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铭》和《爱莲说》从主题看，两文表现的都是作者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从立意看，两文都以衬托手法托物言志。前者通过具体描写“陋室”恬静、雅致的环境和主人高雅的风度来表述自己的心志，后者对“莲”进行的是人格化描写，使莲成为一种高贵品质的象征，两篇文章同言一物，虽角度、手法不同，却同归于“君子高洁”。

《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洛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官至监察御史。《陋室铭》仅八十一字，全文如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为何作者身居陋室能“自得其乐”，而能不觉其陋？就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我提升道德境界，品德高尚，“惟吾德馨”，那么即使身处陋室又“何陋之有”？！他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文章开头以有仙之山，有龙之水比喻陋室，如溪流直下，十分自然地引出正题，而绿苔、青草、素琴、金经这些富于色彩美的点染，更使陋室光彩照人，别有洞天。交友的叙述，志趣的抒发，幽雅地弹琴，潜心静默地阅读佛经。就好比南阳诸葛亮的草庐，又好像西蜀杨子云的亭子，虽很简陋，因为居住的人抱负远大，所以受到人们的景仰。

文章篇末“孔子云：何陋之有？”典出《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表明“陋室”的主人也具有古代名贤的志趣和抱负，难道这样的陋室还不该铭文以志之吗？

联想到《陋室铭》的写作背景，刘禹锡因直言敢谏触怒权贵，被贬官为多处刺史，被贬谪到边郡和州县时，因他不阿谀逢迎，县令只给他德胜河边一间半房子，刘禹锡看到附近有一排杨柳树，就写了一副对联：“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表现了其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心怀天下。知县见此，就给他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即将居室减至斗室，刘禹锡仍然读书作文并写下了《陋室铭》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他以文明志，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不改变自己的理想。透过《陋室铭》，人们读到的是作者安贫乐道的志趣和不与世事沉浮的独立人格。

对于《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周敦颐，湖南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史称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为官几十年，清廉正直，淡泊名利，视轩冕之贵、金玉之富，犹如铢尘一样的轻微。他晚年辞官归隐，在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平生酷爱莲花，曾辟池种莲，名“爱莲池”，并写下了一百一十九字的《爱莲说》一文，全文如下：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莲不随波逐流，莲之美丽在于它的高洁和给予，周敦颐将莲比作花中的君子，使莲具有象征君子美好品德的意义：“出淤泥而不染”象征君子身处污浊环境而不同流合污、不随俗浮沉的品质；“濯清涟而不妖”象征君子的庄重、质朴，不哗众取宠，不炫耀自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象征君子的正直不苟，豁达大度；“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象征君子的感化力量和美德的芬芳；“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象征君子志洁行廉，又仪态端庄，令人敬重而不敢轻侮。

周敦颐以莲寄托自己的心志：对于真理、对于道德，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喧嚣的尘世中始终保持一个独特的高洁的自我，象莲花一样洁身自好，不染纤尘，就可以成就君子的风范。所以他为官可以“为政精密，务尽道理”，任南安司理参军时，因坚持正义，不愿苟同权贵而递上辞呈；也可以在赣州为官多年，保持清廉勤勉，深受百姓的拥戴。读《爱莲说》使人产生激浊扬清、荡涤尘垢的精神力量。

古之君子追求真理和道义，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重视人格修养。他们不为物欲和各种世间外在环境所动，不趋炎附势，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始终保持自己的真我本色，心怀天下。其文品亦如人品，鼓励世人无论身处任何环境都要坚持正道，坚守心灵深处的高贵，维护真理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