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秀亭，今年七十五岁，是山东栖霞大庆路学校退休教师。我性情刚强，做什么事都认真扎实，从不应付。教学期间，我的教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教师。然而我的身体却被累垮了，病魔缠身：严重的神经衰弱，糜烂性胃炎，心室早搏及供血不足，关节炎，坐骨神经痛多种疾病让我痛苦难熬，也让我付出了高额医疗费。
一九九七年六月，我喜得法轮大法，经过学法炼功，我享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可是，九九年七二零以江泽民为首的恶人操纵整个中共体系，对法轮功进行造谣陷害，迫害大法弟子。因为信仰法轮功，我被迫害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以下是十年来邪党对我的迫害经历。
第一次进京为法轮功鸣冤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到北京上访，一心想着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告诉他们我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情况。哪知道，到了北京，就被绑被关起来。我们几个上访的人被迫在水泥地上坐了一宿。第二天，栖霞公安局刘新正等三人用手铐把我及另两个上访人的手连在一起，押回栖霞，送进看守所关押。关押期间，看守所强制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每天做五百个沙罩。还要打好件（一百个一件），完不成晚上不让睡觉。由于岁数大，针引不上线，都是好心人帮我完成。一天晚上，干完活，我正在炼功，警察冲进屋把我拽到走廊，一个姓张的恶警拿电棍疯狂电我，从我的脖颈电到嘴唇，电得我身体失去平衡，站也站不稳。然后他们又把我双手铐在铁窗上，脚尖刚刚着地，以此来折磨我。第二天，我绝食抗议这种不公正待遇。教导员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我要炼功，我要回家吃饭！”晚上七点钟，他们叫我老伴把我接回家。（那时已被关押二十一天）。他们逼我们交押金，因晚上银行不办公，就把我们的存折押在公安局。第二天因我们要回存折未交押金，他们勒索不到钱，竟把我老伴关进拘留所十五天，过年前一天才放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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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二月的一天，为争取炼功环境，我们到原来的户外场地炼功，被警察疯狂抓捕。他们把我们绑架到派出所，我坐在地上炼功，一个五十多岁的恶警（大概姓盖）揪我的头发，掰我的手，还用脚踢我的腿，后来又抓住胳膊把我扔到走廊里。傍晚，我们被送至拘留所。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五、六个女警一齐上，对我又拖又拉又拽，她们把我拖进一间屋，按在一个长条沙发上，当时上衣都拽没了。一个武警两腿跨在我身上死死压住我，按住我的胳膊，强制给我灌食。当晚，我们两个被灌食的止不住的呕吐，第二天，我看到脸盆了吐的水都是褐色的血水。后来，我们都被关押迫害十五天才放回家。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这次回家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我带女儿去桃村访友，被当地警察绑架，送回县拘留所关押。我绝食抗议，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让访友？”他们毫不理会。后来我想不清是第几天，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把我弄到一间屋里，只记得一圈穿白衣的人把我围在中间，我说：“你们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为什么要迫害我们这些好人呢？”他们把我弄到一张小床上，要插管灌食，我不配合他们，食水从我的鼻孔流出来，他们一看不行，就把插管拔了出来。又把我单关在一小屋子里，由一个在押犯人看着我。我浑身无力，只觉得有人拽我的手，手背有扎针的感觉。到了晚上，我想：“我不要你们的东西，我要回家！”我飞快的拔出针头，扔在地上。这一次，我绝食六天被放回家。
