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归大法
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出生在江西南昌，生活在梅岭。十六岁，我考上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二十岁，我考上南京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读研究生，之后留校当教官。
一九九六年四月，通过《文艺之窗》介绍，我了解到法轮功修心性，讲真、善、忍，即心定法轮功，心情无比愉悦。同年六月，我有缘在北京得法，拿到《转法轮》的当晚，我倒下就睡着了，失眠的毛病从此不翼而飞。修炼法轮功不但使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也使我放淡名利，放淡了争强好胜的心。
九九年“四·二五”天津事件发生后，我参加了四月二十七日省政府的和平请愿，穿着军装的我，特别引人注目，我很快被便衣“请”走，回来后，即被讯问和记“大过”。
二、被关精神病院 药物折磨
九九年“七·二零”后，领导要我表态，我表态要坚决修炼法轮大法，我一天数次被强制所谓的“教育”达一月之久，压力大时，听信一些功友可以玩文字游戏等悟偏的理，写下违心的东西，当被强行要求修改到第四稿时，我因无法接受而落泪。听到《西游记》中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时，我不禁伤心哭泣，唐僧取经再苦还有一条路可走，可是我的路在哪里呢？就在我困苦压抑时，明慧网带我走出了困境，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大错事，我悔恨不已，当即找到领导要求坚决收回所有那些违心的材料。
我在校园网上共享我写给领导的一封公开信，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全军通报。我拎着录音机，来到炼功点炼功，以示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被强行拉走时，我听到遥远的天边响起一阵雷声。晚上，领导以找我谈话为名，将我骗至招待所软禁，对我進行隔离审查。大学校长上报对我劳教的决定，总政没有批，指示要将我“转化”。大学为我设立洗脑基地，组织专人成立所谓“帮教”小组，每天将我的情况直接送达大学和总政。我信念坚定，思如涌泉，写了十多篇材料，本着善意，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说我顽固，精神有问题，可请来的心理专家直夸我思维敏捷，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女。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对我“帮教”无效后，我被党内除名和作战士复员。
学校让丈夫控制我。二零零零年三月底的一天早上，丈夫守住房门不让我出去，我毫不迟疑的从二楼阳台跳走。丈夫和系主任将我强行送進精神病院。到精神病院的第二天，我于九八年写给中央的有关法轮功真相的信被转到总政，校长到北京做检讨回来后非常气愤，十万火急催逼丈夫立即帮我办理复员手续，赶快将我踢走。帮我办户口时，派出所民警要求我丈夫什么时候把我接出精神病院，必须先告诉他们，必须先经过他们同意。
绑架我去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病院）的路上，我一路挣扎，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大汗淋漓几乎虚脱。到了六病区，我头撞在墙上，医生立即将我绑在床上，给我打镇静剂。我绝食，医院的病人野蛮的拉住我的头发，强行灌我，我死死咬住勺子竟将其咬断，她们换一根继续灌，勺子刺伤我，刺激的我一口血喷出来。
我被绑回床上，一个人轻轻走过来告诉我她也是炼法轮功的，叫吴顺珍。六病区的楼下是五病区，里面也关着两名法轮功学员：沈丽娟和李安宁。
