为问问为什么上访就可以走了。可是一会来的却是佳木斯市驻京办事处的一个男司机还有两个女的，把我带到了办事处。到那里一看，那么多人被关在一个屋子里，还有坐地上的。后来我和一些大法学员被向阳区公安分局的李军劫持回佳木斯。他们用手铐把我们一个个人连在一起，我们十几个人坐在三个铺位上。到了佳木斯市被拉到向阳分局。当时的国保队队长崔荣利（后来遭恶报死了）和一个局长竟然直接给我填了批捕票子对我刑事拘留，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
那时真是年轻啊！怎么也想不通：“上访办”不就是让人上访的吗？怎么上访还要被抓呀？还要关进看守所？那看守所一个小屋里就装了二、三十人，吃喝拉撒睡全在一起，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盐水汤，炼功还要被看守所的管教用电棍电，还被戴脚镣。那五十八斤的脚镣可是给死刑犯戴的呀，可现在却戴在一个只是想要炼炼功的弱小女子身上！这一关就是一百多天。后来劳教所从家人那里勒索了五千元所谓“保释金”才把我放回家。
恶梦般的三年
二零零零年夏天，大概是六月末吧，我刚结婚，就和丈夫到一个同修家做客。不一会，向阳分局桥南派出所一个穿便衣的警察来了，说我们是在“串联”，又叫来了三、四个人把我们三个带到了桥南派出所，然后又把我们送到看守所。我和同修绝食抗议，但还是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虽然有了去北京那次经历，但我仍无法理解，怎么到朋友家串个门就犯法了？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一个同修走在中山街二二四医院附近，想要把写有“还大法清白”的条幅挂到路边的树上，却正好被一辆中山派出所的巡逻车里的警察看到了。
我和同修被带到派出所。然后有人通知了前进分局。半夜，前进分局的三、四个警察去非法抄了我的家，拿走了一些条幅，把我送到看守所。那时我刚结婚半年多。
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妈妈、爸爸在痛苦的煎熬中好容易等待到十五天，可我却被前进分局下了刑事拘留的票子。在被非法抓捕六天后，我丈夫在家被前进分局的王化民非法抓捕。前进区公安分局以王化民为首的几个人把我提到分局非法审问。他们把我锁在铁椅子上，恐吓、威胁、侮辱，要我说出谁给我的资料，还用手猛向后拽我的头发，松手时地上落下一绺绺头发，踢我的腿，还下流的把大法书塞到我正坐着的椅子上，让我往上坐，又拿师父的法像放地上让我踩……
过了几天，把我拉市公安局旁边的一个招待所里非法审问。第二次在市局提外审时，陈永德、陈万友、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姓邱的、高东旭、刘通等九个人车轮式轮番审问我，不让我睡觉，姓邱的还让人把我摁着“开飞机”，还在后面猛打我的背部……。
 酷刑演示：开飞机 |
一次两个警察轮班看着我，一个人累的睡着了，另一个看守我，不让我闭眼睛。
那时天还很冷，我走过去，给那个睡着的盖上了衣服，那个看我的沉默了一会说：“这个好人，你做到了。”这样一直熬了我将近三天三夜，又把我送回看守所。
过了大约半个月，陈永德、高东旭还有两个人把我带到医院检查身体。我的母亲也跟着，想来那个时候妈妈一定非常希望我能查出患有“严重病”吧。可结果是我身体并没有检查出任何不好的症状。当他们从新把我带上车要送回看守所时，妈妈默默的站在那儿无声的流着眼泪，那样无助、无望、空洞的眼神，呆呆的站在那里……
接下来三个多月，我没见到妈妈，妈妈也没来给我存衣服。后来我回来时才知道，在那一次妈妈看着我被送回看守所后，住在大连的外婆病重，妈妈急急的赶去照顾外婆去了。一个多月后，妈妈放心不下我，又急急的赶回来，可就在她回来不久，就接到了姥姥去世的消息。妈妈到公安局要给我办保外，去送送外婆，但没办成。妈妈又怀着母亲去世的悲伤和见不到女儿的痛苦匆匆赶去大连。
六月份我接到了所谓的“起诉书”。我是佳木斯市第一次因为信仰法轮功而接到起诉书的大法弟子。我跟一个看守的警察说，他不相信。其他的警察说了这是真的，他才用一种简直不可思议的眼神看了看我，没说话。
十月份在前进法院非法开庭。当时亲属只有刚刚失去母亲的妈妈泪流不止的出现在旁观席上。此外就是一些便衣，和市局的几个警察。法院外，法院里，法警、警察、便衣、法官，戒备森严，神情紧张，只为了站在中间被告席上的一个弱女子。
我自己为自己辩护。我的眼睛一个一个看过他们，我承认我的信仰，我为我的信仰可以放弃一切，我知道我的未来是光明的，你们哪，你们的未来又将是什么哪？迫害呀，真正被迫害的是你们自己呀！我在心里默默的想着。
