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沈铨先生，多年来在美国以向公众征签、向国会议员呼吁等方式，把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儿子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身亡、儿媳妊娠八个月被迫流产、遭注射不明针剂致残、并被非法判刑十二年等惨剧向公众曝光，并呼吁各界关注，帮助营救已经被非法关押九年多的儿媳罗芳。
 沈铨先生征集签名营救被迫害致残、被非法判刑十二年的儿媳妇罗芳 |
回顾爱子被害、儿媳遭难的经历，听闻者多有不忍。但是坚强的老人家还是给记者勾勒出了惨剧的梗概。
难过的年
沈铨老先生的小儿子沈立之，出生于沈阳，个头一米八，非常帅气，就读的是东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毕业后在一家汽车公司任工程师，待遇很高。也许是因为受父亲长期参与国外引进工程项目、拥有较好英语环境有关，沈立之特别喜欢学英语，其精通英语的水平之高，以至于后来他决定辞去令人羡慕的金饭碗，专职开班教托福。他跟东北工业大学合作，由该大学负责提供教室，沈立之负责教学。
由于“文革”期间受迫害，沈铨先生落下一身疾病。为了祛病健身，沈先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气功。有些功法确实有些健身效果，但是总也不够满意，所以他总是不断的寻找。只要是听说有好的功法，沈先生总是不愿错过。受父亲影响，沈立之在大学学习期间也开始练气功，经常把自己知道的功法介绍给父亲。
一九九八年沈铨老先生在美国探望大儿子期间学习了法轮功，认定找到了高德大法。几乎同一时期，儿子沈立之在国内也找到了法轮功。就这样，父子成了同修，开始了按照“真、善、忍”修炼的历程。遗憾的是，等到父子相见的时候，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开始了。
跟绝大多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在中共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诽谤、迫害法轮功之后，沈立之和罗芳这一对分别来自东北和西南的法轮功学员，也到北京上访。上访期间，两人相遇、相识、相知，喜结良缘。二零零零年底，由于在沈阳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沈立之与妻子去了四川省乐山市，定居在沙湾区，与成都一家大学合作，继续从事托福教学工作。
“孩子跟罗芳恋爱、结婚，我很满意。罗芳我接触不多，但是看的出，很能干。她也是一直在追求修炼，在修炼法轮功以前，跟我们父子一样，也是尝试过多种气功，最后找到了法轮功。”
“我在乐山时跟罗芳一起去成都送过一次法轮功真相资料，不曾想陷入便衣的陷阱。好在罗芳非常沉着、智慧，我们最终平安返回。”沈老先生欣慰又自豪。
二零零二年过年时，沈铨老夫妇来乐山跟儿子、媳妇团圆。二月一日这天，小俩口去成都办事，却一去不返。不用说，他们一定是被警察抓走了。没有人告诉他们儿子、儿媳被关在哪里，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儿子、儿媳犯了什么罪，就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当局完全不讲法律手续了。到公安局去找，警察说根本没有这两个人。人生地不熟的，沈铨老夫妇完全不知怎么办。万般无奈，老俩口离开了乐山。
成都看守所交出的死亡证明
被绑架之后，儿媳罗芳因为怀有身孕而在当年五月份获得释放，但是儿子仍然没有下落。后来沈铨把儿子的照片拿给迫害法轮功的成都市“六一零办公室”的警察，要求他们核查沈立之的下落。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得到了消息，说是找着了。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从沈阳赶到成都的沈铨老夫妇满怀希望，以为总可以见到儿子了。按照警察的要求，他们在成都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等着。突然进来一帮人，一个领头的自称这帮人对沈立之的事情负责。
“沈立之呢？”沈铨老先生疑惑地问道。“他一年前就死了。这是医院的证明。”那个领头的警察拿出几张纸，冷冷地说。“一年前就……”，沈铨僵在那里。沈夫人昏了过去。最终，老俩口见到的是儿子的骨灰盒。
“他们给我一个名单，说是处理无名氏后事人员的名单。他们把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害死后，说是无名氏。”
“病危通知书写的日期是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病情是‘全身衰竭、肝衰’；死亡通知是三月二十六日。”
 派出所出具的材料——沈立之的“病危通知书” |
 派出所出具的材料——沈立之的“死亡通知书” |
沈先生说：“但是没有人告诉我真实情况。”
根据这份“处理无名氏后事人员名单”，对沈立之的被害负直接责任的是：
副所长魏立新
医生李思明
