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念直言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对大法及大法弟子发动了疯狂的迫害。一时间乌云密布，红色恐怖遍及整个中国。我和所有的大法学员一样，去省城、去京城为大法讨个公道，向政府说明情况。可是邪党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法轮功真相，而是蓄谋已久诬陷大法，他们根本不让大法学员说话，而且发动武警部队对大法学员大打出手，并把進京上访的学员整车整车的往回送，我还没到北京就被当地警察押送回来，在单位被隔离了一天一宿才让回家。当时被邪党谎言所蒙蔽的同事领导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

一九九九年末的一天我刚到单位就被叫到党委办公室，屋里坐着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团委书记、党办主任等等若干人，他们先是对电视中播放的污蔑大法的内容大发感慨，而后又用轻蔑的语言嘲讽大法和师父，然后又用所谓政治嗅觉来断言大法的命运，最后又以关心爱护我之名让我看清形势、放弃修炼。看到他们这样诽谤大法、诽谤师父，我难过极了。我和他们据理力争，向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我修炼后我和家人受益的事实等等。可是他们根本听不進去，还恶狠狠的说：“你敢把你今天说的话写在纸上吗？如果你敢写在纸上，我们就把它交给上级，开除你的公职。”我说“我敢”。他们真的拿来了纸笔，我毫不犹豫的拿起笔在纸上端端正正的写下了“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然后郑重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全场愕然。事后他们也没有把我怎么样，我还照常上班照常工作。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度过了这一劫。

二、送真相资料，揭穿邪党谎言，救度众生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中国大陆所有宣传工具都是清一色的恶党诬陷大法的内容，全民都在被毒害着。师父说：“我告诉大家，如果在正法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人类将要進入下一步的事，头脑中装了‘宇宙大法不好’的这个人、这个生命，就是第一被淘汰的对像”（《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我真的又急又痛心。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从而得救，我开始了往各家各户送真相资料。

当时真相资料很紧缺，都是单片的传单，和常人的小广告差不多。我想就是这样的真相传单也是同修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巨大的压力做出来的。我发放时一定要让它发挥救人的作用。发放前我把传单装入信封，并在上面贴上从报刊、杂志上剪下的常人喜欢的吉祥字样，然后再发放。很快我们的真相资料就丰富多彩了，遍布城市。

邪恶害怕了，他们害怕老百姓知道真相，疯狂抓捕发放资料的同修，而且还派出保洁员、保安收缴真相资料并销毁。为了保护真相资料，让老百姓看到真相，我买来红纸，把光盘、真相小册子包好，塞在房门上贴的福字后面，只留一个小角，只有这家人开门时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这样就有利于真相的传播。

多年来我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发放真相资料，走遍了我市的大街小巷。有很多楼群，我不知走了多少遍。渴了累了，我就背诵师父的《洪吟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有几次和同修边走边发资料，竟走出了十几里路，回家后我的双脚都磨出了血泡。一次我一个人走出去了十二、三里路，又连续上走了十六七个单元楼，每个楼层都上到顶层六楼才下来，事后我自己都觉的不可思议，我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竟有这么好的体力。我知道这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才做到的。

三、堂堂正正讲真相、劝三退

二零零四年以后，随着正法進程，《九评共产党》出世，引发退党大潮。为了挽救受恶党毒害的中国人，我和广大的同修开始了讲真相劝三退。讲真相劝三退，对于当今深受邪党毒害的中国人来讲并不是件容易事。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着邪党的教育，时时刻刻都浸泡在党文化中。他们不信神佛，所以不相信天灭中共，有的虽然很厌恶恶党，但又惧怕恶党的淫威，不敢轻易退出。更有中毒很深的人，不听真相，甚至恶言恶语的骂你，要举报你。但是我想，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来到世上的大愿，也是师父安排的一件大事。师父多次讲法中都让我们多救人、多救人，我们怎能辜负师父的重托。于是，我首先把我身边的人劝退，我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老师、邻居，然后同学的同学、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只要是能挨上边的说上话的都是劝退的对像。之后走上大街利用业余时间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

面对陌生人讲真相难度就更大了，说急了不行，人家会以为你神神叨叨的，说慢了也不行，人们没有时间听一个陌生人唠叨。怎样能准确的把握好时机，恰到好处的向人们讲真相就显得尤为重要。多年的学法修炼，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加上平时为了更好的讲真相，我刻意的去学习一些常人的各种知识，丰富自己的知识面，面对各种阶层的人，我都能自然流畅的与其交谈，并很快找到切入点，然后不失时机的讲真相劝三退，劝退率很高。

