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访谈的是中国大陆某高校生物学博士，安全起见，我们隐去真实姓名，暂且用生物学博士代替吧。

采访者：您好。今天，我想占用您的宝贵时间，请您谈谈修炼法轮功的体会。您是怎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

生物学博士：我最开始是抱着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的心态走進来的。源于我的男友在一九九六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功，但自己当时还是“无神论”者，所以不理解，与他存在很多观念和思想上的分歧。为了真正弄明白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于一九九九年七月走進本单位学法小组，与其他的法轮功修炼者近距离接触，想亲身感受法轮功到底如何，是好还是不好。结果，从走進来之后，就一天也没有离开大法，我没有看到法轮功任何的不好。相反，却逐渐明白了修炼的内涵，摈弃了从小被灌输的“无神论”，成为一名大法修炼弟子。

采访者：那么，您修炼法轮功以后，都在哪些方面受益了呢？

生物学博士：有很多方面，先说意识形态方面吧。从“无神论”者变为“有神论”者，从不相信、不理解“修炼”变为“修炼者”，这个变化是相当大的。你知道，我念了这么多年书，从小到大都被灌输的这一套，直到读博士还要学那些。

其次是生活目标的改变。从追求“功成名就”变为“返本归真”。再就是心理心态方面。修炼前心比较累，总是追求更好，出人头地，强为的因素比较多。修炼后逐渐明白了随其自然，人各有命的道理，逐渐放淡了名利情，做事的心态轻松些了，事业上的心理压力也小了。

另外，在情感方面，明白了修炼者不执着于名、利、情和业力轮报的理后，待人接物心胸豁达多了。还有，让我感到愉快、轻松的是，我们修炼，孩子也受益。孩子很健康，很少吃药打针，非常省心，也很懂事。

采访者：是啊，作为一个母亲，这是最让人欣慰的了。我还想知道，您认为您修炼前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生物学博士：从“无神论”变为信仰神，生活目标、活着的意义改变了。

采访者：世界观、人生观改变了。那么，作为生物学和医学博士，您是怎么看待常人的医学和生物学的？对于進化论，您是怎么评价它的？还有，您为什么相信有神？

生物学博士：我是生物学博士，从事医学教学和科研。在我看来，传统中医学主动治疗疾病，比较根本、神奇。但是目前现代中医学丧失了中医的精髓，继承的只是药方和表象，而且很多搞的是中西医结合，不伦不类。西医学被动治疗疾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常人的医学，对于一些疾病可以治愈，解除病人的痛苦。但是有些疾病则无能为力，让病人更为绝望，徒增更多的痛苦，比如情感、心理、精神等方面，现在老百姓看病经济上的负担也很重啊。

我理解，生物学是在探讨生命的规律。但目前只是了解很少的一部份，尚存在更多的未知。而且，有些了解还是非客观的，掺杂着错误，可能为人类带来祸患，比如转基因工程的问题。

至于说進化论，它仅仅是对生命存在现状的一种理论解释，现实中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但是同时也存在很多违背進化论的证据。所以它仅仅是一种学说假设而已，将其视为正确的想法是不可取的。

我之所以相信神的存在，是源于这些年来的修炼经历、人生经历、接触的人和遇到的事。周围有开天目的人，给我讲述看到的那另外空间的景象。自己的孩子也看到过。还源于我对生命本质的思考。

采访者：生命、生活毕竟是复杂的，要想知其全部确实很难。您的修炼道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吧？您在修炼中遇到过什么魔难吗？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生物学博士：当然了。魔难表现形式有外在的，如中共恶人对我们的迫害。也有内在的魔难表象，如执着于名、利、情产生的痛苦和矛盾。无论是哪种魔难，我都是靠着学法、实修走过来的。

比如说，我因感情而走入大法，所以情是最能动我的常人之心的东西，表现为与丈夫的矛盾上。我们经常因为很小的事情，如一个观念，一个想法，一个看法而闹矛盾。在矛盾中，各种常人之心、利益、抱怨、委屈等等，压在心头，非常苦闷。每当闹矛盾，心情郁闷时，我就最愿意学法，从书中悟到自己这个层次中的很多法理，更加明确修炼人与常人的区别，这样反反复复中认识、放淡各种常人心。不过，现在还是有自己固守的很多观念，还要向内找自己。

采访者：说到迫害，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您和您的家人遭到过迫害吗？您是怎么挺过来的？