在南京脑科医院，我被强制服药，后又给我换药并加大剂量，我的身体出现强烈反应，白天要不停的走、晚上睡觉腿要不停的抖，停下不动就难受。大量服药使我虚胖变形、反应迟钝，我变成了一个不服药就不会自己睡觉的人。想当初正是法轮功治好了我的失眠，可是精神病院的迫害却使我完全不会睡觉了。丈夫抱着我流泪，说对不起我，只要我放弃法轮功，他愿意伺候我一辈子。我告诉他，法轮功已沁入我的血液，溶入我的生命。
从南京脑科医院回来后，我从新学法炼功，恢复很快。一天晚上，瑞金路派出所警察来家里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们要带我走，我冲到阳台上大声疾呼：“警察抓人啦！法轮大法好！”震动整个营区。他们手忙脚乱将我拖下楼，强行带到派出所，已有不少功友被抓去，我的信念一丝一毫未曾动摇，坐了一天一夜一个字未写，他们又通知丈夫将我接回。不久，派出所叫我参加洗脑班，我坚决不去，他们开着警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从单位抓走。
我远走他乡，来到公司总部杭州。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南京恶警在杭州将我绑架。我被非法关押进南京市看守所后，大声背诵《洪吟》，被拖進橡皮房，两手从后背反铐，几乎嵌进肉里，右手大拇指好几个月才恢复知觉，后来给我换成最重的脚镣，上面连着手铐，戴上后人直不起身。从上午到下午我一遍遍的高喊“法轮大法好”，一遍遍的高声背诵《洪吟》，声音越来越洪亮。背到下午，一个警察在橡皮门外喊：“别喊了，歇歇吧。”我一听，更有精神，说明我的声音能穿透出去，我要让整个看守所都听到我的声音：法-轮-大-法-好-！据说关橡皮房的最长纪录是五天，我始终没有认错，关了七天才让我出橡皮房。褪下脚镣时，我已不会走路，一个跟头栽下去。善良的功友一遍又一遍的搓着我又冷又肿又脏的脚，眼泪滴在我的脚上。
看守所强迫我们学习污蔑大法和师父的东西，我一边高声背诵《洪吟》，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几个女警急的在号房门口喊：“把她嘴堵上！快把她嘴堵上！”大家一阵手忙脚乱，却没有人堵我的嘴。事后，她们告诉我：你喊的好！我们特意不堵你的嘴，你们师父的诗写的真好。再次被关進橡皮房后，我绝食抗议。五天出来后，我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修炼前后身心的变化、法轮功的受冤等全部写進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写了整整六页。不久，看守所组织集体观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录像，我拒绝观看，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被第三次关進橡皮房。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我被送进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四大队非法劳教。我不写“保证书”被彻夜罚站、罚蹲、谩骂。恶警洪鹰等和几个“包夹”将我拖進房间关上门殴打，我大声疾呼：“打人了！法轮大法好！”她们惊慌失措的直叫：“把她的嘴堵起来！堵起来！不准她喊！”
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参加污蔑师父和大法的集会。第一次集会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带出会场；第二次集会，来了几十名全副武装手持电警棍的警察，当恶人污辱师父时，我依然站起来高喊：“不许污辱我师父！法轮大法好！”其他功友也站起来喊，我们被迅速拖出会场用电警棍，我一点不怕，电到身上没感觉，警察直犯嘀咕，又换一根再电，声音很响，火花直闪，我依然没感觉，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了。劳教所后来给我加期半年，据说就是因为我在会场上喊口号。
三、法理不清的我在被围攻中可耻的邪悟“转化”
