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骚动的刑场
五十年代初，冬天的某日，在泰安场的河边搭起了公审台，对当地宋姓保长公审公判。茜草、张坝、沙湾等四方乡民都来了，公审团主要由当地农协会组成，表现最激進的是一个杨姓农会骨干。宋保长背上个“毒死逃兵”的罪名当然死罪，而且就地枪决。
判决一出，会场一片骚动，人群议论纷纷：好黑哟，尽是黑材料。宋保长好冤枉哟。
宋保长听罢对他的公诉，摇摇头，叹息道：你们整的这些材料有好黑，要你们自己才知道。既然是这样，拿酒来！
公审前一天晚上，保长的家人被特准去见了关押在泰安乡公所的宋保长，保长对家人说：我做了啥子坏事嘛，共产党要我这条命。既然要我这条命，你们不要哭，不要气，我都六十岁了，死了也算我是老死的。
宋保长平日滴酒不沾，宣判后，他一口饮尽中共新生红色政权“赐死”的这杯最苦、最烈的毒酒，含恨吞下这夺命的冤屈。傍晚，河边一声枪响，宋保长冤魂升空，泰安镇杨桥杨院子村这个地方，平添一座新坟。
泰安镇场头场尾人们久久叹息，私下议论着：好黑哟，尽是假材料。宋保长冤枉啊！有人说：哪个不晓得他老人家是个公正人、是个爽快人哟？早知道有今天，就该出去躲起来，躲过这一劫多好呀。
二、解救逃兵
宋保长是一方善人，解救逃兵远近闻名。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兵荒马乱，连年内战，尸横遍野，民不聊生，仗打得人精疲力竭，打死的都是中华同胞兄弟。士兵不想再为内战送命，军装一脱不就是个百姓吗？
宋保长家母诵经信佛，宋保长笃信积德行善。凡逃到他所辖地界的逃兵，宋保长全当作落难之人，慷慨解救。
老刘的故事。有一天有人说，在杨院子耗儿洞的地方躲着个逃兵，饿得歪歪扭扭，出来摘豌豆苗吃。宋保长吩咐：不要惊了他，把人给我带来。姓刘的逃兵吓得直哭，面见保长恐怕难免一死。旁边人说，宋保长收留逃兵，不要怕。逃兵走到坝子里宋保长连忙上前搀扶，扶在门口石级上坐下就叫家人做饭。并吩咐一天给吃五顿，每顿少吃点，说肠子饿细了，猛吃不好。
几个月后老刘身体恢复了，宋保长就把他安排到黄皮沟一姓胡的人家做常年（长工），胡家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佃户。老刘感恩不尽，要认保长为干爹，保长说，不用，我就拿你当亲人看待。逢年过节，老刘与保长礼尚往来，保长就象对待亲人一样对待他，有什么好吃的如咸蛋、糍粑、麻糖呀都端上来招待。
宋保长托人写信为老刘寻找亲人，两年后，老刘的父亲与叔叔，两个北方老人把老刘接回了家乡，老刘两年的工钱正好做了回家的盘缠。
老王的故事。老王个子高大，宽额大脸，三十岁左右。宋保长把他安排到张坝他女儿家做长年。每次主人家叫他送猪草、送菜、送荔枝、桂圆等等东西到宋保长家去，他高兴的就象回娘家一样，兴奋的彻夜难眠，唱小曲几乎要唱一夜。若是送白菜他要挑满满一箩筐，箩绳多长，白菜就要装多满。到了宋家，保长家里有什么就拿什么出来热情款待。后来，宋保长给他联系上了家乡的亲人，一个胖胖的老者把老王接回了北方老家。
老谢的故事说来话长，暂且不讲，就讲另八个哥们逃生的故事。一个深秋的夜晚，外面下着雨，屋檐水滴的响声。宋保长听见屋外有嘈杂的脚步声，就说：快开门，有逃兵。七 、八个兵哥经人指点摸黑找到宋家，宋保长让家人在堂屋中间生起火来，让哥们脱掉湿衣服，烤火取暖，又让家人先煎点黄粑让他们垫垫肚，随后连忙做饭。
宋保长翻箱倒柜找穿的，衣服不够换，就把家人的女装找出来让他们穿在里面。保长又拿出点大洋，每人给点盘缠。又给每人找块白布包在头上，八个哥们一副四川农民打扮，趁天没亮，就走了。
蔑匠山有村民叫逃兵脱下军装就走，不给找件衣服换换，宋保长严厉的责备道：你们做得绝。宋保长救逃兵的故事还很多，仅举几个，说明宋保长救逃兵是事实。所谓“毒死逃兵”的罪名纯属诬陷，以“毒死逃兵”之罪处死保长纯属谋杀。
三、斗争会
五十年代开始，中共赤色政权杀戒大开，乡间鬼哭狼嚎，一片恐怖。宋保长，这个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间小官难逃被专政的厄运。
