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绝大多数都是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主流社会的民众。修炼的学生们也是对道德修养要求很高的优秀学子。从江泽民一声令下，这些修炼者遭受到了来自单位、社会、传媒、行政、司法、军队等等因素的迫害，这些因素是紧密衔接、一体运作的。中共对于吉林大学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有其完整的过程，经过威逼利诱，公然侵权，再到司法迫害，直至肉体消灭的整个犯罪流程。
 吉林大学正门 |
高校本来是现代社会公民良心的体现，而在中共的体制中，高校沦为了中共的迫害工具。
一、迫害之初——全面绑架
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大法的传出让上亿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民众受益，他们不仅仅身体得到了净化，根本消除了疾病隐患；而且道德境界得到了真正的升华，对社会精神文明贡献巨大。中共体制内有大量的权威调查（有由国家体委、乔石委员长、国安部主持的各种权威调查，也有中科院的科学研究的报告和其它社会职能机构的调查报告）证明了法轮大法不会搞政治，对国家民族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一伙就是看到了法轮功正的和善的突出表现，对此心存恐惧和嫉妒非要彻底铲除而后快。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负责系统指挥迫害法轮大法的中共专门机构“六一零办公室”成立，各项措施准备到位，七月二十日迫害行动正式实施。中共迫害法轮功首先是明目张胆的绑架。从七月十九日开始的几天之内，按照事先掌握的名单，绑架了县级以上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负责人。
绑架是在舆论高压造势的条件下发生的。当时的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媒体，不管是电视节目还是报刊杂志，每天都在连轴转地播发为迫害而精心制作的“新闻”和“揭批”的报道，这其实就是高频高压来制造恐怖气氛，同时给民众洗脑。大造舆论的非常行为本身就在告诉民众，中共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来了。舆论造假欺骗和威慑演绎到了极点，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暴折腾的中国民众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一轮绑架的吉林省和长春市的辅导站工作人员大约有二十几名，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任职于吉林大学。这些在法轮功洪传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的人们首先成为中共专政工具的迫害对象。我们目前无法知道这其中的全部细节，大致情况如下：
一、所谓交代“问题”。逼迫交代的“问题”首先是所谓的法轮功的“内部组织结构”、“联系网络”和他们的行为。关于法轮功的内部结构实际是镇压者的凭空想象。其实，法轮大法的大法学会和一般的社会组织不同。它不是实体组织，没有办公室、办公电话和常设人员；没有花名册，不存钱、不存物；工作人员都是自愿义务为学员服务，职务是为了工作方便，并没有任何权力。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是来修炼的，不是来当头目的。如果不实修那就不能成为任何名义上的或实质上的负责人。
逼迫交代和李洪志先生的关系，从中寻找抹黑的素材。在李洪志先生和学员之间根本就没有修炼以外的闲话，常人中的事情谈都不谈。师徒关系无涉俗事，学员交往也是这样。辅导员也是学员，也不特殊。除了日常生活相互帮助，大家说的话都和修炼有关，真修弟子都注重修口，绝不妄言俗事。其实中国的修炼文化相当深厚，只是经过了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人们对于修炼的事普遍没有概念了。这样的审查不是牛唇不对马嘴吗？
二、接受“转化”。到了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兜圈子，舆论是愚弄民众用的，对付这些法轮功学员一上来直接就是暴力和恐吓，强迫被抓捕的人们拥护中共镇压，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中共让做的才做，不让做的就不做。
三、配合“舆论”。暴力转化并不是主要的目的，还要让他们亲口去证实谣言，抹黑法轮大法。当时各地都有不少这样的新闻报道。很多人遭到了酷刑，镜头也没法完全掩盖酷刑痕迹。吉林大学也有这种处境的人，在高压下说了违心话。有的人至死不从，就会面临不断升级的迫害，继续弄到劳教所或监狱里边去摧残。
四、严守“秘密”。想要被释放回家，还得有一个“承诺”，就是遭受了什么哄骗、逼供、酷刑等等，作为秘密绝对不能说出去。因为还有残忍的株连政策在后边跟着，亲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子女上大学、出国、就业都受到威胁。这些顾虑也让屈服者不得不对迫害守口如瓶。
突如其来的全面绑架彻底破坏了修炼的环境。对维持迫害来说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暴力转化一部份修炼者；第二、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进行舆论造假；第三、配合进一步的迫害，维护着迫害的舆论环境。在吉林大学有这么一件事，七月二十二日，吉林省电视台到吉林大学一位学员家里“采访”。采访中，除了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还有不少警察，光是进屋的警察就有三个人。采访人员还准备好了问题和答案。这位学员态度鲜明：要我说我就说我炼功好病受益的情况，非让我说法轮功不好你就拿枪打死我完了。这位学员的老伴不懂修炼的事，在警察的监督下，按照准备好的台词接受了采访。迫害就这样有了编造出来的借口。