二零零二年二月，省劳教局唐国防等组织句东女子劳教所和方强男子劳教所邪悟者，在恶警王飞等的带队下对我所谓“帮教”。他们轮番上阵，不停的给我灌输邪悟的歪理，我与他们停留在法理的表面激烈的争吵和辩论。邪悟者机械的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引导我。他们问我功是怎么长上去的，我按照《转法轮》上师父说的详细回答他们，他们故意哄堂大笑，胡说八道，妄图用这种强势来搅乱我的思维。同时，为了消磨我的意志，他们安排“连号”晚上暗地里干扰我休息，我被凳子脚摩擦地面的刺耳的“吱嘎”声阵阵惊醒，弄的头昏脑胀。我知道这是唐国防软硬兼施的一贯伎俩。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一日中午，邪悟者孟照梅（中学美术教师）突然袭击，滔滔不绝的说了一大通，我感到思维被冲散、击垮，真感到自己有些“为私”，而她自己事后都不记的说了什么。孟照梅只要一進入“帮凶”状态，就象有一套外来观念一下控制住她，面无表情、口若悬河。当晚，他们一夜不让我睡，第二天，我感到头脑发昏，一片空白。随后，一个我非常信任和接受的邪悟者过来哭诉、忏悔对家人的伤害，那时，已有些糊涂的我陪着落泪。
在许多人层层围困我的强势下，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不争气的我迈出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步。被“转化”那天，我被机械的戴上大红花招摇过市……这条路上诡异莫测，开满了美丽的罂粟花……我被利用来做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帮教”，同时也加强着自己邪悟的理，自以为悟到了更高层次的理，其实都是自心生魔的鬼话。二零零二年五月至八月的短短三个月时间，我先后被抽去外出“帮教”三次：二零零二年五月，省劳教局彭云飞带队，抽句东女子劳教所若干邪悟者到方强劳教所“帮教”，我是其中一名；二零零二年大约六、七月，又被句东女子劳教所抽去盐城和大丰的洗脑班“帮教”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二年八月，省劳教局教育处唐国防、句东女子劳教所周英、方强劳教所王飞等带着若干邪悟者，到南京市鼓楼洗脑班“帮教”迫害，我是其中一名。自身被迫害又无知造业。可悲可叹！可悲可叹！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提前”一个多月回到了家。不久孟照梅也出来了，她被“减期”九个月，“借调”、居住于洗脑班一年跟随柏正辉参加所谓“帮教”。柏从下关“六一零”调到市“六一零”时，也将孟照梅从下关洗脑班带到市洗脑班，以期继续为其所用，他与孟照梅一起参加过省“帮教团”到兴化迫害法轮功学员。当时我就已经被严密控制在柏正辉手中，他始终在总体上配合着公安、“六一零”对我的全局安排。 当时我有时还是会想起师父，我愚蠢的希望这些邪悟的认识都是对的。今天我认识到，我们真是在无知中造业，自心生魔、自欺欺人、无知狂妄、罪不可赦，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
四、中共官员 禽兽之辈
我带着邪悟的创伤走出劳教场所，不知自己的背离和变异，无知的以为那些邪悟认识都是对的，我可以独自走好未来的路。我哪里知道，情势无比险恶，我的四周早已杀机四伏，黑浪翻滚，离开大法的我，犹如一叶四处漂泊的孤舟，随时可能被黑暗吞没。
二零零三年初，唐国防剥去江苏省劳教局的伪善画皮问到我家电话，与我建立联系后，常给我发送低级下流、温情暧昧的短信。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唐国防给我发来短信，用十几个“我爱你”。
我感到困惑、压抑和气愤，他既不自重，也不尊重我，我一忍再忍，渐行渐远与他彻底断了联系。后来，从报上得知可以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告他，告不倒他，也可以杀他的威风。我后悔没有把这些证据留下来，为此伤心的掉泪。