宋保长是当地的善人，没有鱼肉乡民，也没有欺男霸女，与乡民间没有中共宣称的那种阶级矛盾与阶级仇恨。所以当年农协会开大会斗争宋保长时，全场寂静，村民不呼口号，无人举手。农会的头目杨某某就歇斯底里叫：你们还没受够他的压迫吗？哪个不举手的拉出来！然后派农会骨干站在会场四周一个个盯着。
斗争会达不到对阶级敌人恨之入骨与斩尽杀绝的那种气氛，农会头目杨某某进一步制造仇恨，高喊：糊稀泥巴，拿风簸来吹！继而抬来风簸（一种农具，塞米糠的鼓风器）逼迫宋保长家的一个土佃户往宋保长身上抹稀泥，再摇起风簸来对着保长吹。这个佃户比较穷，一直受着宋家的恩惠与庇护，种的地从不让交租子；逢年过节、或什么时候缺粮了就从宋家借，借了从来不让他还。而宋家缺粮时往往以高粱、胡豆充饥。眼前要逼迫这位佃户恩将仇报、残忍的折磨昔日的东家，佃户于心不忍，就用两个手指佯装着抹点泥往东家身上糊，风簸轻轻的摇。十冬腊月，宋保长赤裸着上身，下身穿一条单裤，在众目睽睽下被羞辱、折磨。
四、帽子越扣越大 绞索越勒越紧
重德行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人历朝历代所崇尚的做人准则。宋保长想到自己这一辈子积德行善没做缺德事，哪个来坐天下都不会有事的。所以，赤色强权降临，他坦坦荡荡的没个防备。其实他哪里知道，共产邪灵入侵中华，世道民风全变了，中共可以把象他这样厚道、本份的好人变成阶级敌人来消灭。有一天，他背着外孙到张坝女儿家，半路上被农协会抓回，关进杨院子一家人的谷仓里，新政府要逼迫他接受地主成份。在中共政权下摊上个地主成份，日子可够凄惨了。被管制、隔三差五挨斗争、子女受歧视、被欺辱、升不了学等等。宋保长想不通：三十六担谷子田给了佃户种，只收十八担的租，十三个人吃饭，还要接济穷人，日子并不富裕，安个地主的名儿说什么也安不上，可还是给安上了。他直遗憾自己写不起，不能申辩。其实，保长已是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共产党怎么会让他申辩呢？
第二次，宋保长在去张坝的半道上再次被抓，关进蓝田乡公所，这回政府又逼迫他承认有贪污罪。保长不服，就说，当个乡长，来了公事就看看，贪污什么公款？拿现实出来看看嘛，哪笔账是我做的嘛？后由一个在政府做事的亲戚作保，才放了出来。
不久，宋保长第三次被抓，抓来开了斗争会。斗争会后，保长的罪名陡然变大、大的骇人：宋元成在渔子溪毒死逃兵。
五、烂泥沟黑会
斗争会激不起民愤，怎么才能对这个保长实行专政呢？以杨某某为首的农协会就在一处叫做“烂泥沟”的偏僻屋基开黑会，杨某某对与会者说：他政府里有人，这回弄扎实点。意思是他有亲戚在政府做事，恐怕会帮他说话，下手必须得再狠一点。于是就密谋为宋保长定下“在渔子溪毒死逃兵”的死罪，然后再威逼一些人做伪证，当地人叫作“下押”。宋保长的远房侄儿被迫盖手印作了伪证，农协会就此四处张扬：“宋元成渔子溪毒死逃兵，他侄儿都画押了”。接下来，宋保长命断河滩，终于被共产赤色政权专了政。
有人说，只听得枪声一响，宋保长大喊：我走前面，你们后面跟着来。一些年过后，一位当年的农协会成员说：整宋保长最狠的那个农会头目杨某某，死的很惨，嚼舌根死的。血从嘴角流出，死时，舌头全没了。
六、念谈好人
宋保长死后很多年，一直有人在念谈：宋老太爷，好人啊！那些年过年，到宋老太爷家朝贺的、玩灯的、看灯的、穷的、乞讨的都有吃。宋保长信守“诸善奉行，诸恶莫作，”为官乡隅，无恃强凌弱的恶名，无坑蒙哄骗的劣迹，该帮的帮，该救的救，与人为善，慷慨仗义。
据说若有叫花子来乞讨，他吩咐家人施米送衣，大碗盛饭，盛满冒尖。正月初二，乡间耍龙灯的来到宋家，锣鼓一响，乡亲们来了。耍狮子舞龙灯的、看热闹的，连乞讨的也都在宋老太爷的热情招呼之列，大家坐上酒桌，一块儿过年，没有亲疏，不分穷富，只是乡邻。保长做寿，乞讨的叫花子远远的等在大门外，等着收拾残汤剩饭，宋保长就招呼他们：等在那里做什么？过来，过来。于是邀他们入席与大家平起平坐。保长死后，姓李的乞丐在红岩口路边石头上长声哀哭：宋保长啊，你这么好，怎么遭冤枉死啊？哭得过路人无不心酸。