吉林大学物理系曾令文教授，遭遇了首轮的抓捕和迫害。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早上，警察非法拘捕了她。七月二十四日晚上曾教授被绑架到长春市公安局审讯，后来转到东郊的戒毒所进行迫害转化。关押期间被抄家，遭到审讯、恐吓、虐待、洗脑、剥夺睡眠、强制转化等迫害。经过四十一天迫害没能达到转化的目的，到九月四日才暂时放回家。回家后转由当地派出所管制，监视居住，家外日夜有警察蹲守，行动失去了自由。九月二十三日警察再一次抓捕了她，并把她监禁在八里堡拘留所。十月二日又被送到戒毒所进行迫害，一直到十一月十日才放回家。
二零零二年二月九日，即中国农历新年的前三天，曾令文教授又一次被绑架到长春市办的洗脑班。三月十七日被义和路派出所劫走，日夜审问三天后，于三月二十日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拘留二十六天，最后被劳教二年，关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超期关押十天后才被释放。因为没能转化她，“六一零”并不想就这么释放她，企图转入洗脑班继续迫害，由于曾教授及家属强烈抗议才被放回家。回家以后，经常受到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的骚扰。
二零零九年七月中旬，长久路派出所借口信息采集活动，对曾令文教授家进行突击搜查。看到她家有电脑，就开始翻东西。当发现有真相资料时，便给派出所打电话，曾令文教授又一次被抄家。除了真相资料和相关用品，工资（现金）也被拿去了。这一次把她带到派出所审问，要求交代口供、提交证据、送交审判。从抓捕至今十二年多了，曾令文教授处在监控之下，没过过安稳的日子。
外语学院有一名辅导员，在辅导站做过点工作，也在第一轮抓捕中受到迫害。辅导员其实没什么事，每天一大早，大家到炼功点炼功，遇到来学功的，几个辅导员轮班教人炼功动作。有时候需要买书，大家都去挺浪费人力，辅导员就受点累，为大伙跑跑腿，就这些事。辅导员没人任命，也没人选，都是靠热心肠。有的人家里方便，大家往他家凑一凑，一块学法炼功，就成辅导员了。大家换个地方学法炼功，这个辅导员也就不用当了。主要是大家方便，没有什么职权。在第一轮抓捕的时候，这个教授被秘密抓捕。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两人看着，全无人身自由。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打压法轮功的讲话提纲传到了北京法轮大法辅导站总站，对她的审讯就是为了迫害此事的责任人，经过公安局专案组二十多天的周密审查，有证据表明她去北京是去办自己孩子的事，对事情不知情。最后不了了之，连个道歉也没有。
二、迫害的展开——强制转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高压造势，天塌下来的恐怖气氛很快形成了。中共集中了其历史上形成的所有整人的经验，把迫害环境经营的滴水不漏，这让每一位修炼者都得直面险恶的处境。
杨贵远博士，吉林大学和平校区职工，在他一个人身上就涉及到了几乎所有方面的迫害因素。首先是自己的工作单位，单位党的各级领导动员了教研室的全部人员，对他严密监控，非法监禁达三个月之久。最后因为没能转化他，就把他开除党籍和工作。没了工作之后，所有受党控制的部门都对他关闭了就业的大门。他在长春力尔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医学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军需大学组织部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了两个人到该公司，指证他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并威胁该公司要对此负责，致使他失去了工作，颠沛流离到了广州谋生存身。就在其住店的时候，因为携带法轮功的书籍而遭到绑架，参与这场绑架的责任人有当地的店主、居委会和警察。后来在看守所和劳教所经受各种惨烈的酷刑迫害。对杨贵远的迫害如影随形，即使流亡天涯也无法逃避中共的迫害。只要在中国你不可能有逃避的方法。
王悦健博士，吉林大学数学学院教师。中共对他的迫害也表现了任何地方随时都可能发生。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王悦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王悦健被广场上的便衣和警察殴打、绑架。当天，王悦健就被送到北京西城区看守所，多次被提审，并被提审警察打骂。王悦健曾绝食抗议，绝食期间，被看守所狱警多次押往一个红十字医院野蛮灌食。在整个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手双脚被铐于床的四角，有的警察故意将手铐拉抻的很紧，动弹不得，还不让上厕所。