在等待审判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又没见到妈妈。原来，外公又因病去世了。妈妈又赶去了大连。我那多么坚强的母亲呀，在半年的时间里，接连送走了自己的双亲，又面临着女儿被判刑的残酷现实，在三千里的遥远路途中来回奔波！
十月份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刑三年。判决书上打印着：审判长：佟毅，审判员：李树权，助理审判员：王力，书记员：李兆民。这一个个名字，将为这荒唐的判决负责。其后我上诉到中院，又被驳回维持原判。理由很简单：你说炼就判，说不炼就放。
二零零二年我被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人说监狱是人间地狱，真是形容的恰当，一道门， 走进去就如阴阳相隔一样，里面阴森森的。刚到那，所有的行李，全都被仔仔细细的搜查，还要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光，还要蹲一蹲，凡是她们怀疑能藏经文的东西都要没收。在集训队里，每两个刑事犯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一边一个，不许跟人说话，不许闭眼睛，不许有纸笔。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坐在小板凳上。
两个月后我被分到九监区。监区长是杨华。在监区里，是每四个刑事犯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一天二十四小时监控，并随时向干事汇报，还要写日记，连几点几分吃饭、上厕所、跟谁说了什么都要写上。还美其名曰“五人联保”互相监督。
刚到那里第二天，杨华要我和一起分去的郭美松背监规，因为我俩都不背，她就打我俩几个耳光，踢了几脚，把我俩送进了小号。小号是个没有窗户，阴暗潮湿的五、六平米的小屋，有一个木板铺，有一道铁栅栏门，还有一道厚厚的黑铁门，上面只有一个只能看到两只眼睛的小方洞。铺上有两个钉在地上的圆环，恶警把我手背到后面，拿手铐穿过圆环，再铐在两个手上，人就只能坐在原地，动不了。只有上厕所、吃饭的时候给松开，然后再铐上。晚上睡觉只能侧身把胳膊压在下面勉强躺下，一会胳膊麻了再转到另一侧，时候久了手和胳膊控的又肿又痛，动一动，手腕被手铐卡的更紧更痛。除了自己穿的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晚上板铺又凉又潮，冻的睡不着。一直关了二十二天，出来时，我的左脚被铺板冰的走路一瘸一瘸的，郭美松的手腕、胳膊抬不起来了，上床都很难。
恶警杨华又逼我罚站两天到后半夜，逼我们八个不肯“转化”的大法弟子天天白天走队列，晚上蹲着到九点，等其他的人都睡了才让我们休息。那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天寒地冻，屋檐下的冰结的象桶一样粗，恶警逼我们八个大法弟子在外面走，不许戴帽子和手套。三个多月呀！当我不再配合邪恶的迫害，不走队列，不参加所谓“学习”时，就又把我送进了小号，还要把他们认为穿的多的衣服扒走。我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后来在我同意吃饭的情况下把我放出了小号。
刚结束了小号折磨，恶警又换了手段。当时监狱要求每个监区每年要向监狱交多少万元的钱，还要每个狱警到外面给监狱拉活给犯人干，给监狱赚钱。于是杨华等拉来了织麻布的活，就是修补麻布上的疵点，修的是齐齐哈尔市某亚麻厂的布，还有哈尔滨市周边一些小亚麻厂的布，还有挑牙签等活，让所有人干，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半出工干 到晚上九点、十点，甚至不干完定量不收工，疯狂的榨取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劳动价值，为监狱赚钱。
二零零三年，杨华调到三监区，郑杰来九监区当监区长。一个大法学员因为进办公室没喊报告，就被关入小号折磨。于是全监区的大法学员不约而同的同时停止干活，要求放回那个同修。可是郑杰非但没放，还把我们所有人都赶到外面阴冷的地方冻了一下午。当时其它监区的大法学员几乎都已经停工了。于是郑杰就把我们都放到宿舍里，罚坐在大理石地上。吃饭只给半个馒头，不喊“报告”、不承认是犯人就不准接见，还对家属撒谎说我们不想见他们，还指使犯人对我们进行折磨、刁难，对他们认为看管我们不力的刑事犯进行打骂，不给减刑分，蓄意制造刑事犯与法轮功学员的矛盾，以达到让刑事犯加重迫害我们大法学员的目的。
