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胡沈华叙述十年来的受到邪恶迫害的部份经历。

我叫胡沈华，今年五十岁。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我在三尖峪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的途中，被易县公安局警察绑架，二零零二年四月被保定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满城太行监狱、石家庄第二监狱、河北女子监狱，二零零九年六月出狱，一年以后又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劫持到石家庄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因三级高血压保外就医回家至今。

在易县看守所七天八晚的酷刑折磨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八日，易县公安局的六名人员组成的所谓“攻坚小组”，在易县看守所内对我进行了七天八晚上的残酷迫害刑讯逼供。这六人是易县公安派出所副所长张建华，易县刑警队的马建华，纪保利，易县检察机关的苏红，易县公安局职工老许（女），小胡（女）。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他们把我劫持到易县看守所内一处较偏僻的屋子里，开门后把我推搡进去，把刑具一样一样的扔在我面前，手铐脚镣、绳子、粗木棍、皮带、竹板、橡胶棒等，还从外面抬来一台铁制的老虎凳。张建华和苏红坐在桌前，其他人站在左右。纪保利上前狠狠地打了我四个耳光，马新建对我一阵拳打脚踢。张建华说：今天我们就是两个目的，一、写“转化书”，给共产党赔礼道歉，二、供出你们的地下印刷厂。

酷刑演示：毒打法轮功学员

七月十二日上午，张建华下令动刑。马新建和纪保利给我戴上大号脚镣，把我的双手从背后一字型用绳子捆在一起，马新建从前向后猛压我的头，纪保利从下向上猛拉我的双臂，顿时我觉得呼吸困难，双臂剧痛难忍，却喊不出声来。这样反复三次后，我已经大汗淋漓，浑身哆嗦，我的双臂已经不能放下，绳子已经深深地勒进双手腕的肉里。片刻，纪保利又拿起粗木棍狠打我的臀部和双腿。张建华又大喊着：“如果我能够破获你们的地下印刷厂就立下了大功，就能得到奖金，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不服就整死你，上级有令打死白打死。”

在以后的三天里，他们就用竹板、橡胶棒等刑具变换着花样的折磨我，白天他们累了轮班休息，晚上他们派别人看着我，不让我睡觉，他们回去睡觉。马新建晚上临走前还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这叫熬鹰。是我们刑警们专门对付杀人犯的刑法。”

七月十六日上午，张建华带人闯了进来，将我的手铐铐在较低的地方，我站不起来也蹲不下，他们几个人一齐动手，一顿拳脚和耳光，我的手腕渗出了鲜血。张建华吼叫着：“如果你再不交代，再不写保证，我们就把你送到没有人烟的沙漠监狱，让那些杀人犯把你活活的打死，喂野兽。”

下午纪保利喝酒回来，拿我出气，他逼我骂师父，骂大法，我不骂，他就猛打我的胸部，用烧着的烟，一次又一次的塞进我的嘴里，我的嘴里被烫出许多的水泡。

连日的刑讯逼供，我几乎没有睡过觉，我被折磨的面目皆非，惨不忍睹，我已无法站立，无法进食喝水，几天功夫人瘦得只剩一张皮，我的手腕细的都无法再戴手铐了。

七月十七日上午，张建华命令老许和小胡把我放在老虎凳上，让他们狠打我的脸。然后马新建和纪保利俩人一左一右用脚向下猛踹我的脚镣，我疼得晕了过去。当我醒来时，靠在椅子上，他们仍然不允许我躺下睡觉。我突然感到头痛欲裂，心口一阵发热，浑身抽搐，不停的呕吐起来，最后失去了知觉。

酷刑演示：老虎凳（绘画）

很快，我的头脑清醒过来，只是没有力气，也睁不开眼睛，耳朵却能听到他们说话声，张建华说：“现在不能送她去医院，白天人太多，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对她用刑了。”纪保利说：“如果她能坚持四个小时还有救，如果坚持不了，死了咱就说她是病死的。”

天黑了，他们用车拉着我，从医院的后门进去，在一个单独小房间，医生为我进行了检查，他说：“血压太高，心脏很弱，还有胃出血，现在很危险，住院吧。”张建华说：“不能让她住院，给她输点氧气就快点回去，死活就看她的运气了。”