保长的家人与长年一样开伙食，不作另眼看待。常年逢人便说：宋老太爷好得很哪，不欺负穷人，把常年当女婿一样对待。有个盖匠，人残废，贫穷，媳妇快坐月子了，宋保长便吩咐家人：给她蒸点醪糟，做点小孩的包裙送去。一天，保长知道一杨姓人家断了粮，就吩咐妻子：杨家放不出烟了（冒不出炊烟），快给他送点米去。保长经常关照的特别穷困的人，如摇风簸的土佃户等等，就有好几个，在农协会的高压下，他们揭发不出宋保长有什么恶行，就被农协会打成 “狗腿子”，还遭到关押。
宋保长生前与澄溪口一家姓敖的米店老板有生意往来，长期送米到米店，从不亏欠对方，米店卖出去的米分斤不会折两。米店老板总是叨念：他老人家好可惜哟，做事好公正哟。跟我们打这样久的交道，从来不亏人，拿来的米只有多，没有少。
过年过节，国民政府施米救济穷人。政府下发的救济票，在宋保长手中掌握着，谁家穷就给谁。过年开不起伙的，平时太穷的就多给点，自己不贪一点。所以，后来新政府要给他安个贪污的罪名，他就是不从。
宋保长很朴素，布衣、草鞋，烟酒不沾。他有一碗饭吃，就可以分给他人半碗。不仅善良、厚道，仗义疏财，还是一个胆气豪、正气冲天的汉子，谁要欺负、凌辱他身边的百姓，他定会挺身而出，保护百姓毫不含糊。那些年，杨院子过往的军队很多。一天有军队砍倒了村里好几颗大树，村民围在那里，望着倒地的大树非常心疼。保长听说后赶去，找到那个负责的班长，狠狠的给了他两个耳光作为教训，并予以严厉谴责、追究。后来连长、排长出面赔礼道歉才作罢。有军队要来杨院子桐子山扎营，宋保长就向其交涉：扎营可以，不准胡作非为、骚扰百姓。果然，当兵的守规矩。兵荒马乱的时候，保长把乡民组织起来，不管是什么军队，若当兵的要来抢东西、欺负百姓，宋保长可不会示弱，必定率众回击。
几十年过去了，早年的农协会没有了，而“党的领导”村村有、支部支书层层在，政府乡官依然只为“党”的意志卖力，不恤民情，不能与百姓站在一边维护百姓的权益，而是为实行“党”朝令夕改的政策，加倍伤害百姓。如，卖力的为“党”实行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食堂等等，闹出浮夸风、大饥荒来，饿殍遍野，害死的无数百姓，其实都是他们的乡邻。又如实行计划生育，乡、村官员率众强闯民宅拉妻劈子、揭瓦掀屋；中共迫害法轮功，乡干部、村支书、连民兵队长也在内，气势汹汹到法轮功学员家罚款抄家、抢鸡鸭、牵生猪、伙同绑架等等，大行其迫害法轮功的“政府行为”， 大显中共暴力革命的特色，霸气、匪气不减当年的农协会。人们体会到，共产党的官说是为人民服务，其实与百姓并不贴心。难怪在宋保长死后多年时间里，历经中共镇反肃反红色恐怖袭击后的乡间，仍然有人在念谈当年的宋保长。
第二篇
一、又一幕人间悲剧
龚泰琴是一个芳龄二十二岁的年轻姑娘，善良、可爱，是当年那个宋保长——宋老太爷的外孙女，与姥爷一样，死于中共恶党的迫害。琴的死是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导致的又一幕人间悲剧。
要说琴的故事，笔者感到沉重。之所以要把她讲出来，是想让这生命的代价能唤起人的良知，让中共官员们好好反思，自己这些年跟“党”走糊里糊涂的做了哪些错事、坏事、傻事；让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看看自己在这场迫害中都干了些什么，清醒过来。如果人能良知觉醒，以后不再跟随中共恶党作恶、干坏事，或许琴的英灵能得到慰藉，得到安息。
二、一九九九难起中华
琴的悲剧发生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的时期，要说琴的故事，我们得把时间往前挪一些，因为那是一段不可省略的历史背景。
