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邪恶的诬陷、栽赃、诽谤、迫害,铺天盖地而来,我和一些同修一样,处于一种突如其来的迷惘中。由于修炼时间不长,对法的理解也很肤浅,面对当时的局面无所适从,只是觉得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怎么可能是×教呢?一个星期后,我和老伴以及很多同修都恢复了学法炼功。
有一天,大家照常在公园炼功时被警察驱赶,老伴当着警察、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和一些官员、老百姓的面,把他从一个被医院判死刑的绝症病人,修炼成为一个完全健康人的经历、体悟和感受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大法的神奇超常,师父的慈悲,大善,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一言不发,默默的离开了。从那以后,我深深的认识到: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洪法、证实法是何等重要。
二零零一年四月的一天,我们几个同修商量去北京证实大法。为了顺利到达,我们分道而行,我独自乘坐内蒙古至北京的列车,在离京不远的地方,我们几个同修不期而遇了,大家感慨万分。写到这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还是禁不住流下热泪。到北京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我们一行九人踏上了天安门广场。看到几个警察向我们走来,大家不约而同的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横幅,双手高擎至头顶,发出庄严的喊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响彻天空,震天动地,几个年轻的武警被惊呆了。这一刻,我顿觉自己高大无比,心中充满神圣和庄严,刚一進天安门广场时的紧张早被甩的无影无踪。
后来我被关押在崇文门派出所,我和A同修同在一室,我俩开始绝食并被强制灌食。两天后,同修A被她单位来人领走。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我不能呆在这里束手就擒,我要出去,我要回家乡证实大法。又过了一天,一个警察找我谈话,我就把我和老伴修炼大法发生变化的真实事例讲给他听,警察很感动,答应我帮我离开这里。谈话结束时,他拿出一张表让我填写,我拒绝了,他说:“你能不能在这张表里写上一句你最想说的话?”我拿起笔,在空格里写上“法轮大法好”五个字,警察的脸上充满了敬佩和笑意。后来我被释放了,告别时我对警察说:“谢谢你帮助我离开这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你一定会有个好的未来。”
回到家后才知道此次我们去北京证实法的同修只回来两三个人,当时的几个辅导员(除我一人)全都被关押在看守所(后来被劳教),原来的学法点已经不存在了,同修们彼此失去了联系。我找到几个能联系上的同修,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有真相资料。有了真相资料,才会更有力的揭露邪恶,证实大法,而我手里只有几份同修从外地辗转传递来的真相资料,当时的红色恐怖下,没有人敢给大法弟子复印资料,多给钱也不敢干。怎么办?我想起师父的话:难行能行(《转法轮》)。我想:为什么不行,师父说“能行”,就一定“能行”。我们几个同修分别去找复印部,终于有一个复印部的中年妇女听我们讲了真相后,同意每星期为我们复印几百份“周报”。记得“天安门自焚”的谎言在邪党殃视播出后,我们复印了上千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的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的电线杆子、墙上、桥栏上,有的同修从门缝传递進老百姓的家,有的贴在楼里住户的门旁,有力的揭露了邪恶的谎言。虽然世道黑暗,但是我们有师在有法在,同修们心里充满着阳光。
就这样,我自然而然的成了当地的负责人,同修有事来找我,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交给我做资料。对走不出来的同修,我就和几个精進的同修商议,分头去同修家学法交流切磋。有一次,我们把有怕心或受家人干扰走不出来的同修邀请到一起,学习师父《理性》、《建议》、《弟子的伟大》、《大法坚不可摧》等经文,又放映光盘《永恒的诗篇》,所有在场的二十几人都流下了眼泪。这次法会后,同修们走门串户,联络所能找到的大法弟子,很多同修走出来了。资料不够用了,师父在关键时刻安排了外地技术同修帮助我们建立了资料点,有了充足的真相资料,我们如虎添翼。同修们参与了挂真相条幅、贴真相、喷大法标语,在本地区最大的新建广场的灯柱上喷上了斗大的五个字“法轮大法好”。
大法工作忙起来,我产生了干事心,学法也少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两次被非法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安全回家。回家后我打开《精進要旨》,《清醒》赫然在目,师父说:“你们对大法所做的工作,不会与你们本人的修炼无关,工作中处处体现了对你们心性提高的因素在里边,你们不能只工作,也要圆满。”在《不是工作是修炼》经文中师父说:“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在一次小型交流会上,我诚恳的向内找,检讨了自己的干事心,学法松懈导致再次被绑架关押的沉痛教训。大家也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找出了自己的不足,心性提高上来了,当地证实大法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开展起来了。
二零零二年的一天,公安局政保科找到我说××在劳教所里供出你是当地负责人等等,我应付了几句,智慧的走脱了,在此事上产生了怕心,有同修劝我先出去躲一躲吧。就这样,我离开了家乡,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身边没有认识的同修,手里没有真相资料,但是我心里记着自己是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应该是一颗闪闪发光的粒子。平常除了看孩子,做家务,一有时间我就出去证实大法。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外地打工的特别多,求租房子的多,出租房子的也多,很多平房外挂着出租房屋的牌子。我就以替亲戚朋友求租房子为名,讲真相,弘扬大法,证实大法。说某某亲戚修炼大法绝症好了,恢复了健康,脾气也改好了,成了一个好人;某某朋友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公安局要抓他,求我在这里帮他租房子。有的房主很是同情,有的房主默认,有的害怕不敢租给房子。我尽量到有人聚集的地方去打听求租住房,以第三者的身份讲述大法的美好,揭露江氏集团的邪恶。就这样,一两年中我走遍了我所住地方的平房。渐渐的,我感到这样下去也不行,手中没有真相资料太难了。