随着邪党对法轮功打压的升级，挑动单位对大法弟子仇恨，把看管我作为政治任务压到单位。因此学校常派人到我家骚扰我。遇到所谓的敏感日，还把我抓到学校强制关押。
记得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前，把我绑架到单位非法关押三天，门窗紧闭，闷的人透不过气，晚上蚊子咬得根本无法入睡，就这样折腾三天，因我据理力争，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秋，我们几个人在大庄头讲清真相，揭露迫害，遭到恶警绑架。他们要强制搜身，我弯腰躲避，一个姓牟的恶警用脚踢我的眼角和脸，把我踢昏过去，醒来后我整个脸剧痛，眼睛睁不开。第二天我整个脸乌黑，眼睛肿得不离缝。六一零人员李增光只让我们按他的要求做笔录，对警察打人之事毫不追究。
再到北京为大法讨公道 遭绑架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到北京为大法讨公道，恶警把我从天安门城楼拖出来，经过院子拖到西厢房，对我拳打脚踢，因我喊“法轮大法好”，把我按在地上，捂住我的嘴，又拖进屋里打。下午，我被送进朝阳拘留所，一进所就扒光我们的衣服搜身，光天化日之下，无耻之徒强制我们赤身裸体的站着，搜遍我们的身体（主要是搜钱）。
在这里，我被无辜关押七天。被关押的人很多，晚上就睡在水泥地上，挤得无法翻身。在这七天里我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挨过脆皮胶棒，被罚过强制面壁（面壁站着，坐下就掐脚），被南北门开着用寒风冻过，还上过死人床。死人床是一种刑具，人被扒光衣服，躺在一块窄木板上，两臂被拉直，从大臂到手指紧紧胶在一根四棱棍上，两腿拉直，用绷带扎紧，向两边猛拉，固定在四棱板上，身体成为一个“十”字。恶人两次用死人床折磨我，折磨十五到二十个小时。
第八天早三、四点钟，我们几个人被全部从板上放下来，胶带绕着圈从胳膊上“噌噌”的拔下来，汗毛都粘在胶带上，象生生的拨了一层皮一样。约五点左右，我们被押出看守所，路两边站着端枪的士兵，象要赴刑场似的。我们被装在用蓬布密封的大卡车上，车行了一天，傍晚到了辽宁省葫芦岛市。在这里又换车将我们送押到绥中县看守所。
在绥中县看守所，我因不配合恶人的指使，两手被铐着吊起来，挂在空中，脚离地面约半尺。不知过了多久，我被迫害得浑身颤抖，越抖越厉害，他们只好放我下来，当时我脑子清醒，可就是说不出话来。第二天，他们从马三家找来邪悟者用歪理邪说迷惑我，我不接受，恶人无奈，不再管我了。大年将至，我挂念家中亲人，给家人打电话时，被他们监听。后来单位来人把我接回，派出所不收，当晚把我关在学校里。夜里，我乘看守睡了就堂堂正正的回家了。
被非法劳教 劳教所不收
二零零一年四月左右，大庆路学校校长祝庆平带着三四个人闯到我家敲门，我好言规劝他们回去，他们不听，他们疯狂的用大铁锤砸门，防盗门被砸开，里边的木门被砸烂，他们象强盗一样踢开我房间的门，三四个人把穿着内衣，光着脚的我抬下楼，我这样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就被他们粗暴的按进车里，差点上不来气。
在公安局的大院里，我隔着玻璃看见校长祝庆平和教育局政工科长李建成沉着脸蹲在那里正密谋着什么。接着就有六一零恶人李增光等强行送我至劳教所迫害。
由于被长时间的关押迫害，我身体极为虚弱，生了一身的疥疮，王村劳教所不肯收我。李增光不肯罢休，他们协商半小时后，李增光组织几个人压住我的头、臂、背，将我按在椅子上强行抽血，透视内脏时，他们几个人硬把我塞到机子里，我不配合，连续几次，他们才罢手。在这里，李增光带着两个青年女子亲自坐镇迫害我十八天，直到逼我做了不仁不义的背叛、撒谎、诽谤之事（写三书）才罢手。迫害十八天后还不让我回家，回来直接送洗脑班，逼着喝酒，逼着撒谎欺骗其他法轮功学员，做这“人”字不配的勾当。幸好我及时清醒，才没酿成更大过错。
邪恶的迫害不断升级，我被监视和跟踪，最后不得不流离失所。二零零一年年关到了，腊月二十五，我回家时发现有人跟踪，第二天早上，我在楼道里被刘新正等人绑架，送进了洗脑班。
