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身体越来越好
我是深圳市法轮功学员张福英，今年六十五岁，曾在医院工作。一九九八年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慢性病，有慢性关节炎、风湿病、神经衰弱、肺部钙化、咽炎、低血压等多种疾病，每天吃三到四次中西药，而且经常打针、按摩，也未能治愈，苦不堪言，家里什么活也不能干。
一九九八年喜得大法，炼功后，身体所有这些病都不翼而飞，根本不用再打针吃药了，身体越来越好。
进京上访遭绑架、勒索
九九年十月我去北京上访，为大法讨公道，在天安门被绑架，被送到深圳驻京办，被强制送上火车，但我们没走，留在了北京。十月二十六日清晨，我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警察追问从哪里来的，干什么来了，我拒绝回答，后来我被绑架，野蛮带上警车，送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非法关押、审问，接着被送到北京郊区体育场，那里非法关押了近二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基本上按各省、地区坐在一起，一个方阵一个方阵的，我们坐在那炼静功，里面的警察不让炼，有的人被强行抬走，抬走的时候还盘着腿。
我们被带到广东办事处，在那里非法关押了两个晚上后被带回深圳景田派出所。在派出所的拘留室里，逼迫我们照相。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将我劫持到福田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里面也有大法学员，在里面恶警不让我们炼功、学法，但是大家共同抵制迫害，坚持炼功、背法，遭到恶警打骂。一天晚上，我们在浴室附近炼功，仓头不让炼，对我们推推攘攘，看没有人动，就用凉水泼我们，又拿鞋打，但我们都不屈服。
二零零零年十月四日我又去了北京上访，很早就到了天安门广场，被便衣警察盯上。上午九点多，一个年轻警察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炼法轮功没什么不好，他让我跟着他说一些污蔑大法、李洪志师父的话，我没有答应他，他就将我劫持上警车，拉到一个地下车库。
我被非法关了两个晚上，在那里，我跟那里的人讲了法轮功真相，深圳景田派出所去人将我劫持回深圳。回到深圳后，恶警跟我勒索机票钱，这钱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是他们把我劫持回来的，我不给，他们甚至还让我给丈夫打电话要钱，我拒绝了。这时我身上还有2600元，因为我上北京身上带了两三千块，以便备用，但是在深圳福田看守所拘留了半个月时，在看守所时我所有钱被仓头换成他们内部票单，我在那里也没有用什么钱，但是剩下的钱最后到我离开时仓头也没有还给我。
恶首江泽民来深圳，法轮功学员遭迫害
二零零零年三月，中共恶首江泽民来深圳前夕，景田派出所的恶警、居委会的两个人到我家，让我去一个地方呆几天，也不讲让我去那里干什么，还故作关心的让我多带几件衣服和厚被子。他们把我带到了景田派出所，另外还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包括孔繁杰、孔繁芳、张远英、夏杰英、叶凤、孟子皿等，我们被非法关押了四、五天。
恶首江泽民走后，中共邪党不法人员逼迫我们写“保证”，我写了个对法轮功的认识，旨在证实大法好。当天晚上我离开了派出所。
在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遭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八日，我在福田区紫荆阁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保安诬告到景田派出所，随后将我非法关押，并抢走了我身上带的所有真相资料。第二天，我被两个警察强制戴手铐回家，其中有一个警察较胖较矮，姓陈，对我进行野蛮抄家，将近二十本法轮功书籍全部劫持走。
我被非法关押在福田看守所三个月。在看守所里，恶警强制搜身，将我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也抢走了，未留任何手续。
三个月后，没有经过任何正规法律手续，逼我在劳教书上签字，我被转入广东三水女子劳教所被迫害两年，又超期被非法关押了两个月，直至二零零三年二月七日（年三十）才将我放回家。
在劳教所里，我被强制“洗脑”、“转化”，并被所谓的“攻坚”，就是单独关押在一个二楼的教室里，挂着窗帘，白天晚上一个样。教室里的墙上贴满了污蔑大法的宣传海报，教室还有一个电视机，从早到晚大声重复放着污蔑诽谤大法的录像。他们不让睡觉，每天都有人跟我所谓“谈话”，不断逼迫我“表态”，还威胁不签“不炼功”的保证书的话要打我，逼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同时有两个包夹二十四小时跟着我，在那里我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思想自由。
二零零四年九月，我在民乐福超市发护身符时，被不明真相的柜台人员诬告，景田派出所将我劫持，对我照相、填表等，晚上将我劫入福田拘留所，拘留所没有收我，我于当天半夜回家。回家后不久，派出所派出两名警察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居住，并对我进行跟踪，甚至我要去银行取钱也不让我去，严重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持续了约一周的时间。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日早上，当地一个片警到我家，接着李笑杰（原景田派出所副所长）、陈春风（原莲花街道办办公室主任）等一行八人，男男女女先后来到我家，到处翻找我的东西，看到有关法轮大法的物品都抢走，接着让我去一个地方，也不告诉我去哪里。我不愿意去，他们就强制背我下楼，抬到车上，没有任何理由与法律手续，将我绑架到西丽所谓“法制教育学校”非法关押、强制洗脑半年。
