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遭受迫害，一九九九年邪恶打压法轮功刚开始，因去北京上访，被同修的儿子举报，邪恶认为我是所谓的头，对我迫害的比较严重，抓我时来了几十人，十几辆车，那架势超过了抓杀人犯，真感觉到空气中都充满了邪恶的因素。在公安局政保科恶警副局长李珠哲打我耳光，抓头发往墙上撞，让我出卖同修。我不配合他们，就不让我睡觉，不让坐着，我站了五天五夜。脚全都肿了，脚底出现血点，麻木没有知觉。我穿的是带跟的皮鞋，脚疼的难忍，我要脱掉鞋子他们不让，还对我说一些下流的语言，有的警察就是人渣败类。就这样将我劳教一年。

第二次，在二零零一年。我们四个同修，成立了一个资料点，其中有两个同修是流离失所被邪恶通缉的。运作一年，流离失所的同修被人举报（当时举报是五千元）我们四人都被抓。我是最后一个被抓的，所以相对来说我没第一个（被通缉的）同修被迫害的那么严重。当时公安局扬言要判我们五年以上，我们不配合他们，那个同修做的非常好，什么都没说，恶警主要是找资料点的钱是谁给的。我们在看守所关押五个多月后，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到黑嘴子劳教所继续迫害。

二零零二年时，劳教所里每天都有大法弟子遭酷刑迫害。走廊里经常闻到电棍电人皮肤烧焦的味道。我分到四大队，到那第一天就不让睡觉，最让我痛心的是，那些走到大法对立面的邪悟者，她们帮着恶警迫害大法弟子。每天做奴工，楼上楼下搬纸，中午从不休息，周六周日不休息，但让学员签字说休息造假，早晨四点起床，晚九点收工，不放弃信仰的学员晚上不让睡觉，罚站。

二零零五年我去了北京，我租了房子，买了一台旧电脑，还有打印机，也开了一朵小花。北京有一个大法弟子被抓手机中有我的电话号码，就这样我被定位监控。二零零六年三月又被邪恶迫害，从开始我就绝食，在看守所里我受尽了折磨，每天灌食，奶粉中放了很多盐，不知道还有什么药，灌食后，肚子痛，胃痛，在床上翻滚，最后都吐出去，才好受点。因我不配合，每天出去灌食都喊，他们就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走路不能直腰，上卫生间不能擦屁股，更不能洗了。就这样二十多天后把我送到公安医院。

在公安医院里，我看到了很多大法弟子在那受迫害，惨不忍睹，有一个大法弟子在那里关了很长时间了，已被迫害成植物人，还没放人。在那里给我灌食，管子从鼻子插到胃里就再也不拿出来了，怕麻烦，绑在床上，那个痛苦是无法形容的。根本无法睡觉，因睡觉嗓子发干，胶管贴在食道上像针扎一样痛，公安医院住院部在地下室，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见阳光，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天，那里阴森恐怖，我在那住了二十多天后，把我送到北京臭名昭著的劳教人员调遣处。那里更是邪恶，明慧网有报道。早晚点名蹲下，打饭报名，我不配合，给我蹲小号，几天不让上厕所，用吸毒的打我，其中有一个吸毒的是同性恋，叫王珊珊，和一个年轻的女管教眉来眼去，警察的素质可想而知，她们打大法弟子时，如果喊就拿擦地的脏毛巾或是臭袜子往嘴里塞。有一次姓付的大队长把我叫去，她让蹲下，我不配合，就拳打脚踢，揪头发往墙上撞，我的头发被揪下一大把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一看我就是不服，没办法了，就假惺惺的说好话，问我，她打我恨不恨她。

在调遣处呆了三个月，又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非法迫害二年半，邪恶采用的手法都是一样的，见不得人的，卑鄙下流，表面上说的一样做的又一样。在劳教所里每天都做一样的活，而且还有毒，根本没有劳保设施，劳教所里小卖部的东西都是高价的，很多学员的钱都对不上帐，有的都差几百元，所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对不放弃信仰的学员更是变本加厉的迫害，加期是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