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琴自述遭中共迫害经历

一、终于找到师父

我二十六岁时，身患多种疾病：肝炎、胃病、风湿病、长期头痛，特别是有一次在广州的一个夜总会喝了差不多一玻璃杯被人放了摇头丸（蓝精灵毒品）的红酒，当时就感到头痛，好象要爆炸。可是从那以后，我得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一发病就心跳加快，一分钟心跳一百四十次，呼吸困难，好象要窒息。听到迪斯科音乐也会发病，就要打电话“一二零”救护车抢救。从一个月一次抢救，发展到一个月二十五次抢救。

一九九七年九月，邻居告诉我：“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修真、善、忍，老师叫李洪志”。我一听李洪志老师教人修“真、善、忍”，心想这个老师了不起。就跟邻居马上学炼功动作。我看见邻居打坐双盘，我想还真有工夫呢。

由于当时我的脑子不好使，五套功法我只记全了第二套，其它的几套我记多少炼多少。三天后就能吃三碗米饭了，能下地了，好精神。邻居叫我去公园炼功点学功，我那天跑着去了公园，找到炼功点，我就在旁边跟着炼。看见有一个驼背阿婆坐着打坐，旁边放了一根拐杖。我哭了，心想人家那么老都好好的，我才二十几岁就得了绝症，好难过，好难过。

邻居就教我打坐，我很难记的住炼功动作。我连续去了一段时间，一天看见邻居拿了一本师父的《美国讲法》，他告诉我法轮图形，太极和卍字符。我一看都是我喜欢的，觉的太好了，我接过书快速的看，真神奇，真有佛、道、神，真是我一生追求寻找的长生不老的秘方。邻居说要回家了，要我把书还给他，我不肯，快速的看，最后，很不情愿把书还给了邻居。

后来，邻居到我家，带了几本师父的讲法书，我翻开书，看到师父的照片，我叫了起来：“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是师父，我见过。”邻居说：“你在哪里见过，我参加过师父的班，我才见过师父呢。”我说：“真的我见过，我一直在生活中找这个人，没有想到是师父，其实以前是天目看到的，当时是师父救了我。我从小天目就开着的。

我如饥似渴的看大法书，得法的心情无以言表，一生的疑问在书里找到了答案。我没有抱着治病的心学法，所以很快一身轻。找了一份工作，一边上班一边修炼，抄法、背法，真是感到从来没有的幸福，快乐！

二、为大法说句真心话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家人不理解，单位不理解，无形的压力使我感到透不过气来。看着师父被骂，大法被诬蔑，我心里很难过，知道师父和大法不是象电视上乱说的那样，我也要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一九九九年九月份，我在单位请了假第一次去北京，在广州火车站被抓，送到天河派出所。后来，几经被非法关入昌平收容所、重庆驻京办事处、白鹤林拘留所等。

三、在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恶人后来把我又送到了北京的那个转运站，在转运站一直给我打吊针，从转运站又送上去重庆的火车，派了两个武警，一个女医生，还有个男的，坐的软卧。到了重庆，把我送到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三大队非法关押，那是二零零零年的一月十三日。

在劳教所我不吃饭，严利平恶警叫两个劳教人员轮着背我到江北金子山精神病医院迫害我，在精神病医院强行打破坏神经系统的针药，把我捆绑在病床上，打针，以及肌肉注射针药，每天小便流在床上，湿透了全身。打针时，我就排斥它，反对它，但还是二十四小时处于昏迷状态，脑子里乱乱的，有外来信息严重干扰，我连《论语》都无法背下去，五套功法只记的第五套静功了，其余的想不起了。我在医院炼打坐，其它房间的精神病人看见了，就去告诉医生说：“她在炼法轮功”。医生就不许我炼，我感到好奇怪，其它房间的精神病人怎么知道我炼的是法轮功。医生强制我全面身体检查，打针，抽血，化验等。

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通知我哥哥到医院来看我，哥哥见到我就哭，医生就不准我哥哥再来看我。我在心里不停的求师父救我，不让邪恶的阴谋得逞，我不能死，否则邪恶会嫁祸于法轮功。茅家山女子劳教所的所长王某、队长李某、张某，还有一个中队长，到医院来要我“转化”不炼法轮功了，我当时回避了。一个星期后，他们把我又送到茅家山女子劳教所，要我付在精神病医院所用的医药费，我拒绝了。

在茅家山女子劳教所，一位同修给我《转法轮》看，我开始清醒。司法局的局长（陈光华），劳教所的王所长，李所长，许大队长，张队长，还有中队长等其他队长，都参与了对我的迫害，他们变着花样想从我身上打开缺口，诬蔑大法、。我拒绝邪恶的阴谋。因为炼功被铐过几次，邪恶还把我帐上的钱乱扣。