在这个洗脑班里，法轮功学员都被单独隔离，有各种手段逼迫放弃信仰，用那里的话说，叫“攻坚”。他们的手段有强制不让睡觉，甚至不让出去大小便等等。洗脑人员李海莲跟我说：“你能熬过三天就算你过去了。”我单独被非法关押在一间屋子里，外边有保安守着，里边每天轮班两个洗脑人员对我进行“转化”，她们有王洪发、刘天书、黄晓燕、李海莲、李艳，她们将写有污蔑大法的文字的纸放在我脸上、身上，地上放着他们写好的“不炼功”的保证书等，一次次逼我签字，同时骗我说签了字就让我回家。他们用各种手段逼迫我放弃信仰，在高压下，我违心的签了字，他们才放我出来。
二零零七年四月，一天早上，我去福田区岁宝明星店发放护身符，被不明真相的售货员诬告，被劫持到景田派出所，这次我找机会走脱了。我走脱后暂时没回家，直到晚上才回去。下午派出所的人过来找我，我不在家。
二零一一年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一年二月九日，我在送神韵光碟时被一个不明真相的男人诬告，再次被景田派出所绑架，他们将我身上的真相资料全部搜走并问我家庭住址等，我拒绝回答他们的一切问题，并将我送到福田看守所，看守所拒收，当晚深夜我回到家中。
六月四日，我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香蜜支行汇款，我的每张纸币都有法轮功真相短语，被不明真相的工作人员构陷，当时被市景田派出所绑架，劫持到派出所后，给我照相、做记录，然后送往福田拘留所，拘留所拒收。
六月四日下午，恶警们背着我进行了两次入门非法抄家，抢劫我的私人财物，包括个人笔记本电脑一台、U盘一个、现金2600多元、私人记事本七八本、《转法轮》四本、李洪志师父法像、李洪志师父经文、广州讲法磁带、澳洲讲法光碟、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若干。他们劫持我的物品后连一张清单也没有。
第二天，恶警骗我带我去检查身体，我信以为真，跟他们上了车。上车后发现路线不对，他们把我劫持到西丽洗脑班。我不肯下车，要求他们把我送回去，他们叫了几个保安将我硬抬上楼。
在洗脑班里，我身体出现了病业现象，卧床不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他们还是不断的对我进行骚扰迫害，洗脑班的校长曲绍德要求我配合他，我不搭理他。我被单独非法关押在的一个房间里，他们不让我炼功，外有保安一直监视，限制我人身自由；内有“陪教”王小红（音）二十四个小时看着我，有时还拿着音箱大声放着歌曲，不让我有任何思考的时间。同时，每天我都被带到“教室”进行恶毒的“洗脑”、“转化”，每次两个洗脑人员围着我，她们不停污蔑大法、诽谤大法，制造一种恐怖气氛，增加我的心理压力，逼迫我放弃信仰。她们有王洪发、刘天书、黄晓燕、李海莲、李雪松等。
我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时，我的家人来洗脑班要人，但是都没见到我，恶警扬言说要关到“大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结束后才放我出来。一个月后，七月初，他们突然让我的家人来看我了，目的还是让我我放弃信仰。我在洗脑班里抵制迫害，后于七月十四日晚才回到家。
从洗脑班出来后，我多次去派出所说明情况，索要我的个人物品。第一次是警察吕璟接待我，我说明情况后，他满口答应把电脑和钱想办法还给我，让我三天后来拿。三天后我去了，他推脱说这事由片警负责，看用什么方式还我。后来我又去了几次，几经折腾只拿回了电脑，多次要求后他们才补给我的敷衍了事的清单，还说钱财与书等资料都没收了。后来我找到所长卢少宾，他说：“国家不让炼法轮功，有关法轮功的资料不能还你，如果你再发资料我还抓你。”（国家不存在让不让谁做什么，是恶党乱用政府机构迫害老百姓）
非法扣发退休金
我被非法劳教两年零两个月期间，那两年该涨的退休金没给我涨，该发给我的还被扣发了一部份，我去社保局找相关人员，要求恢复我的退休金，得到的回复是因为我炼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到现在，这笔钱一直没有补发给我。
恶警长期骚扰，累及家人
每次到所谓的“敏感日”，如“七二零”、“十一”等都给我家打电话，或找家人，甚至有时上门骚扰。最近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日半夜，深圳市福田区景田派出所打电话到我家，传唤我的丈夫，了解我在七月三十日的外出情况，原因是深圳五洲宾馆附近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他们怀疑是我放的。那时我刚从西丽洗脑班出来不久。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两点，福田区香蜜湖派出所片警魏某、陈斌（当日未穿警服）以及华泰住宅社区站长刘某一行挟持我的丈夫来我们家，后来又陆续来了五名年轻便衣警察，其中一人持数码相机偷偷拍照，被我发现并制止。
这伙人到我家持续询问我七月三十日的外出情况，是否发放了法轮功资料，我拒绝配合他们的问话，陈斌蛮横地说：“你在家怎么地都行，一出这个门就别说我不客气了！”这些便衣警察在我家呆了一个多小时，我完全不配合他们，他们才灰溜溜的无奈的陆续离开。
我所遭受的迫害只是全国各个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中的冰山一角，还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在遭受着这样的折磨。这些迫害都是恶党无中生有，制造谎言和恐惧，破坏了无数个百姓原本和谐宁静的家庭。
在此也劝诫那些至今仍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将被绑架的人性、良知快快解脱出来，明辨是非，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成为中共被历史清算时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