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淑琴，今年六十五岁，家住佳木斯市西站社区。我曾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每天早上起来后，两手肿得握不上拳，我还患有胃溃疡，经常胃痛，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也有病。特别是在冬天，身体上这些疾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
我丈夫酗酒，挣了钱不往家拿，使家里生活困苦。我经常骂他，甚至还动手打他。生活上的不如意，加之病痛的折磨，有的时候还真想一死了之。可孩子还小，为了孩子，我硬撑着活了下来。
一九九七年初，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快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之下，我从苦难之中解脱出来。我的个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不再骂人，也不再和丈夫计较了，家庭从此和睦。
没完没了的骚扰和恐吓
可是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我家的正常生活不断遭受骚扰。在江罗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中共在各地的打手就用最恶毒的手段迫害只为做好人的善良民众。从此，每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干扰与迫害。
一九九九年秋的一天，我正在女儿开的饭店里干活，居委会主任邓婕又来找我（在此之前她已经对我进行了很多次骚扰），她让我去友谊路派出所，说：片警董珠找我。我跟她去了，第二天，她又来找我，让我放下手里的活去派出所。邓婕被共产邪党蒙骗、利用干了很多坏事。得了癌症，现在已死亡。
片警董珠去我家饭店，谎称给民工拍照，就在他摆弄相机的时候，偷偷地给我拍照。我是合法、守法公民，他这种做法是犯了侵犯人权的罪。
一天上午，董珠伙同四、五个警察，到饭店后大声喊叫，并东翻西翻，我儿子看到他们的野蛮行径，就大声地呵斥他们，让他们出去，他们自知无理才停止了流氓行径。可他们却毫无根据地非法把我劫持到派出所。
长虹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到饭店乱翻，看到桌子上有一本法轮功的书，就偷偷地拿走了。儿子陪我去派出所要书，他们不给，我儿子和他们吵起来了，他们想要动手时，我赶紧把儿子领回来。我批评儿子不应该和他们干仗，儿子委屈地哭着说：“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法轮大法，为了那本书啊！”
零一年中国传统新年小年的那天，片警董珠窜到我的屋里随便乱翻，又到我丈夫的房间翻他的书，我丈夫质问他：“你翻啥呀，那是我的书，不允许你翻。今天是小年你知不知道，大过年的要干啥呀？！”董珠说：“今天过年呢，我不知道。”悻悻地走了。这些年就这样，我家成了他们的家一样，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想怎么翻就怎么翻。
一天晚上七点多，董珠伙同四、五个人到我家敲门，我知道他们又来骚扰了，没有给他们开门。他们又去敲邻居的门，问我家有没有人，邻居说不知道。过年前夕，董珠伙同友谊路派出所的所长、指导员等几个恶人又到我家来，说：“快过年了，看看炼法轮功的。”他们向我索要大法书籍，被我拒绝。
一天，不法之徒要抓捕在二二四医院工作的法轮功学员王季平，友谊路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以此为借口，到我家骚扰，他们敲门，我不给开。
一次，建设派出所的赵忠强（片警）和两个协警以市场上有小广播播放“法轮大法好”一事，到我家敲门喊话。二零零二年，佳木斯大搜捕，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董珠到我家敲门。问我丈夫我上哪去了？丈夫说我去外地给亲戚看孩子去了。董珠说我要是在家就得抓走。
为了迫害我们，董珠到我家把我们的户口本拿走了，竟然还把我家的户口给弄丢了（几年后才补办了），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家庭生活。
因为我家经常被他们骚扰，过不上安宁日子，我就想去北京找个地方说说这些事，看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可刚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被那里的警察非法抓起来。我单位去人把我领回来。我单位的厂长张志斌唆使会计王有敏让我写不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被我拒绝。
永红分局有个姓郭的队长，大家都叫他“郭黑子”。他让我写不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我不写。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他说：“这可是你说的，我给你写上了。”我说：“你写吧。”他大声叫喊吓唬我：“送你进那里（指看守所）去，你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也没用了。”有个姓李的女警察，中等个稍高一点，骂我和我女儿。气得我女儿直哭，说：“妈妈呀，为了你，不然我就跟她干！”永红公安分局的石队长勒索了我家一千五百元钱，我才回到家。
在看守所、劳教所饱受精神、肉体双重折磨
零三年三月，明慧网上登了一篇给警察的劝善信，写得非常好。我就在居民区散发这封信。恶警董绍龙知道后就想抓我。他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几分钟就来了一台警车，一帮警察都带着头盔，端着长枪来捉我这个瘦弱的老太太。我告诉他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讲的董绍龙两手发抖，身子也抖。我奇怪地问：“你们这么一帮子年轻人抓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太，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呢？”董绍龙说：“我就恨炼法轮功的人，就想抓炼法轮功的人。抓了你们我就可用升官，我想当官，做梦都想当官、发财！”他就想踩着法轮功学员的肩膀往上爬，这下机会可来了。
当天晚上，我被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看守所的环境极为恶劣，晚上睡侧着躺都躺不下，挤得我喘不上来气来。上厕所、刷牙经常被看管的刑事犯骂。我的儿子见到朋友就哭，说我妈被警察抓去了。社会上的人都知道，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方法，是非常残忍邪恶的。
家里人怕我在看守所里遭罪，老伴就找人，共花了八千多元，我才回到家。
零六年下半年，我老伴有病住院。刚出院的一天，我们午睡刚醒，就来了五，六个警察，（后来知道是前进公安分局和奋斗派出所）。他们说有人举报你家有学法小组。他们不由分说就开始翻东西，我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录音机等装了好几兜子，二百多元钱也被抢走，至今没还。可当时家里只有我和我老伴俩人，哪里来的法轮功小组？我坐在床上不动，不让他们拿我的书，四个警察抬着我下楼，我一直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被绑架到奋斗派出所。奋斗派出所的张小刚、董绍龙等人，以我家里有五十本《九评共产党》为借口，非法劳教我一年。我家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九评》，即使是有也不犯法！
在劳教所里狱警和刑事犯狼狈为奸，不让法轮功学员炼功、学法，还经常辱骂法轮功学员。早上，不让上厕所方便，说怕出早操来不及。一天早上，刑事犯刘晶不让我大便，我拍一下她肩头，她告诉队长刘亚东，刘亚东诬陷我打人。刘亚东为了进一步迫害我，把我从八中队调到七中队（劳动队）。
在劳教所吃得太差，长年没有一滴油，只有几片菜叶，连泥带土的盐水汤和黑面馒头，加之我的年龄大，眼睛看不清，干不了活，又调回原来的八中队。刘亚东面子过不去，她的手下恶警孙卉替刘亚东大骂我一通。
在我被迫害十一个月的时候，儿子花了一千二百元买通劳教所的有关人员，我才回到了家。
佳木斯劳教所是人间地狱。由于不放弃信仰“真善忍”，我的精神上饱受了巨大的摧残，蒋佳南副队长，周佳慧副队长经常骂我。我感到分分秒秒都在无尽的痛苦中煎熬。
在此奉劝那些仍助纣为虐的恶警，不要再替中共邪党卖命，赶快悬崖勒马，挽回自己造成的损失，否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们的恶行将遭到清算时，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