检察官阚玉萍
检察官刘宇
市“六一零”办田新明（按照该人给沈铨先生的一份收条的亲笔签名，该人属成都市公安局一处，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姓名为田新民。）
市“六一零”办尹征
民警吴银汉
 派出所出具的材料——对沈立之被害致死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名单 |
据悉，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沈立之夫妇在成都坐七十五路公交车时，被成都营门口派出所警察绑架，借口俩人携带法轮功真相资料关入成都看守所，遭到成都六一零办公室警察田新明等人酷刑折磨，沈立之于三月三日下午在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死亡。
成都大学副教授被看守所活活勒死
与沈立之夫妇一样，成都大学五十二岁的副教授张川生，也在二零零二年过年前被成都恶警绑架，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就关押到成都市看守所，于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五日被恶警毒打后活活勒死，青羊区人民医院开的死亡通知书称“因病势沉重，医治无效”。
 张川生 |
张川生一九六零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一生多坎坷，晚年结婚，因身患多种疾病而走入法轮功修炼，炼功后迅速好转，不久痊愈。身为大学教授的他，被《转法轮》深深震撼，从此事事处处做到“真、善、忍”，抱着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态度，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受到同事、邻居、亲朋好友的一致称赞和尊重。
一九九九年七月法轮功被迫害后，张川生老师一直在家坚持修炼，从未出去过，只是凭着做人起码应有的善良和诚实，向因听信了中共媒体谎言后而误解法轮功的人说出了自己因炼法轮功而深受其益的实情。当地恶警以他“思想一直没有转化”为借口迫害他。
二零零二年过年前夕，张川生老师偕妻与六岁幼女回雅安老家过年。刚回雅安第二天，即大年三十，成都大学领导勾结成都驷马桥派出所追至雅安，说有事传讯，将他强行抓走，并说二十四小时之内放人。当时是下午四点过，张川生家人曾请求允许张川生吃了团年饭再走，被恶警恶语拒绝。随即将张川生刑拘，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
仅过了几天，即正月初四晚十一点钟，张的家人就接到驷马桥派出所通知“张川生因心脏病死于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张川生的死相令人触目惊心——脸青黑紫肿，脸边嘴角血痕斑斑，脖子上有二指宽青紫色深度勒痕！张的家人问及原因，恶警答曰：“他的手握成拳头，我们是为了扳开他的手，不是故意打他、勒死他。”随之，警察恐吓张的家人说：谁敢说出张川生的死因，他全家人都别想活了。警察只让家属看遗体头部，胸部以下和四肢都不让看。
成都看守所与医院合谋虐杀十多名法轮功学员
自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成都市“六一零”及公安部门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惨无人道的肉体虐杀和精神摧残，并在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已经改名为“青羊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了警戒区──4楼上楼左侧：22—60（房间号和床号），关押被折磨致命危的法轮功学员，由荷枪实弹的武警二十四小时站岗把守，严密封锁消息，通常不准法轮功学员家人探视。
青羊区这个所谓的“医院”不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而是迫于中共政治流氓集团的淫威之下，为了多拿奖金、升级，而昧着良心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该“医院”被虐杀。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家人甚至花上几千元钱，请律师，也只能在医院拿到几张简单的化验单而已，医院的一切治疗方法、抢救记录及相关病历根本不让家人看到。
除了张川生、沈立之，已知被成都市看守所与青羊区医院合谋虐杀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方显智、黄丽莎、胡红跃、顾传英、陈桂君、段世琼、邓建萍、赵忠玲、黄敏、周慧敏及一些没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