话说那日琴的姥爷——宋保长死后，家人从河滩上抬回他满身满脸沾满河沙的遗体，挨家挨户要米安葬了老人。保长的妻儿老小除出嫁的外一家七口人，最小的只有三岁，他们被赶到一间破茅屋，原有的家什、衣服、被盖被洗劫一空。保长的儿子怕被斩草除根，东躲西藏。保长妻被斗争，遭毒打，身怀大肚还被吊铐。孩子生下后，为了谋求一家人的生活，宋妻将奶水去奶别人的孩子，保长的遗腹子就饿死了。
那些岁月里，农村是一片广阔的饥饿、贫穷的天地，农民实在苦，一年辛苦到头食不果腹，更不用说吃药看病了，有的连小学都读不起。曾有个历史时期还不准农民喂鸡鸭搞点副业挣点钱，说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总之，“新中国”的农村人是在极端贫困中，在疾病的困扰中，在一个个运动的恐怖中动荡不安的活着。成份不好的人，活的就更为艰难。如当年保长那不满十六岁的闺女被当作地主分子，还被叫去开地主会。近年改革开放、土地交给了农民、农村又来了“三个代表”，可真正脱贫的也没有多少。
一九九七年，法轮大法传到了琴的家乡，琴的母亲喜得大法。大伙儿修炼大法后，重德行善，身心愉悦百病消，人们真切的感受到了佛法威力无边，佛主慈悲无量。法轮大法把人带进了一个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新天地。可是中共恶党不允许人们信神敬佛，更不准许人们这样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活着，恨不得一夜之间把法轮功打下去。于是，一九九九年七月，难起中华，乡间又是一番血雨腥风。琴的母亲维护大法、坚定修炼、进京上访讲真相，两度被非法关押遭强行洗脑迫害；身患残疾的琴为寻找母亲两度流浪；住进精神病院；惨死异地，死后三天无人知晓。
三、上访
琴的悲惨遭遇已在明慧网上曝光，笔者查阅后，略作增补，叙述如下。
琴的父亲九八年过世，兄长自立门户。十九岁的琴远去南方打工，由于摔了大跤，尾椎骨受伤，花光了哥哥打工挣的辛苦钱没能治好，留下双腿残疾，回乡后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时买一对拐杖要六十元钱，因为穷，买不起，琴只好用木棍、竹棍助步。
琴是在贫困中长大。小时候，因为贫困，常常吃了上顿母亲就得考虑一家几口的下顿。母亲整天愁眉苦脸，因为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有一次突然晕倒，手中的猪食倾盆倒下，把脸都烫伤了。晕倒了去打一支葡萄糖针都是孩子去给别人借的钱。孩子们渐渐长大，生活的担子似乎轻了一些，但琴的母亲身体却糟透了，体重只有七十来斤，看上去又瘦、又老。修炼法轮功前，她一连几天吃不下东西，人立不起来，站着都要倒下。修炼了法轮功，很快，她的身体得到了奇迹般的康复，暴躁的脾气也好了许多。
琴的母亲在身体、精神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问她：你以前背是驼的，怎么现在变直了？她孙子说：婆婆长高了。
有人请她去帮忙收麦子，她一人一口气吃下了主人煮好的八个鸡蛋，男子才割半背篓麦子，她已经割了满满的一大背篓。主人说：呀！你以前连走路都走不动，现在你干活赛过男人。
现在她这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走哪里都有人啧啧称赞：红光满面、好硬朗。
琴的母亲感恩大法，感恩传功讲法的师尊对众生的慈悲普度，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打压法轮功，黑云压城，全国上下一片恐怖，而她毅然顶着被迫害的压力，带着闺女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
四、只身寻母