二十天后，转移到吉林省驻京办事处遣返长春。王悦健从火车站逃脱后，一直流离失所。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日，吉林大学以自动脱岗离职为借口，将王悦健和吉林大学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开除。生活完全陷入了困境。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王悦健在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六区“星期六网吧”上网。因被网吧管理员发现他在浏览境外网站，就打110举报，珠海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了王悦健。在珠海路派出所，王悦健被审讯、恐吓、毒打。在没有任何手续的和许可的情况下，珠海路派出所警察在经开分局姚副局长的授意下，当晚就闯进王悦健家里，抢走了书籍、电脑、打印机、光盘等物品。半夜，王悦健被送到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关押。
从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王悦健在第三看守所里被非法（按法律不得超过俩月期限）关押了一年。从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起，他曾绝食六天反迫害。绝食期间，遭到第三看守所卫生科长李显忠（音）的打骂，并被野蛮灌食，灌的是过饱和的浓盐水和着生玉米面，这种致人死命的“食物”它们叫做“营养”！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珠海路派出所警察将王悦健送到长春市奋进劳教所劳教，劳教期限一年半。在劳教所王悦健遭遇到谩骂、威胁、中断亲友会面、暴力转化等迫害。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超期关押十天后王悦健才被释放回家。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二零零八年，长春市东朝阳路派出所，违规操作，在没有户籍接收单位的情况下，将王悦健的户口以毕业生的名义强行迁出（按规定，毕业生的户口也要有接收单位、派遣证或调令才可迁出）。致使现在王悦健没有了户口。
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早七点多，刚出自家（出租房）楼门的王悦健，被市国保、桂林路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桂林路派出所。稍后，当天上午，王悦健妻子宋朝霞（吉林大学医学遗传学副教授）被诱骗出家门，在路上被警察绑架到桂林路派出所。随后，警察闯进家里，抢走了书籍、电脑、打印机、光盘等物品。并录像，说这些书籍和光盘是“法轮功的宣传品”。在派出所里，遭到了市国保的王姓等警察的打骂，并被威胁关到看守所里后要提外审，要上刑，说这个（炼法轮功的）年轻，抗折腾，整点老虎凳、辣椒水什么的；还威胁要判上七八年，说不签字、零口供（的法轮功），也办过，判了七八年。半夜，王悦健被送到第二看守所关押，宋朝霞被送到第三看守所关押。后经亲友和海内外正义人士多方呼吁、营救，十月十一日晚，被非法关押了三十二天的王悦健夫妇，才被放回。
杨贵远和王悦健博士的遭遇表现了中共对迫害环境的控制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修炼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遭遇不测。法轮功学员只要不放弃修炼，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无法正常生活。中共经营好了环境才来“转化”大法弟子。江泽民向全党拍胸脯，保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就是因为中共控制整个党、国家机器和社会中成熟的整人机制确实达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
什么是“转化”？就是在洗脑的基础上让修炼人认同迫害，和中共保持一致，还要放弃修炼，最好是能参与揭批。转化是一个不落的人人表态，人人过关。对于一般的修炼者都由最基层的党政组织出面和修炼者接触，交谈，目的是要获得不炼功、不提异议的保证，而且要有书面保证做证据。这里的异议包括提意见、上访、言论自律等等内容。如果你表态要坚持修炼的话，那什么麻烦都可能遇到。
中共在吉林大学的迫害有严密的组织保障。负责迫害总体事务的是当时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守实；直接负责部署、指挥和实施的是吉林大学“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刘远；各个基层党政组织普遍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明慧网对刘远在迫害中的表现有所揭露，对公共外语教育学院的闫雪梅和郝贺两个党总支书记深度参与残酷迫害有比较具体的报道。她们采用各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高压谈话，以工作、职称、奖金、党籍、学业等作为要挟施以迫害；逼迫炼功人写所谓的转化及放弃修炼的保证；甚至将不放弃修炼的职工告发并送进拘留所、劳教所等处迫害。她们对于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的被摧残、判刑、伤病负有直接责任。
对吉林大学师生员工的迫害不仅限于学校。学校的迫害只是迫害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是迫害链条上的基础环节，如果这里不能达到目的，就会把修炼者和他们的家庭推入更深重的灾难。在这个基础环节中的主要职能是转化、监视、控制修炼者，我们从普通员工、学生和专家学者三个方面来看一看转化中发生的事实真相。
第一、强制教师转化
沈剑利（摄于1999年）