零四年“情人节”，紧随唐国防之后，柏正辉发来同样暧昧温情的短信。同年三月，柏正辉发来“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的公式短信，以及随后接二连三的“求爱”短信，他态度之“谦卑”之“真诚”，让邪悟后失去理智的我，糊里糊涂的把他当兄长信赖。然而从一开始，他的用意就是狰狞的，他和唐国防一样，也是禽兽之辈，我闯过唐国防那一关，却跌进了柏正辉暗藏杀机的万丈深渊，生命濒临绝境。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四日中午，在这个“要死”的日子里，柏正辉约我吃午饭，饭后去洗脑班的路上，违背我意志中途突然拐進他家，骗我说请我帮他搞一下电脑。我将电脑设置好后起身要走，他猛的从身后将我抱住，我奋力挣脱，非常紧张，他又趁我不备将我扳倒在床上。我感到他早有预谋，可能接受到了某种指令，因为此前，他不停的打电话接电话，隐秘的不让我听见。最终，他将我奸污。事后，还特地为我泡了一杯咖啡样的饮料，一定要看着我喝下去。随后他将手机电池装上，又开始打电话接电话，说有急事，头也不回的骑着摩托车飞驰而去。看着他远去得意的背影，我感到他是急不可待的向他的上司表功去了，向对他下达奸污我命令的人报功邀赏去了，他们今晚可以开“庆功宴”了，开庆祝奸污我成功的“庆功宴”。可怜我一生清名被毁。
我独自一人走向车站，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连几天神思恍惚，象在梦中回不过神，生理周期被打乱，例假提前半个多月……故我相信女子被强暴后，会因强烈刺激而精神失常。事后，他特地向我强调他没有强奸我，而良心发现时，他忏悔说对我实施了强奸。
我不知他玩弄和欺骗过多少女性法轮功学员，他曾将邪悟者范崇峰（南师大古汉语专业博士）发给他的短信给我看，轻蔑的说，如果他去勾引，范肯定马上上勾，但她长的太丑了，他看不上。而有人亲眼看到唐国防对孟照梅举止轻佻。
在“六一零”与公安这个群体中，象柏正辉和唐国防这样的禽兽之辈还有多少？！……
五、连环毒计
柏正辉奸污我一周之后，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四，白下公安分局匡宇清打来电话，说南京市公安局有事找我。我如约到达后，看到了匡宇清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沈小华（公安称之为沈主任）、小朱，沈提出要我做特务，朱严肃的在一边记录，那架势让我感到自己在被提审。我明确答复不愿意，没有回旋余地。我的强硬态度让沈很意外，他表情愕然，说：“我觉的你应该会同意的，不用急着答复，再考虑考虑，要为你丈夫和家庭想想，也许考虑好了，你还会主动来找我们。”
当时，我感到他的思维出了问题，想不通这事和我丈夫、家庭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可能还会主动去找他们？我想起曾看过一个长篇，令我印象深刻：女方为维护丈夫家庭拒绝做特工，导致她丈夫“意外车祸”被陷害毙命。难道他们也想害我丈夫？为避免给丈夫带来不测，我反复强调，我的决定与我丈夫和家庭无关。
现在我才明白，他们是想利用我的“失身”做文章，借此要挟；不是他们的思维出了问题，而是我的思维太单纯，尽管他们一再暗示，我却无法领会两者的关联，更想象不出他们会用如此阴险之招。
我找工作处处碰壁，怀疑其中必有阴谋，其实，我的工作也是他们整盘棋中的一步。二零零四年八月，匡宇清主动打来电话关心我的工作，他说愿以个人身份帮助我，我便给了他一份简历。很快，钟山职业技术学院通知我去面试、试讲。其实这些都是走形式。
后来公安不断提醒我，黄局长（黄亚玲，南京市“六一零”主任、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公安这么关心我，帮我找到了工作，我也应该有所表示，要我跟他们合作。对于公安来说，也许那时的我已是瓮中之鳖，我的工作这么“难”找，我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唯命是从。我感到我掉进了一个陷阱，我非常压抑，强烈希望有朝一日尽快离开这个单位。
早在二零零三年秋，在南京中山植物园白下区办的洗脑班上，白下公安分局戚长云就对我说过，根据组织决定，经过考察，要我做特务，同时，对我工作问题表示关心。想起市“六一零”曾去劳教所说要将我树为典型，当时让我紧张一番，后来却不了了之，现在明白，原来他们对我已另有“安排”。