二零零零年腊月，母亲上访回家后，村干部某某队长通知她说，到村办公室去，乡干部找你去谈几句话。见了乡政府官员敖本清，敖本清便对她说：去“学习两天”。琴的母亲不知是诈，便跟着去了乡政府。谁知到了乡政府就被乡政府官员、乡公安、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违法的特务机构）强行送到张坝洗脑班非法关押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洗脑班是中共“六一零”设置的特殊监狱，用欺骗的方式把法轮功学员劫持来，非法关押在其中，进行谎言洗脑、逼迫放弃信仰的精神迫害。
琴的母亲对乡官敖本清说，我女儿有残疾、还有轻度精神病，一个人在家没人管，没饭吃，水都弄不到一口喝，家住山上很不安全。敖本清却说“有人给你管，政府出十元钱一天。”
这一天十块钱谁拿出来了？又交给了谁？据调查，没有谁代表政府出了“十元钱一天”把琴交给了某人照管。据村民说，有次见琴一个人在雨中站着，不知淋了多长时间……吃饭没吃饭、吃的什么，无人过问。
有村民见琴晚上不敢回家，在一个棚里过夜，就向乡政府反映说：你们把她妈抓去关起，这个残废女孩儿出了事、出了人命你们可脱不了干系。后来乡政府把琴软禁在敬老院。
琴听信政府的话，真的以为母亲 “学习两天”就回来了，可一等二等总不见母亲回家，生活艰难，精神焦虑，即使在敬老院里，也终日忧虑，而且越来越烦躁不安。
一天琴的母亲在乡官、“六一零”、乡公安多人的押送下，到敬老院见女儿一面，为女儿换上一双新鞋。换鞋的时候，母亲见女儿破烂的鞋湿透了，双脚浮肿，手上还戴着一只手铐，另一只手铐拖着一根木柱，腿上，手臂上全是青红紫绿的淤伤，显然是遭到过毒打。见面仅十几分钟，母亲就被乡政府、“六一零”、公安人员强行带走，琴抓住母亲哭喊着不让母亲离去，她说，“妈呀，你不走，敬老院才是你呆的地方。要关就关我，我替你到那里去。”这一行人强行把她们分开，琴被推倒在地，一公安随手给了她一个耳光。琴愤怒的呼喊：天啊，打雷来劈他们！
琴从敬老院出来，身无分文，无人照管。她把自己的发辫卖了三十元钱，四处流浪寻找母亲。一天，她到了茜草坝十字路口，身心疲惫的倒在路边，几个好心的老太太知道了她要找炼法轮功的妈妈，就凑了点钱打了个三轮车，帮助她见到了母亲。
母亲在洗脑班意外的见到女儿，一时不敢相认，只见琴一头乱发，浑身又脏又臭，拄着拐杖，脸黑的只见两个眼球转动。母亲顿时悲愤万千，无辜的女儿为什么要遭这样的魔难？母女刚见面一会儿，“六一零”下令将琴赶走。一位法轮功学员拿出五十元钱交给琴，被公安阻拦不准给，身无分文的琴被强行赶走。这个身处困境的残废孤女被从新抛进饥寒与黑暗中继续流浪。
五、再度流浪
三个月后，琴的母亲回到家中，不见女儿，被抄过的家一片狼藉。第二天晚上，母亲得知琴被茜草派出所送到了村支书杨明珍家，便去接。杨明珍对着母女俩又吼又骂。那时天色很晚，天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一场大风雨将至。母亲对村支书杨明珍说，我们就在这儿坐一晚吧，明天再走。杨明珍气势汹汹的说，滚！你把我魔缠够了。母亲哀求说，那我们就在外面房檐下过一夜吧。杨明珍更不耐烦，说：不行！母女俩走进了暴风雨。
不平静的黑夜，雷公震怒、狂风悲鸣、暴雨恸洒大地，这时琴的情绪异常激昂，她伫立雨中仰天呐喊，“天哪，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们为什么这样魔难我？”母亲的脸上泪水雨水交织，望着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风与琴暂时平静，琴便毅然对母亲说，你走前面，不要回头看我。……滂沱大雨之中，只见琴无法行走，全身匍匐田埂上，泡在冰冷的泥泞里，一点一点的往家挪。一条田埂的路程，母女俩走了个通宵。
母女刚团聚两、三天，乡政府一公安到宋家叫走琴的母亲，不告诉叫去干什么，只是说，一会儿就回来。琴见母亲又被公安叫走，心急的赶快追了去。她追到乡政府没见到母亲，以为母亲又回不来了，便又开始到处流浪，寻找母亲。