沈剑利，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硕士学位，任教于吉林大学南岭校区数学系教学研究中心。于一九九四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迫害一开始，学校催逼她写不炼功的保证，交出法轮功书籍。沈剑利老师为了说明真相先后五次到北京上访。其中三次被抓捕后送回长春，被治安拘留两次共三十天。像她这样的法轮功学员有很多。一位五十多岁的四川老人，沿着铁路，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穿破了九双鞋走到了北京，目的就是向政府说一句话：“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错了！”法轮功学员们一致希望政府能够纠正错误，给法轮功平反，还民众合法修炼的权利。沈剑利的上访行为使她成为了吉林大学和南岭派出所重点转化的对象。南岭派出所警察抄了她的家；吉林大学党委把转化她当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学校党委副书记王守实，“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刘远和基层学院书记都参与了对沈剑利的转化迫害。
吉林大学中心校区行政楼，六楼是吉林大学党委办公地，609室就是迫害大法的610办公室的办公场所。
在她上访被拦截回来后，吉林大学“六一零办公室”为她办“转化学习班”，逼迫她每天在理学院的一个小屋里“反省、悔过、转化”。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和四面白墙。转化之余，命令她每天按时到办公室“坐班”，被看管了起来。对她的一切“说服教育”、威逼利诱没有奏效，就把沈剑利安排在理学院微机房负责收费，从事这种强迫性劳动。一周中只休周日下午，因此，在双休日沈剑利就必须把她三岁的女儿带在身边，和她共同“上班”。于是这个数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的讲师被逼下讲台，每天周而复始的忙于收钱、计时、找零钱之中，这样的“工作”大有劳动改造的意味。
除了亲手迫害，吉林大学还配合中共专政机器迫害她。婆婆从外地来看望她和孩子，沈剑利请假回家，下午她在家里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说校方找她有事谈，让她立刻去。她来到学校，立刻被一群人围住，被理学院办公室的一个职工拽上一辆早已准备好的车，她三岁的女儿也被拽上车，沈剑利被学校绑架到长春市兴隆山的洗脑基地强制转化。沈剑利抱孩子逃出了洗脑班。为了配合迫害，吉林大学扣压她的工资存折，以此来诱捕她。沈剑利带着幼女，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躲避抓捕，有家不能回。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长春南关区法院“审判”沈剑利丈夫郑伟东，沈剑利带孩子参加南关区法院对其丈夫郑伟东的非法审判时被抓，（孩子当时遗落在南关区法院门口。郑伟东被非法判刑十三年。）沈剑利在被抓后不到两个月，即二零零二年四月下旬被迫害致死。
吉林大学有位退休的老人，八十岁了。在二零一零年因为携带真相资料被抓捕，遭遇到了转化迫害。吉林大学“六一零”的人也参加了转化。除了用中共的一套转化理论来诱骗，最主要的就是威胁。转化者威胁说，如果不放弃信仰他们俩口子的工资一分钱也得不到，还考虑株连妻子女儿加上还在上学的外孙女。“六一零”和当地的派出所警察把这个学员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利用到了，家人在受到威胁后都考虑劝说，让这位老人在家老实呆着，不要出门。他们甚至安排这位老人的孩子们轮流来看着他。连日高强度的转化，这位老人的身体和精神渐渐支持不住，心脏病发作，血压非常高，危及了生命，被紧急送进了医院。这就没有了进行直接转化的条件，改为监控了。
第二、强制学生转化
对于学生，吉林大学经常施加或配合迫害。一名吉林大学医学院（五年制的）大学生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披露：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长春公安局无故抓了许多法轮功学员，他也去省政府上访。省里不做回应，他就到中央两办上访，因此被拘留十五天。随后学校对他施行休学一年的处分。后来深圳街派出所把他送去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劳教期满后，学校不给复学，还给他结业、退学的处分。学校应该在学生因为信仰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才是正常的，可是吉林大学有不少单位配合迫害，让自己的学生蒙冤、受难。
李玉柱，吉林大学包装学院应届毕业生，长春市九台人。在学校被威逼不给毕业证、学位证，除非他立即转化。警察威胁他，如不放弃信仰就会被劳教。为了转化他，退休的父母被恐吓株连，威胁孩子被劳教父母就不给退休金。在公安局遭到刑讯逼供，后被关进了劳教所，被迫害得生命垂危，接回家不几天就死去了！离世的时候才二十四、五岁。
第三、强制专家学者转化
对吉林大学哲学家高清海教授的迫害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高清海教授从一九九二年法轮功传出不久就开始修炼法轮功，到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的七年间，他严肃对待炼功，从不偷懒，风雨无阻，受益良多，多年的沉疴旧病不翼而飞，困扰他的心血管疾病踪迹全无。对于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功效他是最早的见证人之一。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七日早晨，李洪志先生到吉林大学科技楼为气功爱好者（当时这些人很多还没有修炼法轮功）调病，每个人说出一个病，手到病除。高清海教授也在这次调病中受益。高清海教授的家属也都见证了修炼的真实体现。