二零零四年,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找到了当地同修。每个星期来回坐两个小时的车去拿真相资料和周刊。二零零六年,通过同修的帮助,我在居处附近找到了学法小组。当时这个学法小组的真相资料也是从别的地方传递来的,有一定的风险,而且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同修需求。我想,师父不是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吗?于是我萌发了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想法。2007年,有位年轻同修帮助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电脑、打印机都是同修提供的。毕竟六十多岁的人了,我对电脑打印机一窍不通,但是我不灰心,我知道师父在我身边。我没黑没白的学习上网、下载、打印技术,到二十多里外的技术同修家里请教技术,终于突破了这一关,自己能上网、下载、打印了。
当我打出第一份周刊时,我激动的哭出了声,我万分感激师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也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后来,我把电脑打印机送给了另一位同修,帮他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我又用自己的钱买回来电脑和打印机。随着正法形势的推進,我主动承担了居处周围一片的协调工作,先后发展了两个学法小组,帮助两个小组建立了资料点,为同修们做好三件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师父说:“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首先是个心性很高的实修者,修炼心性的表帅。”我悟到:大法弟子须以法为师。看到周刊交流文章中很多同修说自己背法的体会,我也开始背法。在2006年初,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转法轮》背了下来,背法对我的修炼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搬家后我离学法小组远了,由于协调方面的事,经常要坐公交车,每次在车上发完正念就开始背法,有时往来一个多小时就能背下来一讲法。看到同修学法有畏难情绪,说看不懂,记不住,我就给同修谈自己背法的体会,首先是信师信法,师父在《溶于法中》指导我们说:“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炼功,就会使你们圆满。”几个七二零之后得法的老同修通过学习《精進要旨》悟上来了,知道怎样学法了,渐渐的提高上来了,大家都把学法放在了第一位,每天必学。
我们这片的几个学法小组,老年同修居多,在做三件事上,特别是在讲真相上,有一部份同修起步较慢。我带头在各个学法小组谈自己到居民楼里,到集市,到超市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和体会,还有同修也谈自己出去发《九评》贴不干胶的事儿。慢慢的,同修们都走出来发资料了。开始,我建议大家两人一组,每天出去一组同修。在我们居住这片的主要街道上巡回一圈,遇到企事业单位、派出所、公安局、中小学校就对着发正念十分钟;遇到站点放真相资料、《九评》;遇到有缘人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送护身符。同修们做的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年轻的同修五十多岁,最年老的七十多岁,大家都积极主动的参与。半年下来,大家去掉了很多心,比如,怕心、要面子心、担心讲不好的心、私心等,为進一步面对面讲真相奠定了基础。后来,我又把我们的好经验介绍给其他片的同修,大家都说,效果不错。有一位别的片的同修说:“你做的真好,这帮同修让你带出来了。”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在回来的路上,我静心一想,不对,我这是产生了欢喜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同修们的提高是通过学大法,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呵护下安排下,一步步有序的提高上来的。我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苦度啊,师父为大法弟子操尽了心,我做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進入2008年,我们这片的同修進入了面对面讲真相。有经验的同修带新走出的同修,精進的同修经常谈自己做三件事的收获和体悟,有一位六十九岁的老同修,每天学完法就出去面对面劝三退,风雨无阻,连饭也顾不上做,有时中午在超市买一点吃的,继续救人,有一次她和搭档半天劝退了七十多人。
2009年9月份,一位三十多岁的同修在面对面劝三退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而遭绑架关押,同修的母亲(也修炼)从外地赶来,准备去某公安分局要回儿子,但是她自己太单薄了,我就想陪她一起去要人,又想到自己不会说当地话会不会出麻烦,但又一想,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我排除干扰,坚定正念,毅然陪同同修進了公安局跟警察讲真相要人。尽管没要回同修,但也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当然,通过这次面对面讲真相要人,也暴露了我们在这方面协调上的不足:没有充份的交流,没有整体的安排,有点像大帮哄。通过这件事,同修们在交流中,都進一步认识到了修炼的严峻性,严肃性。
2010年中秋节,我们几个做协调的同修经过商议,一起去看望了被劳教同修的老人、家人。老人有病需医治,我们又凑了些钱送过去,家属很感动。还有一位被劳教的同修,孩子在外地工作,家里有一大片果园,还种了花生,到了秋收季节,同修丈夫很着急。我们商量了一下,大家自带午饭,帮同修家属收花生。刚下过雨,地里稀泥带水,拔不出脚来,同修们毫无怨言,艰难的干了两天,帮助把花生收回了家,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吱声。接着又去苹果园帮助收拾苹果。大法弟子的善举感动了同修家属,原来反对同修修炼,怨恨同修被劳教,这次看到大法弟子这么大善大忍,无怨无私,态度一下子转变过来了,表示拥护大法,支持被劳教的妻子修炼。有个上班的年轻同修主动拿出500元钱资助同修家属雇人摘苹果,家属感动极了说:“我不能收,你们的心意我全领了。法轮大法就是好!”在我们干完活回来的路上,村里的人见到我们都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同修们都挥手致意。全村人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举,看到了大法弟子无私闪光的心。村里有个老党员,七十多岁,之前本村大法弟子先后十几次劝其退党都不成。我们一起去帮忙干活的一位同修和老人家拉起来家常,谈到了三退,由于看到大法弟子们无私无我的修炼人的风貌,老人爽快的退出了邪党。这次帮忙完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地:帮助干活是因,证实大法是果。
通过这几年的协调工作,我深深体悟到:协调就是修炼,要做好协调工作,首先要学好法,以法为师,走大道无形的修炼之路。在修炼中,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一切都是为了同修和自己的提高和升华、成熟,成就师父想要的。学好法,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