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九年十年中，周玉仁遭中共非法劳教一年半，又因揭露妹妹周玉玲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二零零三年五月被中共绑架、非法判刑六年，经历了抚顺吴家堡教养院、辽阳铧子监狱的折磨。周玉仁出狱后揭露了当时在铧子监狱遭受的迫害，以下是周玉仁自述在抚顺吴家堡劳教所遭迫害经历：

做好人屡遭绑架

我确实在做好人，谁能想到做好人反而遭迫害了，仅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至二零零一年，我在家、在单位就被县公安局绑架两次，第一次是七二零刚过，第二次是从抚顺教养院回来不长时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场景历历在目。

二零零二年夏，清原县公安局又到我家绑架我，因我没在家而未成，但迫使我流离失所，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九日我和儿子又遭到抚顺警察绑架。

在拘留所遭警察殴打

我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进京上访，在北京一家旅店被绑架，在进京之前我怕牵连石油公司的书记、经理和站长，我写了一封辞职书，这与石油公司的任何一个头头都没有关系了，后来听说这件事受到了清原县政法委的干涉：不管辞职与否，进京上访的石油公司的领导就得管，所以我单位的一副经理一直追到北京，当时清原县在北京有驻京办事处，专门截阻法轮功学员上访。我被押回到清原大沙沟拘留所，警察刘磊逼我蹲下，我刚蹲下，他就用穿着皮鞋的脚飞起一脚踢在我的下巴上，几乎把我踢翻，刘磊拿起狼牙棒（铁管套带粒橡胶）在我后背狠狠打了两下，然后又用电棍电我的脖子，刘看我没动，又电我的手背，我也没动，他就大骂说我挺抗劲。其实我觉得脖子和手背火烧火燎的，又象有一张大嘴一块一块往下撕肉，那滋味非常难受。后来我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吴家堡教养院，在那里我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该教养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见证抚顺吴家堡教养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末到二零零一年初，在抚顺吴家堡教养院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近四百人，女法轮功学员二百七十多人，男法轮功学员最多时一百一十二人，抚顺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是：骗和打、逼迫法轮功学员谩骂师父、污蔑大法，不肯者遭打。如：十来个人把法轮功学员贾抬起来举过头顶一齐松手摔下来，贾清贵被打得面部青肿，双眼肿得一条缝，嘴张不开；袁鹏被打得几乎把舌头咬断；秦中科（石家庄送来的）在会场上喊法轮大法好，几乎被警察乱棍打死。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

一开始警察逼我每天早五点蹲到晚十一点，大约有半个月时间，脚脖子肿得根本就不能蹲了，一坐下就有人踢我，恶警姜永枫领来五、六个犹大把我按在地上，恶警姜永枫用两腿夹住我脖子，十多只手伸进衣服里抓掐我前胸、后背、肚子、两肋、腋下，这样反复折腾我，我被折磨得脑袋发胀、有窒息的感觉。

经济上的迫害

在这场迫害中，我单位清原石油公司的头头们在上面的压力下也不同程度的参与了，一九九八年石油公司资金短缺，进货困难，动员职工集资帮单位度难关，我也集了五千元。二零零一年返给时只给回九十元钱。二零零九年我找到单位查一下钱的去向，单据上竟盖着清原政法委的章，连经手人都没有，就跟土匪一样，明抢。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九年这段时间，中共对我非法判刑六年、非法劳教一年半，至少有六年没给开工资，每月按低标准五百元算，一年六千元，六年三万六千元，房屋补贴五万多元，失业保障金五千八百元，以上这些钱计九万一千八百元均未给我，再加上文提到的五千元集资款，这场迫害对我个人（不算其他家庭成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九万六千八百元，这对于一个靠微薄工资收入的人来说数额不小，精神上的损失无法估量。

这场对我的迫害还体现在亲戚、朋友和同事对我的疏远、歧视，善者、弱者遭受苦难他不同情；强盗、恶者横行霸道他还挺赞同。说白了，这场迫害也是对这些人的迫害。

我无意指责谁，愿望是想那些迫害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能弃恶从善，为自己命运着想，能有个好的未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理，一个人对别人做什么实质上都是对自己做什么，你对别人行恶，遭报时那不是对自己行恶吗，你对别人行善，相应也会得到好的报答，那不就是为自己积福份吗？有人被时间障目，认为有人还在继续行恶不是也没怎么样吗。其实这是苍天对人的慈悲，如果仍然有恃无恐的行恶，就会加速毁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