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大法修炼四个月　多种顽疾不医而愈

得法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皮肤病，牛皮癣和红斑狼疮，我还有胃病、手术后遗症、眩晕症，特别是还被动物附体等等。那几年，郑州、新乡、开封各大医院没少跑，饭前饭后大把大把吃药，可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到后来连脸都肿了。无奈之下進了教堂，信了基督。尽管那时心很虔诚，身体方面却没有任何变化，精神还是极度消沉。家人费尽心思找名医寻偏方也无济于事。

一九九八年三月，女儿为我请来了《转法轮》。因基督教也讲“不二法门”，任凭女儿费尽口舌我就是不接受。后来女儿的朋友又来苦口婆心的劝说，无奈才答应跟她们去试试。

第一天晚上在炼功点上炼完功回家女儿为我纠正动作，做头顶抱轮时我惊奇的发现我的左臂能举起来了，以前由于淋巴结做手术后，梳头手都够不着头。刚接触大法奇迹就在我身上出现，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从心里坚定了学大法的信心，一家人都为我高兴。

从走入大法的门后，师父就一直为我净化身体，起初红斑狼疮的症状在身体表面都显现出来了，虽然很痛苦，但每天晚上我都坚持到五、六里地远的炼功点炼功，四个月后，我身上的顽症全不医而愈，无病一身轻，人人都说我变了一个人。

为师父和大法去北京说实话遭迫害

正当我对生活充满希望时，“七.二零”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了。从此失去了集体炼功的环境，我的精神又垮了。家人和同修鼓励我说：师父费了那么大的心血为你调好了身体，你不能这样被击倒了，不能让师父看到你这样而痛心哪！要振作起来！后来在家我自己先学法炼功，后来找到附近的同修，得到大法的一些情况，听说全国各地不断有同修到北京去上访，我也萌生了去北京的想法。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我和两位同修结伴前往北京。

我们顺利的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来人往，我们在天安门一侧的台阶上坐下休息，一会儿有人过来让我们排成队，然后跟着他走。来到一辆警车前，这人让我和另一个同去的同修大姐上车。车上已经关了很多大法学员。我们大声的背诵《论语》和《洪吟》，没走多远，警察要我们换车，就把我撵了下来。我又到广场找到了同去的另外一个同修。傍晚我们被北京附近的同修用车接回了家。

一進屋，看到地毯上摆满了大法资料，同修们就拿着看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有人翻墙闯進院里，搜走了我们放在门口的鞋，又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出来抱着头面向墙蹲下。后来我们不知道被拉到了什么地方，让报名、报地址，不说就打。一个长的很结实的男警察将我左手无名指放在木椅腿下压，自己还坐上去，后来还穿着皮鞋站在我的小腿上来回搓，当时我也不觉得痛，现在想想若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不知会被他们折磨成啥样子。最后我被我县公安局拉回，关了一星期。恶警向我家人勒索了三千元钱，才放我回家。

十二年来我被绑架过三次，被勒索的钱在一万元以上。但我修炼的决心不变。

去公安局面对面给警察讲真相

二零零四年《九评共产党》问世，我开始讲真相、劝“三退”。虽然劝退了很多亲朋好友，但对陌生人讲真相讲不好，我就骑车到附近村庄发资料，从那以后，一年四季无论遇到什么天气，从未间断过。

二零一零年夏季的一天午后，我正在家中休息，有人没打招呼就進了屋，抬头一看，原来是政保科李建和李学文。他们二话不说就拿走了桌子上的《转法轮》，又问了我一些最近的情况，并让我下午去公安局一趟。他们走后我找同修切磋此事，同修让我暂时躲开。

我悟到正法已到最后，邪恶之所以找上门来，是因为我真相讲的不到位，我必须直接面对他们，我让同修帮我发正念，决定下午三点直接去公安局给他们讲真相。

下午三点我一路发着正念来到公安局。看到李学文在，我就先给他讲了我炼功受益的情况，告诉他：做人不能昧良心，这些年你接触不少炼功人，大法是怎样的功法你心中有数，希望你不要再做对不起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给自己留个美好未来。他一直静静的听着，说他岳母也炼功。后来李建也来到办公室了。这次他们都没说诋毁大法的话，四点多钟他们将书还给我，我堂堂正正走出公安局。这次我能走進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局，成功的给直接迫害大法的警察面对面讲真相，是因为有师父对我的加持，让我有了足够的正念的结果。

回顾随师正法这十几年，一路上磕磕绊绊走到今天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愿同修都在正法的最后阶段稳健走好每一步，圆满随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