方显智，男，六十一岁，四川交通厅内河勘察设计院工程师，于二零零一年二月二日被迫害致死。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九日，方显智被东顺派出所抓至成都市看守所，遭到在寒冬天气赤体露天用冷水慢慢淋的酷刑，长达四十多分钟，并被抽打耳光。为抗议看守所的非人折磨，方显智开始绝食。绝食几天后，看守所警察对其进行了一次强行灌食。灌食后回牢房方显智开始呕吐、气紧。后来只有一口气时才被抬送医院，于二零零一年二月二日去世。
黄丽莎，女，生于一九六八年，峨眉山市龙池杨村铺煤矿人事科科员。黄丽莎因关节常痛，婚后孕葡萄胎，医院疑为癌症，经多方医治无效。一九九六年初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思想道德提高了，病神奇般地消失了，身体变结实了，脸色白里透红，大家见了说好象二十多岁的姑娘。二零零零年六月，黄丽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四川资中县楠木寺女子劳教所里受尽了折磨，夏天烈日高温下暴晒，恶警毒打。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黄丽莎被成都市青羊区苏坡派出所非法关押至成都看守所，因不报姓名，被称为法轮功2号，关在11－4组。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七日，黄丽莎死于在青羊区医院。当时看守所副大队长刘丽娟马上组织11－4组所有在押犯人做假证说“此人放了”。
 黄丽莎 |
胡红跃，女，四十五岁，系新都县油泵油嘴厂职工，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与张亚林一起在成都市内的公共汽车上被便衣警察绑架，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胡红跃与张亚林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强行野蛮灌食、灌药、输液。胡红跃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死于成都市青羊区医院，于十一月十九日被强行火化，亲属与单位均不让见遗体。张亚林当时被输注损害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
 胡红跃 |
顾传英，女，六十一岁，四川省成都市红光电子管厂高级工程师，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成都看守所迫害致死。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顾传英被建设路派出所经警察绑架到郫县的成都市看守所。顾传英绝食抗议一个多月，遭狱警强行灌食，并被折磨致全身疥疮，心力衰竭，并且流脓，全身浮肿，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看守所于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叫其家人接回，顾传英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不治死亡。
 顾传英 |
陈桂君，女，五十九岁，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退休工人，家住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政府街二十八号粮食局宿舍。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在青白江一所民房被绑架，关入成都市看守所，遭到狱警毒打。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初，看守所将被迫害致奄奄一息的陈桂君押至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抢救”，陈桂君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死亡，去世时只有五十来斤。
 陈桂君 |
段世琼，女，原重庆铁路分局客运段乘务员，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家是一位贤惠的妻子和慈祥的母亲，在工作中为广大旅客做了很多不留名、不计报酬的好人好事，深受单位同事和旅客的一致称赞。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段世琼在成都市看守所内被强行灌食致死，三十二岁。
 段世琼 |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段世琼被成都市金牛区法院秘密判刑七年。段世琼以绝食方式抵制迫害，遭到看守所恶警强制鼻饲灌食，野蛮摧残，致使全身多处器官功能衰竭，于八月十一日被送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外科13床所谓的“抢救”，遭受灌食和滥施药物迫害，体重降到了四十多斤，皮包骨头，昔日风华正茂的她，如今看上去却像六十多岁的老太婆。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晚上，也就是段世琼离开人世的当天晚上，是恶医傅涛值班。当段世琼痛苦万分，呻吟不止时，恶医不闻不问，直到十六日凌晨三时，段世琼含冤离世，傅涛才漫不经心走进病房，将段世琼的脸转向被铐在另一病床上的法轮功学员，冷酷地说：“过几天你也是这个下场”。