七月十八日早晨，在我被拉回监舍前，苏红吓唬我说：“你不许对别人说我们对你用刑了，否则让你活不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血压一直很高，时常抽搐昏倒，胃里还时常轻微出血，自己生活无法自理。公安局非法超期关押我一年四个月，期间几次找我谈话，劝我写保证，让家里人找人走后门，再交给他们几千元钱，说可以少判或缓刑。

二零零二年八月，易县法院非法判我有期徒刑八年，我写了六十页的真相资料，其中有一篇详细的记载我被迫害的七天八晚上的真实情况，上诉到保定市中级法院。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四日，保定市中级法院下达文件，维持原判。

“转化”就是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我被劫持到河北省满城的太行监狱，在那里，我又经历了象第一次的被“转化”迫害。大队长马会然和包组队长杜利静，为了拿到奖金，把我关到一间封闭的房间里，让邪悟者“转化”我，派四名刑事犯人白天黑夜轮流看着我，不让我学法炼功，不让我自己打饭，连上厕所也不例外，白天强迫我看那些邪悟的电视，晚上渐渐地让我一天比一天睡得晚。我绝食抗议。他们就用医院里洗胃的大粗管子插管给我灌食，时间长了他们就让杀人犯打我、折磨我，最后他们竟然让几个五大三粗的大块头的犯人把我按在地上，把他们提前抄好的“四书”签上我的名字，硬按着我的手指摁上了红手印。当时我看着自己手指上的红色印油，泪如泉涌，痛彻心肺，哭了一天一夜之后，我写了两份严正声明，一份找机会放到了监狱长的信箱，一份交给了队长马会然，还写了一份《“转化”就是迫害》的真相文章，传给犯人们看。

酷刑演示：暴力灌食

狱里恶警气急败坏，让犯人把我拉到狱长办公室关上门，把我痛打一顿后，用绳子把我绑在带有小钉子的床板上，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让犯人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着我。七天后，他们把我重新送进原来那间关禁闭的屋子里，第二次“转化”我。

二零零四年九月，我被转至河北省二监狱，在八监队里。我血压高，他们不允许我休息，我头晕摔倒了，摔在石板上，造成右脸部颧骨骨折，当时我的血压高达二百多，监狱里没有做脸部手术的条件，狱里也不批准我出去做手术，就这样现在我的右脸部仍有一个浅坑，而且摔成右眼珠偏斜，牙齿也一直松动，在这里我曾多次因学法被监护犯人打，因不吃降压药，曾多次插管灌药。狱医张国红为了让我服从她，故意把管子插进去后，又猛力拽出来，致使我的鼻子血流不止。

狱医把精神病药物偷放入我的水杯里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日，我被送入石家庄河北女子监狱，在最后的三年半时间里，我曾多次因不服从队长管教而被犯人们殴打。因不配合他们非法的奴役劳动而被罚，不准家人接见，不准购买日用所需物品。因学法，反迫害，讲真相，三次被关进禁闭室。甚至队长让狱医把精神病药物偷放入我的水杯里，我喝后就觉得两眼发直，行走不便。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三日，出狱不到一年的我，又被河北省易县国保大队和城区派出所的翟波、靖明忠等人绑架，在没有搜出任何东西的情况下，非法劳教我一年，劳教我的理由是：听别人说我要把公安局八年前对我的刑讯逼供告上法庭，将我送进了河北省女子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我的血压高达二百四，三大队长牛莉和王新述强迫我参加奴役劳动，一直用各种方法逼迫我写“转化书”。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我因高血压三级显病危，而批准保外就医，至今劳教所还扣押了我家人给的五百元钱。

幸福家庭被邪党迫害的妻离子散

八年半的牢狱生活，给我的精神和肉体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同时也给我的家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伤害和灾难。我被抓后，我六十多岁的老婆婆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的老公公患有半身不遂，我对二老无法尽孝。我的丈夫在经历了恶警一次又一次的抄家和恐吓后，在二零零四年也得了脑血栓。我唯一的女儿，为了完成学业，被逼无奈开假证明，声称自己的母亲早亡，就这样在她考取研究生后，还被恶警告知，她以后不能考公务员，就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信仰真善忍，只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我原本幸福的一家人，被邪党迫害的四分五裂，妻离子散。

在中国大陆，像我这样遭受多年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真是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