四、在歌乐山洗脑班遭受的迫害

一年九个月后，我从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出来，茅家山女子劳教所的恶警冒充我的朋友打电话去我广州的家，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妹妹不知道是诈，说出了我回家的车次，两天后，在重庆火车站被几个恶警抓回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又转到沙坪坝区歌乐山镇歌乐山旅馆（洗脑班）迫害，封闭式的关押，看污蔑大法的电视，书籍。由两个人在房间陪住，她们是所谓的帮教，协助恶人对大法学员强行转化，放弃修炼。

我不配合，撕掉污蔑大法的书、画，被送到沙坪坝区白鹤林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又送到歌乐山（洗脑班），邪恶变着花样让我们看打仗的电视，写所谓的“体会”。然后转看污蔑大法的书籍，写作业按邪恶的要求写。二年多的洗脑班封闭式的关押，我终于承受不住精神上的折磨，感到快崩溃了，甚至会疯了，在极痛苦下妥协了，那种生不生死不死的感受实在无法形容，当初那么坚定的去北京护法，连死都不怕，如今却向恶人妥协。

五、恶人的跟踪迫害

二零零四年，我回到广州，歌乐山镇专管迫害法轮功的胡姓主任打电话到我家，串通广州的警察到我家来又想非法抓捕我，我离开了家，恶人就派人跟踪。

二零零四年八月，从贵州回重庆的路上，恶人不停派人换人的跟踪，在一个半夜的一点多钟，我为了甩掉邪恶的跟踪，跑到了贵阳桐梓县的山上，山上的草比人还高，把我的脸和手臂全都划出血痕，到山上，我找了一棵树，在那里歇息，没想到恶人已到了身边。我一慌，向山上走，谁知道草太深，走不了，我就向山下走，没想到是二十多米高的悬崖，我就掉下来了。掉到盘旋山路的地上，我失去记忆大概几秒钟，这是哪？我怎么在这里？一下清醒过来，小本的《转法轮》书从怀里掉了出来，我想把他捡起来放回怀里，可是不行，我的右手腕全断了，只剩下皮连着，我不知道右腿盆骨粉碎性骨折，我想向前爬，一点都爬不动。

我左手拿着从山上一起掉下来的树枝晃晃，过往的车辆没有一个停下来，直到早上五点钟，我感到绝望了，对着天大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一连喊了五遍。我知道师父就在身边。忽然远处有一个人影，我大喊：“好心的人，善良的人，帮个忙。”那人听到喊声走了过来。我说：“昨天晚上，坏人追我，我从山上掉下来，请帮忙给我打个电话，我给钱给你，那人帮我打了电话，同修和司机赶来了，当地派出所的人也到了。我被送到贵阳桐梓县医院，恶人提前去医院打招呼，医生要求给我照片，把我的右大腿筋扳断了，当时痛的我惨叫，几乎感到痛死过去。照片出来结果是：右手腕断了，右腿盆骨粉碎性骨折，右大腿筋断。在医院医生把我的右手腕反接，血管破裂也不给我止血，用铁器秤砣给我做牵引，痛的我每个细胞每秒都在痛。

后来恶人要我在病历上签字承认自己是车祸造成的，我知道是邪恶的阴谋，坚决不签字。恶人又买通在医院照顾我的人，在我喝的水里放毒品，“照顾”我的大姐把水使劲往我嘴里倒，我被呛到脖子，衣服都湿了。我的心跳加速，呼吸困难，我知道刚才喝的是毒品。后来我哥哥和一个朋友赶来医院，几经周折，我回到重庆，打电话“一二零”救护车把我送到新桥医院。新桥医院的医生在不签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要给我动手术，我想只要去医院看过病的人都知道，动手术是要家属签字的。我和同修坚决不同意，决定和我哥哥商量第二天就出院，我哥哥发现他走到哪里，有人跟到哪里，同意我马上出院。

哥哥找了车把我送到农村，住在亲戚家，同修来看我，提醒我想办法炼功，我意念想自己整个身体跟以前一样是好的，还是以前炼功的姿势，十几天，我就能动一点了，我开始用左手扶右手抄法，很快写的字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一个月能走路了，两个月双盘打坐，身体一步步的好起来，直到恢复正常状态。

我离开农村，这些年中，我知道恶人在找我，每次都是师父保护，脱险。邪恶甚至连我的家人去办身份证，都被扣押，逼她们说出我的下落。我的爸爸也被威胁，要停发他的退休工资，我爸爸被迫交出亲属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