戚长云所讲的“考察”，令我想起我曾发现自己被人跟踪，连我家请的钟点工也在暗中帮他们，同修想找回我时，她不但将之挡回，而且让我毫不知情；我记下的同修地址、电话不翼而飞，让我无法与同修取得联系，等等。在公安逼迫我最凶之时，也就是二零零四年八月之后，柏正辉却如人间蒸发，难见踪迹。双重压力令我心力交瘁，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我在沼泽地中挣扎，在邪恶的奸笑声中一步步沉沦……晚上，我躺在床上，泪水顺着脸颊滴滴滑落。
二零零五年底，在我好不容易挣脱公安与柏正辉的控制，处于光明的前沿时，柏正辉突然一反常态，再次对我短信频繁，热情表白，极尽“诚意”和逢迎，恳请我原谅，再给他一次机会。
柏正辉是南京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干将，阴森可怕，他的罪恶如此之大，却很难见到揭露他的文章，可见其奸诈。他张着无形的大网对我虎视眈眈，控制着我，我就象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可怜人质，在压抑和恐惧下，对劫持我的绑匪产生“畸恋”，我与他无形的“周旋”、演戏，都是因为“怕”。柏正辉为了让我心安理得行有违人伦之举，说他们单位领导都有婚外情，并且信誓旦旦，说我丈夫早有外遇。我直觉倘若丈夫真有外遇，也是被蓄意安排或者受到监控。可怕的他，对我做出更加出格之事，他拿出相机要给我拍摄裸照，我阻止，他问我是不是怕将来被曝光，我告诉他，我的性格从来不怕被要挟。我想如果真被公布，那就让人们看看，我就是因为不炼法轮功，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才会招来如此耻辱。至于他破坏军婚要被判刑，我还想不到那么远。也许正是我不怕被要挟，才让他有所顾忌，他们胁迫我做特务的计划最后彻底破产。
为了冲破我不愿做特务的最后一道障碍，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柏正辉发来一篇恶毒攻击明慧网的文章，让我修改；同年五月二日，柏正辉发来一篇恶毒攻击师父的文章，让我修改。……写到这里，回忆的闸门一一打开，随着文字的不断梳理，我变的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明白真相，这种清醒与明白，让我有种想发“疯”的感觉，我泪如泉涌，痛不欲生……柏正辉蓄意针对我心灵深处发难，他对我的伤害罄竹难书，我的罪业无以复加。
六、绝处逢生
我在与这帮“小人”们的周旋中消耗着生命，两方面巨大的压力令我身心俱损。二零零七年，就象当年在脑科医院被精神病药物折磨过一样，受尽身心折磨的我再一次不会睡觉，身体每况愈下，虚弱到了极点，消瘦成度之快连同事都感到惊讶，我几乎已到了瘫在床上、难以工作的地步，仿佛一吹就倒，一折就断。
现实告诉我，法轮功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心，而所谓执法机关的劳教所、所谓做“救人”工作的“六一零”以及所谓的“人民”公安正是不断迫害我，置我于死地的真凶。我无助的怀念过去修炼时的美好时光，曾偷着起来炼功，找出《转法轮》来看，内心深处，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世界上最纯洁、最干净的地方，怀着圣洁之心，持香对着上苍深深叩拜我的师父，感谢他所赐予我的一切。这一幕在我的内心深处反复演练。我是多么无助的想念师父。
记的刚得法时，有次受到刺激，我以为师父不管我，心里不禁哭喊：“师父不管我！师父不管我！”第二天就梦见师父高大的形像在我面前打坐，而我和另一个小童子在师父膝间跳来跳去的玩，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告诉我，师父一直在管着我。
想不到堕落中的我，还有缘得到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看到师父，我感受到师父在帮我清理污垢的身体，为我输入正念与能量，我的主意识渐渐复苏。师父没有遗弃我这样一个肮脏的罪人。告别流浪，我回到法轮大法这片净土。