就在段世琼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公安局看守所长达一年之久直至被迫害致死，成都市看守所从未通知其家人。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段世琼丈夫单位突然通知前去办理后事，她丈夫王治海突闻噩耗，悲愤不已，见到皮包骨头、面若老妪的遗体，不敢认领，至今段世琼遗体下落不明。
邓建萍，女，四十岁，于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七日在成都火车北站附近租住的房子内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遭受残酷迫害，在她的生命出现危机之后，七月二十二日被押送到青羊区人民医院。八月十日，她的父母、兄长到医院探视，只见她骨瘦如柴，不能动弹，神智不清，而脚上还戴着几十斤重的脚镣，脚都被铐变了形。三伏暑天，还穿着一件她被绑架时穿的红色毛衣，臀部皮肤大面积溃烂，血肉模糊，屎尿也都拉在床上，喊她都无力答应。邓建萍于第二天（八月十一日）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死亡。
 邓建萍 |
赵忠玲，生于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原是成都市锦江电机厂职工，工作认真出色。九九年前，单位曾一个月发给她上万元的奖金作为鼓励。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只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江氏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零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金牛区检察院的人反复打电话找赵忠玲，要她去一趟。二十三日，赵忠玲骑着电瓶车去金牛区检察院，再也没有回家。赵忠玲绝食反迫害，后被非法关押到青羊区人民医院。零七年四月二日，赵忠玲带着虚弱的身体，被强制输液迫害。五月四日，赵忠玲的妹妹去看她，当时她已经说不出来话了，非常痛苦地比划了几下。零七年五月五日早上四点五十分，赵忠玲在青羊区人民医院被迫害致死。
 赵忠玲 |
黄敏，女，五十三岁，毕业于重庆大学，是成都市中小企业管理局（原：成都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副局长，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退休。黄敏修炼大法“真、善、忍”，曾遭多次迫害，在四川省女子劳教所受到十九个月的非人折磨。二零零七年六月中旬，青羊区法院电话通知家属，说被关在医院的黄敏被劳改六年；六月下旬，家属到青羊区法院要求看望黄敏，之后见到黄敏进食情况良好，体重有约一百斤；八月十五日，家属被电话告知黄敏于当日早晨七点三十死亡，遗体只有五十斤左右，表情极度痛苦，双眼微睁，整个口腔、牙齿和嘴角都是不明黄色物质一直蔓延到面部，并且散发很浓的药味，手指完全扭曲，紧紧地扣抓着，双手小臂上有几处像指印的瘀痕。遗体当日被逼火化。
 黄敏 |
周慧敏，女，四十五岁，户口所在地四川省简阳市简城镇正中街一百二十一附九号。先后六次被绑架，三次被关进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曾多次遭到各种酷刑折磨。二零零二年九月七日至十九日，在成都青羊区医院所受到酷刑迫害：每天晚上九点至早上九点，恶警用一副脚镣把周慧敏吊在床上，还用一副手铐铐在小腿上吊在床上，同时将另一只手铐在床架上，由武警和狱警同时轮班看守。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晚，周慧敏被成都圣灯派出所、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国保大队等恶警绑架至新津洗脑班，后又被非法转至成都看守所；二零零八年二月五日被转至成都市青羊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青羊区医院），三月十三日早上五点半被迫害致死。
何遗桂，女，六十七岁，成都市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退休高级工程师。她三十多岁就得高血压和多种慢性病，经多方治疗和练了多种气功，都无效，一九九六年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此后病痛消失，身心健康，脸色红润。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多次遭迫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日去玉林小学接外孙时，送给几个小学生真相护身符，被玉林派出所绑架至成都市看守所关押，几天后身体状况恶化，血压高达200，被送往青羊区社区医院，两星期后取保回家时，浑身发抖，一条腿都瘸了，走不动路，身体一直未恢复正常，于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含冤离世。
