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出于妒嫉，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下面我就把这十多年来我所遭受的迫害揭露出来，让大家从恶党的欺骗中清醒过来。

一九九九年迫害刚开始，本单位工会主席郭江涛（现已调离）召集所有炼法轮功的学员（包括已退休的）开会，要求写“不炼功”的保证，并交出大法书。迫于压力一些人就照做了，而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人，则三天两头被派出所传唤，被迫写“认识”、按手印，就象对待犯人一样。当时我曾问做笔录的警察焦谷雨（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局城南分局湖西派出所的警察）：坚持说真话、做好人有什么错？为什么就这么难？为啥老叫我到派出所？焦谷雨无法回答。

二零零零年十月中旬，我单位出现了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他们把我作为嫌疑人，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局政保科的赵金龙、尹括指派其下级盐湖区公安局城南分局政保科的饶庆节、刘波、荆雪芳把我绑架到运城市盐湖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左右，当家人把我接出来时，又被看守所勒索了五百多元，作为所谓的生活费与书报费。当时我每月工资也就五百多元。而看守所一日三餐都是一个小馒头，萝卜、白菜用水一煮，里面几乎没油，这就是菜，根本吃不饱，也没有什么书报，要那么多钱，简直就是抢劫。

二零零一年四月的一天，刘波又带了一帮恶警闯到我家，要抄我家，我严厉制止了他们的不法行为。他们把我强行带到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局，进行非法审问，我坚持说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于是饶庆节一帮恶警把我绑架到运城市盐湖区看守所非法关押。那年六月份还我被强迫穿上囚服，五花大绑站在卡车上游街，以此来侮辱我的人格、诬陷法轮大法。在那年七月份，他们把我送到太原女子劳教所，企图非法关押三年，但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运城市劳教科人员又把我接回运城，再由家人接回，其间被办案警察张舒勒索了两千元，说是“保证金”，但未开任何收据。张舒还透露：我说你孩子这么小，劳教一年吧，可你们城南分局的警察还要求重判。我知道要求重判我的是恶警饶庆节。

我回到家后，家人告诉我说，孩子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时邻居孩子叫妈妈，她也把邻居阿姨叫“妈妈”，听到孩子稚嫩的呼喊，邻居当时都哭了。是啊，孩子才一岁半，就把她母亲绑架走，造成妻离子散，这家庭悲剧是谁制造的？不是说“信仰自由”、“春风化雨”吗？怎能在孩子最需要母亲呵护的时候，把她仅想坚持信仰、做个好人的母亲关押？这哪里还有一点人性？

二零零一年七月底，我回到家后，单位虽允许我上班，但当时的邪党书记王万新（已退休）却下命令，我半年内日工资仅为16元，半年后再恢复为效益工资，而且上班前还逼迫我写不炼功的“保证”并要保存入档案。

在我这次上班后，湖西派出所和城南分局对我不断骚扰，经常把我叫到派出所问话。有一次都半夜十二点了，杨志会、饶庆节、张运图等五六个恶警还闯到我家，看我在不在家，搞的我们全家人不能正常休息，也扰乱了左邻右舍的安宁。到底是谁在扰乱社会秩序、是谁在破坏社会治安？这不一目了然嘛。

我还被单位邪党书记王跃进（此人在王万新退休后接任，现在也已调离）叫去谈过几次话，让我谈对法轮功的认识，还叫工会主席钟丽琴做笔录。二零零八年六月奥运火炬传到运城的前一天，单位派人非法跟踪、监视我十六个小时，我向王跃进指出这是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是违法的，他没吭声。钟丽琴嚣张的对我喊“爱上哪告，上哪告。”我问王跃进是谁指使的，他说：孙志会。孙志会当时是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局的城南分局副局长，公然执法犯法。

还有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第十九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在运城举行期间，单位无理规定我请假必须通过科室。有一天我公公、婆婆要回老家，孩子没人照看，我就请了假。没一会儿，城南分局以孙志会为首的几个恶警穿着便衣就到婆婆家去核实。原来，我一请假，科长就报告了书记，书记又报告了城南分局。

真想不通，身为警察却对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老百姓如此对待，如果把这些精力用来对付祸害百姓的人岂不是为民造福？原来他们就是祸害百姓的人。

我把这些年所经历的迫害写出来，只想让善良人看清中共表面“和谐”后面的凶残面目，早日退出中共邪党的各种组织，让世人了解邪党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残酷迫害后，能站在好人一边，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也希望行恶者收敛恶行，不再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弥补以前的错误，为自己赎回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