高清海教授坚信其中必定有科学道理蕴含其中；哲学上也需要作出解释。他的学术敏感都让他对这些现象非常关注。高清海教授对于推动我国气功的开展，推动对气功和超常现象的研究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中共中央的“六一零”办公主任是李岚清，副主任是丁关根和罗干。李岚清给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打电话，称高清海能不能转化是衡量吉林省反×教成果的一个标志。事实是，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才是害人的邪教。李岚清为什么如此重视转化高清海教授呢？主要原因就是必须利用一些有声望的专家学者发声，以粉饰对法轮大法的打压。高清海教授曾任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表明整个吉林大学教授团对他学术成就的肯定。他还是当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这个评议组代表官方最高学术荣誉，每个学科中能享有这个荣誉的人屈指可数。
高清海教授在迫害期间承受了很大痛苦。在省书记王云坤的“关照”下，省、市、校的各级领导一拨一拨劝说，探访，清净之家顿时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经过长达近半年的车轮战与威胁利诱，最后高清海教授不得已于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发文，其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声，违心地参与了揭批。之后不久，高清海教授患肺癌，于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四日病逝。
中共在整风、反胡风、反右、文革、反自由化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一直在打压知识分子，不准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信仰，强迫他们违心自辱，高清海教授的遭遇是中共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摧残的又一个例子。
三、迫害的常态化 ——监控
中共妄图彻底铲除法轮功，就要保持持续的高压和转化的态势，使得高压迫害常态化。常态化的迫害形式有长期高压监控和举办洗脑班这两种形式。
监控这种行为只有在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共产极权国家才能发生。在正常的国家，即使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样的监控既无法让人理解，也无法为社会容忍。因为，在很多时候，这是民事主体对其他民事主体粗暴无理的侵权行为，中共已经把它的整人恶习固定下来，成了制度化了的形式。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被中共打入了另册。在中共的体制中，打入了另册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伤害他们，甚至实施人身犯罪也不必去考虑有什么行政和法律后果，可以理直气壮、趾高气扬地行恶！有人见了法轮功学员就去举报，还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在很多劳教所，不少管教人员因为对法轮功学员施暴而臭名昭彰，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却以高额奖金鼓励残暴的迫害行为。可是习惯了在中共暴政中被迫害的人们和迫害者一样，竟然普遍感觉不到其中的邪恶！
在最新一代的身份证中，凡是中共记录在案的法轮功学员都有一个特殊的标记，只要用仪器检测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有的学员在国安部、教育部、省、市、校的各级部门都有记录，只要修炼法轮功，你在中国已经不可能有安宁之日了；你的权利永远失去了保障；你的前途永远掌握在国安局的手心里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所有镇压中最严酷的，因为这里有一条红线，谁碰触了它，不管你这个人怎么重德向善，怎么要求自己有益国家，造福社会，都是中共的死敌！
监控这种迫害形式有很多表现。比如长期的电话监听、定期的领导谈话、要求做思想汇报。有的就象抽样调查那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电话，看你在不在家，不在家那你去干了啥？有的被监视跟踪，有的安排在领导眼皮子底下工作等等。有的监控是单位行为，有的是派出所或居委会的行为，有的则是国家行为。但是无论是哪一级的行为，其实都是以国家权力的名义在实施迫害。法轮功学员面对的困境并不仅仅是具体的监控行为造成的，而是被中共打入另册，成为中共死敌的那种现实处境。
中共的政治运动直接把一些中国人变成了是非不分的工具。有的从事转化的人这样说话：有本事你别在这工作，党给你发工资你就得听党的话，这是典型的党本位的思维。说这话的人觉得天经地义，其实这是本末倒置。党不是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住人民的房，一句话不是人民养着党吗？可是人们的思维真的倒了过来，觉得没有中共就没有中国。那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辉煌灿烂怎么来的？都被“旧社会”这个别有用心的贬义词弄得山河变色、日月无光了！