那时候，学校、商场、医院都留下了我劝退的足迹。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救人的心，给我安排了一个更适合讲真相的工作，坐在大厅里，面对每天流动的人群，师父将一个个有缘人带到了我的跟前。每一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我不被他们的心所动，大大方方，面带挚诚，语音慈悲祥和，语言组合的通俗易懂，并根据不同人的接受能力，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来解开世人对大法的疑惑和误解，把大法的真相尽可能的深入透彻的讲给他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很多百姓收到真相也不敢看，我就劝他们说：“我收到法轮功的资料我就看，而且还要仔仔细细的看，他们写的可好了，说的都是真话。法轮功学员都敢把真相送到你家，你有啥不敢看的呢？再说法轮功被迫害这么多年了，被镇压的这么狠，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放弃呢？为什么国外的人炼的越来越多呢？”我就这样启发者他们的善念，很多人点头表示赞同。在这里我默默的做着救人的事，同修们说我的这个岗位是“退党中心”。

邪恶千方百计的阻挡我们救度众生，利用不明真相的单位新调来的纪委书记来干扰我。这个新来的纪委书记是个年轻人，他受邪党造假新闻的毒害，加上警署对他的施压，所以他对我的态度很不好，充满恶意，把我当成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他找我谈话时带有仇视大法的成份。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他高高在上的样子，我的怕心出来了，就想我还是稳点吧，尽量躲着他点。同修说我的状态不对，让我发正念，多学法。师父说：“哪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不要躲开它，哪怕它表现的再邪恶。”（《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这段话象重锤一样敲醒了我，我立即决定主动找他讲清真相，争取把他从谎言毒害中解救出来。一天早上我衣着整洁，大大方方的来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的向他讲真相，讲我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情况，讲大法的美好，讲江氏集团为何要迫害大法等等。谈话中虽然他几次大喊大叫表示不耐烦，但是也不难看出他对我所讲出的真相感到震惊。再以后我就用一个修炼人的智慧和一个炼功人所具备的坦坦荡荡和无私无我的工作态度来影响他，改变了他对大法弟子的敌视，现在他对我很尊重。

二零零六年，我市的几名大法弟子被邪党绑架。其中一个同修的母亲也是大法弟子，我就和这位老同修以母亲和姐姐的身份去国保大队、市人大，讲真相要人，我们还去了我市六七家律师事务所聘请律师。我们每到一处都堂堂正正不卑不亢，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弟子的善良和无辜，并诚请他们给予帮助。虽然最后他们没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但是他们都知道了真相，也认清了中共流氓政府，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敬佩和同情。

四、修好自己，协调帮助同修

“七·二零”以后，我周围的同修都受到了大小不同的迫害，有的被判过刑，有的被劳教过，有的被开除了公职，精神和肉体受到了双重打击，原先的协调人一个个的被邪恶迫害关進了监狱。我主动承担起协调人的工作。这些被迫害的同修，出来后虽然他们还坚持着，但残酷的迫害也使他们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怕心，在证实法中他们有的不敢出去发真相资料；有的敢发资料，但由于家人不支持也不敢把资料放在家里；有的连周刊也不敢放家里。对此我从来不说一句伤害他们的话，也从来不因此而瞧不起他们。

我设身处地的为同修着想，我也有过怕心，我也理解同修产生怕心时的那种苦。我想怕心也要一点一点修下去的，也是需要在证实法中磨练下去的，同时也是按师父的法不断的修正自己才能去掉的，也得需要一个过程的。我发自内心的想，绝不能让一个同修因为一时没修去的怕心而永远失去证实法的机会。我把资料都放在我家，并把我家的门钥匙配给同修。他们可以随时到我家学法切磋。就这样我家就逐渐的成了学员的学法点、联络点、资料的周转站，大批的资料包装、装订都在我家。由于同修来往多了，我家里被邪恶盯上了，我就把这个联络点搬到了单位。我不能耽误了同修取送资料去救人。

在这些年中，我顶着压力，配合着同修做证实法的事，帮助同修联系资料来源。有的资料点被破坏了，就帮着同修再建一个资料点。资料点资金不足我就拿我的积蓄补上，尽管我自己经济也很困难。每遇上邪恶严重迫害时，同修们出了怕心，就把打印机都送到我家里，我家里最多一次放了五台打印机。面对这些有时我也出埋怨之心，“你们害怕，我就不害怕吗？”但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一直平安的走到现在。

有两个同修，几年前被非法判刑回来，怕心很重，总觉的背后有人盯着自己，别说做三件事了，就连周刊看完后都得马上送还给我。状态好一点拿点资料，状态不好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我对他们的做法很反感。但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师父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你们怎么能把我的亲人另眼看待呢？”（《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没有任何权利厌倦他们。以后每次面对他们出现怕心时，我耐心鼓励他们，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就这样他们反反复复好几年，现在都很精進了，每天都在做着三件事。

几年来，每遇到问题同修们一起交流，互相配合，增强正念，一个个的难关走过来了。一次我单位的宣传栏上贴了恶党几大首恶的大幅宣传，于是在晚上我用墨水泼在上面，第二天一看，由于宣传资料是塑封的，不吃墨，只留下一点痕迹。我和同修共同配合，在一个固定时间里，她在家发正念，我顺利的把宣传画撕下来。

如有不足和偏离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