惨剧还在继续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在沈铨老先生拿到儿子骨灰盒的时候，儿媳并不在场。原来，罗芳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五日再次被非法抓走，饱受酷刑折磨后，被非法判刑十二年，关押在成都龙泉区的滨江女子监狱。而她腹中的胎儿，早在五个月前，也就是在妊娠八个月的时候，在警察的强力干预下，流产了。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为了迫使罗芳放弃修炼法轮功，成都市郫县看守所在酷刑折磨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竟然给罗芳注射一种不明针剂，导致三十几岁、风华正茂的罗芳下肢瘫痪，无法站立，只能用双手扶住两个小矮凳在地上挪动。
罗芳被关进四川省成都龙泉女子监狱十二监区三分队。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不能站立的罗芳被犯人背到滨江女子监狱（原川西女监）十二监区继续关押。刚入监时，罗芳拒绝报数，被恶警迫害：每天罚其在警察办公室外的过道坐着，从早上到晚饭后，其间不许进监室休息。
儿子没了，媳妇坐了牢，年近八十的沈铨夫妇日子越来越艰难，只好投奔定居美国新泽西的大儿子。在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联合国特派员与“保护言论自由”特派员及“法外处决、即审即决和任意处决问题”特派员联合向中国政府发出信函，特别关注法轮功学员沈立之、罗芳夫妇遇害案。
来到自由的国度，享受修炼法轮功的美好，沈铨先生更加惦记原本能干过人、现在身残无助的儿媳。于是老先生把儿子、媳妇受害的情况写成征签信，一有机会就在公开场合征求民众签名，向公众呼吁支持营救罗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已是寒冷的冬季，狱警不让法轮功学员将衣服晾晒在露天坝，室内也无绳索晾挂。一日，恶警李琼芳检查监室卫生时，看见罗芳将洗后的衣服挂在床头，即命令罗芳把衣服藏起来，被罗芳拒绝，李琼芳就扔掉了衣服。罗芳提出抗议，恶警李琼芳把罗芳双手铐吊在十二监区五楼办公室外的铁栏杆上，脚尖刚触地的吊铐两个小时，吊铐后又将其关小间禁闭一个星期。犯人看见都愤愤不平，直骂警察没有人性，太残酷了，连残疾人都不放过。
二零零九年五月份，家属追问狱警，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汇给罗芳一百元的汇款为何她没有收到？这一下恶警吃钱的黑幕曝了光，惹恼了恶警廖小华、张庆芳、廖庆芳、王先平等人，她们借口罗芳不遵守监规、不穿囚服，将罗芳的头使劲按到地上毒打，叫刑事犯对着罗芳的头吐口水，咒骂，对罗芳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身心迫害。
从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九年，罗芳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在七年里只获准三次探视自己的女儿，三次探视的时间共计不到三十分钟，中共恶徒们居然还厚着脸皮，四处扬言说他们如何如何对罗芳好！
在美国同修的帮助下，沈铨老先生拜访国会议员，请求支持。由于沈先生不懈的努力，来自新泽西的国会参议员罗伯特．曼尼德兹（RobertMenendez），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日写信给中共驻美国大使周文重，要求中共释放新泽西居民在中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拘押的亲人。十月一日，国会议员罗德尼．弗瑞凌哈森（RodneyFrelinghuysen）先生专门就沈铨一家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一事，分别致函中共总理温家宝、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和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刘志诚，谴责中共虐杀沈立之、注射毒针致残罗芳，深切关注罗芳及其他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健康和安全，并要求立即释放包括罗芳在内的他选区内居民的亲人和朋友，保障他们的信仰自由。
“因为她拒绝‘转化’，警察就不让家人探视。没办法，家人只能站在监狱的大墙外面，远远地往里看。偶尔能看到她残疾的身影，但是却无法跟她说话。”沈老先生说，这是最近一次从国内得知的关于罗芳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