给每个人干活的定量又极大，让你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就是有意延长干活时间。有一次竟然三天二宿都不收工，就在车间里干活，饭都抬到车间吃，在这样紧张、压抑的气氛中有一个刑事犯自杀，未遂，郑杰就被调走了，换了彦玉华来当监区长。此人极其伪善，手段更阴毒，曾多次将九监区的大法学员送到其它地方毒打、折磨，不许我们接见，不许写信，家里来信也不给我们，利用刑事犯人迫害我们，坏事做绝。为了逼大法学员“转化”而得到奖金，杨华、郑杰、彦玉华，还有那些干事们，真是一个赛过一个的坏。真的是地狱的小鬼转世才能干得了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就连她们的笑声听起来都象是鬼哭狼嚎一样。
对大法学员的迫害还有灌食、绑、打、罚蹲、罚站、用电棍电、剪阴阳头侮辱、不许睡觉等等，各种各样的迫害形式还有很多很多。在明慧网上有关的报道全部属实，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耳听到的残酷迫害。
二零零四年我回到家。九监区监区长彦玉华因为没达到“转化”我的目的，就一再给佳木斯“六一零办公室”打电话要求他们去接我，而“六一零”又指使我单位主管单位佳木斯市劳动局去接我。
爸爸妈妈原打算晚上坐火车去，第二天早上到，直接接我回家。但迫于“六一零”和单位的压力，只能跟随单位派出的监察科的宋科长与司机开车在前一天到达哈尔滨。然而当晚，爸爸妈妈在旅馆门前等单位两个人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一个三轮车直冲过来，把妈妈撞倒在地，爸爸急忙想去拉开那个三轮车，那个三轮车不但不停，开的更快了，爸爸也要被拽倒了，只能松手。妈妈躺地上，头上流着血，爸爸打110报警，打120找救护车。两个小时后警察才出现，只登个记就完事了，把妈妈送到医院。
妈妈耳朵后面被撞个大口子，缝了十几针，头部有瘀血。医生要开颅动手术，爸爸没同意，要保守治疗。第二天，我走出监狱，只看到单位的两个人。他们直接把我拉到医院，交给我爸爸，他们就打算回去了。因为当天就是大年三十。
妈妈看到我很高兴，一个劲的说她没事，就想要回家过个团圆年。爸爸就跟单位的宋科长说了，要一起回去，但他们不同意，怕路上出危险不想带我们一起走。爸爸就说了，是你们非要跟我们来接的，现在出事了，你们也得把我们一起带回去。他们两个没办法才同意带我们一起走。路上，妈妈就躺在后座上，头枕着我的腿，闭着眼睛。我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司机的表情很紧张，我告诉他，我们一定会安全到家的，妈妈不会有任何问题，尽管放心快开。一直到市区了，司机才放松下来。一路上，宋科长一直给六一零打电话通知我的情况，汇报到哪里了。车直接开到了中心医院，哥哥和弟弟已经等在那里，直接把妈妈送去检查拍片子。我坐在大厅里等着出检查结果，我旁边第三个位子上坐着便衣。大年三十晚上的医院冷冷清清的，大厅里只看到我们一家人……
迫害非法 请单位及早恢复我的工作
在我遭到迫害的几年里，“六一零”这个非法的盖世太保组织数次勒索我原主管单位佳木斯市劳动局，还曾勒索单位给它买电脑。
回家后，我曾到单位要求回去上班，但是劳动局局长周佳指使纪检委的张书记与我谈话，要求我写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的“保证”，并威胁我可以再将我送进去等等。
我在监狱遭受了那么众多的、残酷的迫害，为什么？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始终坚持我的崇高信仰，对宇宙大法——法轮大法的信仰。信仰自由，这是普世价值，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是非法的。我希望单位领导能早日认识这一点，不要再追随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并尽快恢复我的工作。
结束语
以上只是我的部分经历。这场浩劫给我与我的亲人带来太多太多身心的伤害，这些都是文字无法表达的。而我所遭遇的又是千千万万个大法学员已经或正在承受着的伤害。这个邪恶的中共，它操纵着它的黑手，不仅关押、迫害无辜的大法学员，还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赚取黑心钱。国际独立调查组已经发表调查报告证实：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实存在。
善良的人哪，当你听到这一切时，我真希望您能说一声：对法轮功的这邪恶的迫害应该立刻停止！我们不想从您哪里得到什么，能听到、看到您良知的觉醒，对善恶的明辨，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