生物学博士：我的家人遭到过迫害，丈夫被迫离开自己的单位，他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我持续不断地找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看守所、劳教所，总计有上百次吧。开始时也害怕，不愿也不敢面对他们，可是我丈夫做好人有什么错？我不去找谁去找？那些日子，经常是白天与警察、司法人员等人打交道，遭遇恶人恶语，或冷言冷语，或泰然平静，心情时好时坏，有时轻松，有时沮丧。晚上回家学法，从师父的讲法中再明确法理，找到正念和勇气，第二天再继续面对警察等这些人。在这过程中，其他法轮功学员对我的帮助很大。

采访者：那时孩子多大？您又要带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去找他们，您有没有感到很委屈，或者很无奈？

生物学博士：那时孩子六岁，在上幼儿园。我一般是早晨八点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如果没课，则先去找公、检、法部门，然后去单位，处理工作。如果有课，就上完课再去。下午四点接孩子，回家照顾孩子，经常是备课到半夜。因为当时我刚开始给第一届的留学生用全英语授课，整个课程都是我一个人讲，因为我们教研室只有我能讲。经常是头一天才开始准备课程，非常紧张，但从未耽误过一堂课，授课效果也挺好。

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感到委屈。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中共迫害造成的，不是自己亲人的过错，所以我没有抱怨。有时有无奈的心态，尤其是与公、检、法部门人员接触，结果不理想时。记得感受最无奈的一次是当我知道检察院将案子送到法院时，那时我感觉通过很多次的努力，检察院的人比较有良知和理性，不应该将案子送到法院。当时的感觉是深深的无奈。但很快，我就想，不要执着于案子的本身了，不要在意结果，继续做该做的事，就接着去找法院了。

采访者：您真的很了不起，外表这么柔弱，内心却这么坚强。那您去看您丈夫了吗？怎么对他说的？

生物学博士：当时整整一年，丈夫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不让见面。我就几乎是每周去一次，每次都送点东西，仅仅是为了让丈夫知道，我在外面挺好的。有时他实在不缺什么，就送袜子，因为袜子这种小物件便宜么，他总共收到了大概有三、四十双袜子。大约每个月存五百元钱，为了让他放心我，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在找公、检、法部门。

直到一年后，他被转到劳教所，我才可以见到他。以后在劳教所的半年里，每个接见日我都去，他的状态很好。没有警察在旁边的时候，就说说当时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世界大法弘传的情况，他就说说他们里面的情况以及他们都需要什么。

采访者：真是太不容易了，很感动人啊。那您是怎么处理家庭、工作和修炼的关系的？

生物学博士：工作一定要尽责尽能做好，教学科研都要做好，不因别人的歧视和冷言冷语所动而懈怠拖沓。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家务。每天晚上学法，白天在各种机会中随缘讲真相、传播真相资料。

采访者：那您有没有遇到别人不理解？您是怎么说的？

生物学博士：也有人不理解。比如今天就遇到这样一件事。现在正进行研究生调剂，今年我院研究生招生严重缺欠，很多老师都需要调剂生。一位外校的老师，我的硕士导师，想为我介绍一名调剂生，竟然要求我日后不能对这名学生讲我的信仰问题，担心会出现麻烦。我当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不理解。我就说：“他以后如果作我的学生，我对他讲法轮功问题是为他负责，不会有什么麻烦，您想多了，不是您想的那样。”我想他慢慢会理解的。为了对学生负责，我就把这名学生介绍给了其他老师，我的导师说：“你这种安排我很满意”。

采访者：能这样做，是无私和负责任的表现，他会慢慢理解的。看到您总是很开心，很乐观，什么事好象对您来说都很简单，您是怎么做到的？您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

生物学博士：我处理问题是比较简单，总是习惯将问题简单化。这可能和我的处事思路有关系，思维比较单一。在我头脑里，对一件事情的处理，经常就只有两种答案，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应该做，就去做，不应该做，就不做。比如上次租房子，房东是生意人，租金要价偏高，但自己也不会讲价，就同意了。接着自己出租房子，而房客也是生意人，又比较会砍价，结果租金让他砍下去一百元，我也同意，就出租给他了。哈哈，过后也有点不平衡。但转念一想，自己就是不会与他们磨叽，最后自己不就是损失些钱么，也没有什么啊。看开些，不也挺好吗。假如反过来，房东和房客都觉得自己吃了亏，而对我耿耿于怀，那我更不会舒服。与其那样，还不如这样。

也有不开心的时候，比如与丈夫闹矛盾，如果能找到自己的问题，马上就轻松了，但如果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则不开心大约一天、两天，或几天。学学法，也好了。

采访者：非常愿意听您讲。谢谢您利用休息时间接受我的采访，给我们的读者讲了这么多心里话，非常感谢。最后一个问题：五月十三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您最想说什么？

生物学博士：请师父放心，我会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