大年三十，别人过年，我被拉到市医院灌食，牙齿被撬碎了好几处。这一次，我被关押迫害了两个月。由于长时间的关押迫害，不仅遭受肉体上的折磨，更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再次使我头脑不清，我又一次被逼做了不仁不义的背叛、撒谎、诽谤之事。我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那段日子一直受着痛苦的煎熬。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终于站在天安门广场，堂堂正正的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大法是冤枉的！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
中山馆的看门老头不明真相，恶意构陷，结果我被绑架到警车上，在车上，两个年轻恶人用鞋底，瓶子之类的猛砸我的头，后来我被送到天安门派出所关进铁笼子里，驻京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李增光认出了我。当晚我被锁在铁椅子上坐了一宿。
第二天我浑身难受，一个瘦瘦的女警拽着我的衣服，来回推拉，推到车上，后来，一个善良的女警帮我把扯开的衣扣扣上。李增光把我身上的收据要去，说送我回家，结果他们把我送到栖霞看守所关了四个多月才放出来。出来时国保大队唐功明骗我说到派出所拿户口，实际上是骗我去抄一份东西。当时我被迫害的手都拿不稳笔，抄的什么也全然不知。因在看守所被迫害的四个月里，我几乎不能吃饭，每天只能喝很少的稀饭，身体弱的走路都困难。现在想来那是一份撒谎的保证书。强制改变不了人心，那份东西不能算数，我郑重声明作废！
二零零三年，趁我老伴病危时，恶人李增光又拿一摞纸叫我签名，可能是为了用来做手脚迫害我。这是恶人惯用的伎俩，我不该配合他们，这里一并声明作废。
老伴在迫害中含冤去世
我老伴林儒钧，一身书生气，一辈子不争不斗，本本份份做人。他见我修大法受益匪浅，也走入了修炼。七二零后他两次被关拘留所迫害。在洗脑班被迫害一个月，心脏病发作，脸肿得不成样子，身体出现异常。我多次被迫害，他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二零零二年，因我受迫害，他双膝跪在国保大队长唐功明面前，含泪苦苦哀求放了我，都没动了恶人的心。那回恶人关了我两个月，他给我送了两个月的饭，支撑着我虚弱的身体。
几年的迫害，他精神屡受刺激，身体很快垮了下来，终于于二零零三年含冤离世。临终时他在遗书上写交代：在他目前的碑头上刻上一个“佛”字，碑前写法轮大法弟子之墓。临终时，他用极微弱的声音说：“法轮大法好”。他真正是被邪党迫害死的。
在江泽民“经济上截断”的邪恶指示下，单位停发了我的退休金。二零零四年，我老伴被迫害死以后，家里没有积蓄，为了我和女儿的生活，我到学校据理力争，牟校长还算有善心，为我的事请示教育局，直到上面松口，才给了我工资卡。我拿到卡一看，几年来卡上只剩五千元钱。几年来，我被无辜抢夺盗走的钱财大约有五至十万元，具体数目无法统计。因为他们都是暗箱操作，根本没有任何凭据。
在恶党的指使下，恶警多次抄我的家。最近一次是二零一零年五月的一天下午，城北派出所协同六一零恶警强行进入我家，象土匪进家一样，翻箱倒柜，使用一切手段搜刮掠夺。他们抢走我的地下室钥匙，又到地下室乱翻一气。我怕女儿乱花钱放在那里的二千元钱竟也被他们盗去。因我眼前的生活又没着落了，我与他们据理力争，他们才于第二天给送回四五百元钱。就这一次，他们抢劫我包括笔记本电脑等一万多元的财物。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次他们是在路上绑架我的女儿，因他们知道我女儿精神有问题，故意用暴力和恐吓吓唬她，把我女儿吓得精神失控。由于我屡次受迫害，女儿的精神屡次受刺激，精神问题越来越重，导致她经常发作，一发作就往死里打我。打得我不能回家，只好流落在外。可怜她无人照顾，生活无规律，把家弄得不成家，每月七八百生活费花不到头。这都是邪党害的。
我们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就因为信仰真善忍，讲真话做好人被迫害的家破人亡。恶党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迫害者遭不同程度的报应
六一零恶人李增光，年富力强，五十多岁死于胰腺癌。原大庆路校长祝庆平被反贪局拘留两次，据说判刑三年，用钱买了个监外执行。原教育局政工科长李建成才四十出头就被从领导职位上一撸到底。
当然，这些人也是受害者，真正的幕后凶手是中共恶党。其实当初他们可以选择的，就象那两个女警一样，行善的女警只会让人多一份敬重。善良的人们，选择的机会不多了，希望你们早日认清这一点，远离这个邪恶的组织，早日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