参与迫害的人认同普遍认同了中共的逻辑。修炼者只要不放弃信仰，就会在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大的不便，就会有很多麻烦出现。吉林大学有教职工因为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表达自己的看法，说的还都是真话，结果被开除了，最多的一次直接开除了四个人。被开除的人没有了工作单位下场就更悲惨了。这四个大法学员中，有一个女学员，不仅被开除，还遭到了警察绑架。向政府表达意见本来体现了公民对政府的尊重和信任，普天之下的政府都会欢迎，唯独中共把守法民众当作消灭的对象。由于上访和坚持修炼，很多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限制。比如限制工作，教师不让上讲台，只允许在资料室或办公室打杂。有的被限制职称，不允许评职称。有些学员十几年来一直就是讲师，别人都当教授了，带博士研究生了，因为修炼“真、善、忍”法理做好人，就得当一辈子讲师。有的学员根本就不让工作，还有的学员被剥夺了各种补贴，发的那点钱连买菜都不够。象这样没有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基本都处在被监控状态。
关于监控对人的伤害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可以看一看吉林大学法学院王卫东教授的遭遇，从中可以暴露出中共对于不同处境中的法轮功修炼者带来的迫害的严酷性。王卫东教授原来身体不好，患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特别是参加了大法师父亲授的传法班后，一身轻，什么病都没有了。心性的修炼使王卫东教授对名利看淡了，在学校评职称、长工资等利益面前不再象以前那样去计较了，人也和善了，改变了以前那种“女强人”式的咄咄逼人的作风。从自我中心到与人为善的转变让她变得积极而快乐。她自己的转变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所以迫害开始王卫东教授开始上访。她准备了四封信，其中两封递交了全国人大和政协，剩下的两封要提交中办和国办两个信访办。可是她一到两办，长春的警察已经等候她多时了，立即被带回长春，转交吉林大学进行转化。吉林大学要求她放弃修炼并作出不上访的保证。
 被迫害致死的吉林大学法学院王卫东教授 |
据王卫东教授去世前自己讲，她在镇压之前就受到了严密监视，法轮功学员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两办上访后，监视就升级了。吉林省“六一零”、长春市公安局把她定为“重点人物”，家对面楼上就安了摄像头，大门口旁边新建了一个“服务部”，经常有人进进出出，街道的清洁工都换了人监视她的行踪。由于八年之久的持久压力，王卫东教授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最终患了乳腺癌。就是她病重住院的时候，都有专门设立的监控班子不停地监控她，直至她死在医院，都没有放松对她的监视，亲友去望病都有很深的顾虑。
这里的压力之大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王卫东教授除了要克服自身对于监控的各种消极反应，还有来自对亲人的担忧。监视对她们家人影响从老到少都感受强烈，在监控之下，正常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家里来了客人说话也小心翼翼，还在上托儿所的孩子和人说再见的时候，一只手捂着嘴，另一只手做着不要说话的手势，都感到紧张和害怕！
她感受到的强大压力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不能和别人保持正常交往。中共的监控有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是身处其它国家的人所没有的。因为中共的监控往往会株连无辜，所以别人要是知道了你被监控那就麻烦大了去了。你自己就很难自处了。在中共的高压下，自己成了敏感人物，她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还愿意和她交往。硬交往的话，她也不知道会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和灾难。学术交往也是一样，交往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纯粹的学术研究有时候会变得很尴尬。
来自监控的威胁、对亲人的担忧、交往的困难、对同修的眷恋都造成了她生活压力巨大、度日如年。被监控的条件下，自己成了麻烦的核心。就是亲人不抱怨什么，自己会不会很烦恼呢？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不得病还能怎么样？长期被监控成了家庭生活中的一大隐患，最后被中共的恶法夺去了生命！
监控不仅仅对法轮功学员本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法轮功学员的亲属的伤害也非常大。亲属们听说单位要找，领导要谈话这样的消息都会不自觉的产生强烈的恐惧，遭遇居委会和警察产生的恐惧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谈不妥他们就有可能上交，交给司法去迫害了。这种普遍的焦虑和恐惧就不是个别现象了，在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圈内，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遭受着持续不断的痛苦的折磨。这些法轮功学员，你看上去一个个挺好的，可是你不知道他的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状态。处在被监控状态下的修炼人真是度日如年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