从新修大法后，我毅然决然了断了过去肮脏的一切。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自己竟存如此“邪悟”，人原来如此低劣和无能。秋夜愔愔，黯然注视我无语哽咽、簌簌泪下。面对师父的洪大慈悲，我痛不欲生、羞愧难当，对人世的凶险，对佛的慈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将师父讲法从头到尾学了两遍，写“严正声明”时，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七、层层围困
我和邪悟者之间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最早的张罗者是张丽宁和孟照梅。就象我被看中做特务一样，张丽宁和孟照梅被看中吸收進鼓楼区首先成立的“协会”，被控制和利用着收集邪悟者素材，为邪恶做反面宣传，为“转化”歌功颂德，现在是所谓“爱心家园”的打手。
回到法中清醒后，我特别同情和思念这些人，想把她们拉回来，可我自己的羽毛还没长好，就想振翅高飞，差点身陷泥泞。一天晚上，我将学法后的感慨毫无戒备的含泪群发给了她们，想让她们理解和感受我学法后的美妙和神圣。事后，销声匿迹的唐国防又来一条短信，我知道是孟照梅汇报了。
因为我从修大法，二零零九年新年刚过，南京市公安局肖宁健和白下公安分局丁翠英突然造访。肖宁健代表公安从新向我解释当年叫我做特务之事，表示以他当天说的为准，我听出实质是变相的否定了这件事。我提出三点：第一，公安要我做特务是党委会的决定，“六一零”处以上干部都得到了通知，这不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第二，公安当初明确要我做特务，要我先上明慧网假“反水”，取得明慧网信任后，为他们获取“情报”，这不是所谓的了解了解某个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么简单的事；第三，我二零零六年从澳大利亚回来，公安搜查了我手机的通信记录，这更不是个人行为可以做到的，必须有领导批准，他才有这个权限。
随后，孟照梅打来电话，代表南京市洗脑班负责人高鹏飞联系与我见面。紧接着，柏正辉也打来电话，劝我与“六一零”见面。我见了高鹏飞和柏正辉后，关键的问题都是柏正辉发问，“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你单位的同事知不知道？”……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会影响其他邪悟者，对我進行一番恐吓诈骗无效之后，柏正辉后来神经紧张的劝我赶紧换个邮箱，并透露公安如何掌握了我发给邪悟者的邮件，孟照梅如何把我的邮件转交给公安和高鹏飞，想让我因为害怕而中止，我没放在心上，照样该写就写，该发就发，只要我心摆的正，就是对他这种不正行为的彻底否认和勇猛回击。
通信工程学院知道我从新修炼法轮功后，通过高压架势震慑我丈夫。大学的校长、政委、通院的院长、政委、保卫处长将我丈夫找去，不发一话，拿出红头文件往丈夫面前一放，让他自己看。我记的丈夫转述时说，某部队单位一名军人的配偶在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这个单位的领导从上到下被撤职、降级。红头文件就是对此事处理的全军通报。大学领导随后对我丈夫下达“最后通牒”：要么不炼法轮功，要么从家里搬出去，限一天答复。我这边不答复，通院直接逼丈夫与我离婚，未达到目地后，逼迫丈夫转业。
事后，周亚东（南京市“六一零”副头目）一再解释此事与他们“六一零”无关，其实他们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在我面前倒过来责怪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领导不会办事，他们本想调动多方因素围困我，达到孤立我、让我放弃修炼的目地，结果邪招失灵。
八、再遭绑架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借我丈夫出差之际，恶警开着一辆摘去了车牌的黑车，守在我家小区门外将我绑架到洗脑班，之后非法抄了我家，又抄了我父母家。我被绑架的消息在明慧网上曝光后，他们将魔爪伸向我妹妹同修，要求妹妹每天去居委会报到，妹妹未予理睬后，将她十岁的儿子绑架，令小孩身心受到极大创伤，半年后小孩才逐渐恢复正常。之后恶警又多次到家、单位对我妹妹骚扰、恐吓，威胁要再次绑架她儿子，让她儿子上不了学，令妹妹生不如死。
