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张培清自述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张培清，一九九九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年我虽然才五十岁，身体却已患有多种疾病。炼法轮功功不几天，我的身体康复了，各种药都不吃了。家人及左邻右舍，在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也都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大法。自然而然地，我家成了一个学法炼功点，学功的人越来越多，家里整天人不断。

被强制“洗脑”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当地不法人员把我视为“重点”人物。七月二十日之前，就有人总在我家门前转悠，一些辅导员遭绑架后，我就去北京上访，想去告诉中央的那些人，大法和师父是被冤枉的。但当火车开到省城哈尔滨时，我被绑架劫持到佳木斯市向阳分局。恶警崔荣利强迫我们看诽谤法轮大法的电视，快半夜了，才叫我家里人将我接回家。

从那以后，居委会主任乔淑芬开始不断在我家门外蹲坑。一九九九年冬天，中共桥南办事处针对法轮功学员搞了两期“洗脑班”，乔淑芬上我家来强迫我去“洗脑”。

在洗脑班，我就向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奇效，拒绝放弃修炼大法。之后，乔淑芬就强迫我去警区报到。到那里我仍然天天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神奇。

有一次法轮功学员代利霞去警区报到，上衣兜里装了一本法轮大法书，乔淑芬看见了，就跟着代利霞到了警区，唆使小警察去抢代利霞的书，警察们都不敢动，乔就自己动手抢。警察看她抢，他们才去把书抢走了。其实那些警察都知道法轮功真相，知道我们是好人。

上访遭绑架，勒索钱财

二零零零年中国传统新年的正月初十，我到北京信访办上访，没想到到了北京也没地方讲理。信访办门外全是便衣、坏人，三、四个膀大腰圆的人来绑架我，我就抱着一棵树不走，告诉他们说我哪里不去，我是来上访的。警察们哄骗我说，领我到能说话的地方。结果我被骗到佳木斯驻京办。

在驻京办，一个很小的屋里就关了三、四十人，都挤在一个破垫子上坐着。不但人太多了，而且男女都有，根本没有办法睡觉，有的只好坐着睡。我身上带的三、四百元钱被警察抢走了。

三天后，佳木斯桥南派出所工农玻璃厂警区姓张的片警和我单位（东风废品收购站）主任徐德明，将我从北京劫持回来。在火车上，我和一名法轮功学员被铐在一起。一到佳木斯市，我就被关进了佳木斯看守所四十天。回家后，听家人说向阳分局来勒索去了四千元，单位勒索了三千，共七千元，都没有给收据，也没有给任何凭据。从此，单位也常派人来我家搞所谓的“转化”，门外天天都有人看着，只要家里来人，他们就打电话报告，警区就派人来看来的是谁。

二零零零年七月份，我要回山东老家看父母，把买来的火车票放在桌子上。警区李姓片警到我家发现了这张车票，就给拿走了。我的父母和其他亲人正在等着我呢，我也去不了了。我等于被软禁，完全失去了人身的自由。

两次非法劳教，遭受多种酷刑折磨

为了反迫害，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真相，二零零零年十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就自己出去贴法轮功真相标语，结果被绑架。随即被非法劳教两年。

被关进劳教所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强迫“转化”。当时法理不清，我违心“转化”了。被非法关押了八个月后他们放我回了家。

在非法劳教期间，八十七岁的老父亲因为担心我的状况病情日渐恶化，不久去世，我却没能去给老父亲送终，家人告诉我父亲在临终前还喊着我的名字，因为他就我这一个女儿，最后硬是没能见我一面。

二零零二年，我和老伴回山东看望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过完春节，大女儿打电话给我说二女儿病了，情况严重，要我俩马上回来。回来后我和老伴就天天跑医院，护理女儿。第五天早，我刚要走，委员会主任乔淑芬领着警区一个小警察进了院，进屋后小警察就对乔说：你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忙呢。警察说这话的意思，是告诉我是乔打去电话叫他们来人的。乔在我家动手乱翻，发现录音机里有讲法带。他们就给桥南派处所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车警察非法抄家，一本书也没翻去，把我硬拉上车，我说我孩子还在医院里，病情严重，我得去上医院照顾她。他们根本不听，把我绑架到桥南派出所，之后，莫名其妙的又对我非法劳教两年！

酷刑演示：吊铐

我被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那天，血压高达二百毫米汞柱，我心里挂念着医院里的二女儿。非法劳教期间，一天，恶警李秀锦、刘亚东和孙丽敏等以有人举报我炼功为由，将我的两个胳膊伸开，分别铐在床边上，铐了我八天。他们还说：本应铐七天，因为你一直绝食，所以就铐你八天。恶警穆振娟、李秀锦、刘亚东和孙丽敏等，强迫我“转化”。我被强迫长期坐小板凳码坐，“装豆包”（一种酷刑折磨：受迫害的人被强迫码坐在小板凳上，让另一个人紧贴着坐在后面，用两腿顶着前面受迫害人的腰；被迫害者的身体两侧都有人紧靠着）。被暴力强制“转化”那天，我们先被强迫坐了二十个小时，再一个个给上大背铐进行折磨。我的手因大背铐受重伤，过了二、三年还没有完全恢复。

酷刑演示：大背铐

因我不写“周记实”，又被罚站。我非法劳教二年期满了，他们还不放我，不在他们编造的谎言上签字，恶警又给我加了三个多月刑期。加期后的日子到了，穆振娟、李秀锦、刘亚东和孙丽敏等七、八个女恶警把我压在桌子边上，强抓着我的右手签了字，我才获得自由。

回来后，孩子们怕我再次遭迫害，不让我在原来的房子住了，把房子卖掉，又在别的地方买了房子住下来。

二零零九年春，不知同修刘秀芳已被绑架，我与另一同修学员去她家看她，结果被在那蹲坑的警察也绑架到友谊路派处所。三天后才放我回家。过后友谊路派出所警察深更半夜闯入我孩子家，给孩子吓的够呛，精神造成很大的伤害，造成孩子一直心脏不太好。恶警他们常到两个孩子家里找我，也不断打电话找我。

二零一一年三月份，我的退休工资莫名其妙的突然被停发了。我失去了生活来源，这是我一生劳动所得，谁也无权没收。我多次到劳动局去问，那里的工作人员竟然对我说：你得到佳市公安局“六一零”、向阳公安分局“六一零”和派出所及社区开证明来，我们才能发给你。

为此我不停的奔波，直到十一月份，才从新领到本该属于我的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