乡公安强迫法轮功学员照相，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侵犯法轮功学员人权的违法行为。琴的母亲被乡公安带到乡政府去照相，回家来不见女儿，于是每天都带上女儿的换洗衣物，一边出去卖菜、卖甘蔗，一边寻找女儿。一个月后，琴骨瘦如柴，面色苍白，腹泻不止，倒在离家一里地的土沟里，连爬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此时，琴的家一贫如洗，更可怜的是一连串的不幸遭遇，使琴出现比较严重的精神病症状。靠人资助，琴住进了精神病院。
六、命绝蓝田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五日，为了维持生活抚养女儿，琴的母亲带着大病未愈的女儿到蓝田镇做点小生意。头天把女儿安顿好，第二天母亲就回老家拿些衣物。没想到回蓝田的途中，被村支书杨明珍拦截，杨支书欺骗她说：“到乡政府去一趟，一会送你回蓝田。”琴的母亲被绑架上了一辆早就等候在路边的警车，去了乡政府后并没有送她回蓝田，而是被劫持到了茜草“六一零”洗脑班。琴的母亲再次被乡政府欺骗，再次遭到“六一零”的非法关押、洗脑迫害。
到洗脑班被非法拘禁起来，琴的母亲惦记着蓝田的女儿，焦急万分，泪流不止，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洗脑班负责人、乡政府官员王永珍：女儿大病未愈，从精神病院出来不久，每天要服药，她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否则后果可怕。况且她一人在蓝田，人地生疏，无人照应，没饭吃，会有危险。王永珍总是回答：“政府晓得跟你管”，或者说，“政府跟你管得好好的，你看她没来找你了嘛。”
这个大病未愈的残疾女孩身处异地孤身一人谁在照管？这个精神病患者离开了监护人谁来负责？政府在管吗？哪个政府的哪个部门在管？从母亲被骗、被非法绑架，母与女分离、直到琴死亡数日后被发现，共计八、九天时间里，没有哪个政府派出了谁给了这个孤立无助的病人一口水喝，给了这个身处异地的残疾孤女一口饭吃，更没有谁代表了政府去告知琴，她日思夜盼的母亲究竟在哪里，琴的兄长们全都不知母亲的下落，更无人告知他们其妹妹身处何方，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
琴在蓝田等着母亲，天黑了也不见母亲回家。母亲在哪里？为什么一去无回？难道又遭遇了什么不测？焦虑、担忧、恐惧，如无边的黑暗紧紧将她围困，琴的精神处于崩溃。没有人帮助，身体已经非常疲惫、精神已经非常脆弱的她，怎么可能摆脱得了这样的困境？她脸上淌着流不完的泪，嘴里一刻不停的叨念：“我妈不要我了，我妈不要我了”。在无助与孤独、绝望与痛苦之中挣扎了大约五、六个昼夜，食水未进的琴，含恨、含冤，带着对母亲不幸遭遇的担忧，带着对母亲无尽的思念与期盼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据鉴定说是吃治疗精神病的药过量而死。
七、谁之罪
琴死在蓝田镇牛市坎一间租来的屋子里。琴的惨死谁之罪？笔者将明慧网上此文此段转述如下（略有增补）：当有人发现这个女孩情况不对，生命可能有危险时，费了很大周折打听到，在茜草“六一零”洗脑班非法关押着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琴的母亲正在那里。于是立即打电话给洗脑班告急，请求琴的母亲宋德贵赶快去看女儿。王永珍与“六一零”人员孙某都接到了这人命关天的电话，可谁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这个正面临绝境的生命，也没有派人通知她的亲属，龚泰琴便失去了宝贵的生之机会，年轻的生命被断送了，死在异地陌生的房屋里，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
惨案发生后，乡政府、“六一零”人员威胁、逼迫龚泰琴的其他亲人签字火化，火化时不通知宋德贵到场，还要宋的儿子、媳妇配合政府撒谎，教他们说：龚泰琴是“吃药过量、抢救无效”而死，死前曾见到过哥嫂。