我对公安绑架和非法拘禁的违法行为非常气愤，绝食抗议，并伺机逃跑，由于没吃饭又穿拖鞋，途中被截住。我告诉“110”民警，我已被非法拘禁了二十多天，家里人还不知道我在哪里，年轻民警听后很重视，觉的这是个很重要的绑架案，掏出笔来记录了我和我丈夫的姓名、住址、丈夫的电话，准备给我丈夫打电话，“六一零”人员急的大喊：“不能打！不能打！她是法轮功的重点分子！”“六一零”人员又是掏工作证，又是掏证明，要“110”理解和配合。面对围观的人群，我大声讲真相，告诉他们我为何被非法关押，为抗议我已经绝食多天没吃没喝。“六一零”人员虚伪的大声掩盖：“你想走跟我们说一声嘛，为什么要跑呢。”然后将人群驱散。
就在这种环境下，他们还没有放弃胁迫我当特务的意图。在他们追查我是否向明慧发东西时，柏正辉来看我，以关心我的身份来问我电脑里到底有没有东西，当时尚未识破他真相的我感到他问的问题很不懂事，我虽没有告诉他，但心里很压抑。柏正辉出主意，劝导我把上明慧网的责任推到公安身上；公安也随即表示如果我把责任推到公安身上，会对我“网开一面”。我不领这种“好意”，把他们还想利用我当特务的这条路堵死。
九、泣血忏悔
我走回法中时间很短就再次被抓，头脑里还有许多邪悟的理没有肃清，又由于不重视发正念，争斗心很强，在与邪悟者孙志海（东南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交谈后，再次被搅浑头脑。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我从洗脑班回到了家。当明白自己再度迷失时痛不欲生，我无法理解也无法原谅自己。
随着学法，我认识到，我邪悟的时间太长了，走回来太晚了，那种邪悟的东西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只要是没有用大法归正的地方，依旧是邪悟的思维，很不好的常人思想，而我却意识不到，尤其是“情”的肮脏物质还禁锢着我，我依然抵不住邪恶环境对我的侵袭。现在唯有大法能救我，师父能救我，我只有多学法，用大法不断洗净自己，归正自己。
再次失足，令我对自己几乎失去信心，可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再次引领我走出迷津。师父挡住邪悟者邀请我去“爱心家园”的邮件，让我先看到明慧网《揭开南京下关区“爱心家园”的真面目》的文章，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告诉我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去。之后，邪悟者又两次劝我去所谓“爱心家园”，我都断然回绝。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慈悲的师父用巨手托住了掉入万丈深渊、眼看就要粉身碎骨的我。没有师父的洪大慈悲，我不可能再有机会回到法中修炼。
我曾做过一梦，梦见等车时，我因开小差没赶上而懊悔，我奋力追，发现只要追，车子就变大，这给了我信心和鼓励，我终于追上了，车里宽敞明亮。从那以后，我知道，只要我想好，师父就会等我，师父一定会等我。可是这一次我让师父等的太久太久了！我让师父救度的太艰辛太艰辛了！我真想在师尊面前长跪不起，忏悔我无尽的罪业，哭诉我无尽的悔恨。
借此一角，我向被我伤害过的同修与世人忏悔！我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忏悔！我愿从生命的最深处改变自己，洗净罪业。
我忏悔我曾经追随邪恶，助纣为虐，让同修难中加难，雪上加霜；我忏悔在高压下，辜负了同修的真诚、友善和信任，我虽然没有做特务，但公安为了培训我，逼迫我充当“内线”，虽然没有造成后果，但也是特务行为，我伤害的同修有夏建国、陈明翠、王金美、周丽琴、叶永萍，在此恳请同修原谅我的过错，表达我深深的歉意！
更让我羞愧的是，我道德沦丧，正邪不分，堕落到与“六一零”人员苟合。我深深忏悔！
淌过血和泪的冰河，我心力交瘁，我提醒自己：纵然一次次跌倒，我都要坚强的站起来！师父不放弃我，我就一定能行！我最终一定会给师父争气！我要用我的笔，用我的亲身经历，留下血和泪的深刻教训。但愿还在邪悟中的昔日同修赶快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