“六一零”、洗脑班一直对宋德贵封锁女儿的死讯，“六一零”头子王旭哄骗宋说，从学习班回去后政府拨钱给你们修一间房子你们娘俩住；每月拨给你女儿一百元的生活费；学习班里的床抬一张回去你们娘俩好睡……
宋德贵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乡政府、“六一零”、公安，还有市里、区里的一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类人员近一、二十个，大队人马“护送”宋德贵回家，这么风光的“礼遇”在当地老百姓中是从未有过的，乡民十分惊诧。
笔者叙述：琴的母亲回家途中不知道女儿已死亡三个月。当问及女儿的情况，陪同的王永珍说，你女儿在泰安敬老院，给你照顾的好好的。等会儿去接。回家后，乡政府、各级公安、各级“六一零”人员一切布置就绪，指使一个村民向琴的母亲撒谎，宣布琴的死因为“吃药过量，抢救无效而死”。琴的母亲听到这噩耗，如晴天霹雳，胸中的悲愤喷涌而出，泪如堤溃， 哭声动地，她声声高喊：人是你们整死的！人是你们给我整死的！修炼法轮功我坚决走到底！血与泪的控诉，撕肝裂肺的呐喊令群山悲鸣，全场震慑，王旭、王永珍、杨明珍等人哑然无声。
宣布死讯的过场走完后，陪琴的母亲回乡的大小官员们就在杨院子村住了下来，吃、喝、玩乐、打麻将整整玩了四天。陪同的、劝慰的、做饭的均得到了乡政府二十元钱一天的赏赐。这场面看上去好热闹，好感动，好排场，好大的面子，政府出钱出面，当官的屈尊乡间陪着法轮功学员度过悲痛的时刻，其实这忙忙活活的折腾，不就是为了擦干血迹，把死人的事件“摆平”，掩盖其草菅人命的罪恶吗？
八、告状
琴死后，琴的母亲为女儿喊冤，上诉到了法院，结果如何，请看明慧下文：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一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告”，决定在全国开展严肃查办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专项活动，为期一年。为此，宋德贵写下了这几份血泪的控诉。欠下血债、命债的乡政府官员、“六一零”等做贼心虚，串通一气找伪证，统一口径说宋德贵被关进洗脑班后，龚泰琴的处境通知过她的兄长，把丧失这条人命的罪责完全推到别人身上。
乡政府主席敖本清对泰琴的兄、嫂说，叫宋德贵写个“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什么事都好解决，说明我们整错了。如果不写，那你就是炼法轮功的，我们没整错。意思是炼法轮功的连国家公民的最基本人权都没有，没有法律可讲，怎么整都不为过。关了你怎么样，死了人又怎么样？只要是共产党叫干的，无所谓道德良心是非善恶，无所谓法不法律，只要“上面”如意就行。当然帮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共产党的王法难道还制裁参与迫害卖力的有功者不成？果然，泸州市法轮功学员的人权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件如石沉大海，一个也没得到昭雪。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份子一个也没受到法律的制裁。二零零五年五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彻底清查侵犯人权案”不过是中共对外欺骗国际社会对内欺骗民众玩的又一个花招罢了。
后记
宋保长和外孙女的悲剧是中共迫害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但愿，中共的暴政早日结束，琴的母亲不再被迫害，所有法轮功学员能自由修炼，祖孙二人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