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李琼英自述遭受迫害的经历：
二零零四年，法轮功学员谢丽谦被迫害致死。因她的家人均遭迫害，有的被关在看守所，有的被劳教等，亲友都不敢出面帮忙料理她的后事。于是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她是死难者的亲戚）就去帮忙。我们被公安局派去的人偷偷拍了照。事后，公安局的邪恶头子曾锦雄带了一群人到我家来抄家、诈骗。那天我正好去了女儿家。他们见我不在，就谎称我家的一瓶土霉素有毒，强迫我丈夫跟他拿去化验。丈夫上车后，就被他们逼着带路去女儿家绑架了我，然后又绑架了和我一起料理谢丽谦后事的那位大法学员。
我被绑架到他们的办公处，曾锦雄就威胁说：“你如果不老实配合，谢丽谦家就是你的例子。”他看我没有吭声，又威胁说：“别人已经举报你发的传单数量和地点，你还给人家提供放复印机的地方。”我还是没理他。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法轮功学员讲真相都是为了人好，没有错。于是我就被背铐在窗户上晒太阳。
晚上我听到那位大法学员一阵阵的哭叫声，我感觉整个人像有几千斤的石头压在身上那么沉重、凄惨。受过党文化教育的丈夫是个过份老实的人，被邪恶利用抓了我俩。那位大法学员家的经济很困难，靠当保姆挣钱养家，如果她有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向她的家人交代！我向恶警谈了条件：“你们要我承认发传单，必须先放回你抓的几位同修。”那个恶首答应了。我就给他们写了在仙游县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发的传单数量，也眼看着当晚恶警放了那三位大法学员。
此后恶警要我承认传单是从遇难者家里拿来发的，说：“这样再配合一下，马上用警车送你回家。”我明确地告诉他们：“这是我良知所不允许的，就是把我打死也做不到。”曾锦雄狠狠地在我脸上打了一拳，我摔在地上，他边打边骂：叫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又把我背铐在窗户上十八个小时才放下来。几个恶警又把我双手铐住推进警车里，说要带我去度尾镇证实一下放复印机的地点和法轮功的人，叫我在车里不要说话，听从他们的安排，又重复说如果不肯配合，谢丽谦家的遭遇就是例子。
我对他们不理不睬，他就一人一句地说：“你们炼法轮功的谢丽谦一家已经被搞绝户了，大济的林雪娥也半绝户半绝产了，你这一大把年纪，还不想想儿孙后代？她们两家的例子难道你不怕？”我一再压住心中的愤怒，平和地对他们说：“我家只有我一个人炼功，老天不是听人指挥由人做主的，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古人云：‘人在做，天在看’。一个人是不可能把子孙的饭碗一口气吃掉的，若不听劝告，等待你们的就是报应。”
到了度尾派出所，没有人接待，曾锦雄如疯狗似的暴跳如雷的大叫：“人哪？都跑哪里去了？给打一下电话，再不来就找所长算账。”当时我从车中下来往办公室走去，曾锦雄正在发作，问我那个炼功人的电话号码，我说：“你们这些公安专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是六十来岁的人，是善良的平民，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曾锦雄听了大拍桌子叫骂：“叫你等着瞧吧，你以为不说就没办法治你了？这里是由不得你的。”那个时候我的忍耐力达到极限了，挣扎中我的头撞到了曾锦雄的鼻子，他流血不止，手下把他送到镇医院，镇医院不敢治疗，转到县医院。
接着几个恶警围了上来，恶狠狠地抓我的头发，还抓住我的两只手臂用力向后扭，一只手臂从肩头拉到后面往下拽，一只扭到背后向上拽，再将两手腕铐在一起，然后把我推进警车。我的后背被警察用力压着，坐不象坐，趴不象趴，车开动以后越铐越紧，筋骨像要断掉似的，脖子卡的像快断气。到了看守所我已经迷糊不清，站不稳。曾锦雄的手下谢胜德拿了一张什么表格，拉我的两只手去将十个手指都印在表格上，然后才解开手铐。这时我的两只手掌鲜血淋淋……
第二天早上在看守所的监号里，那些犯人看到我的脖子又歪又肿，问我脖子生的什么病，吃饭和口水都咽不下去，警察威胁要给我灌食。即使这样了，犯人还逼我刷地板。四天后我恢复了正常饮食，可脖子依然是歪的，肿起两个大包。直到现在我的脖子还有一点歪。
十二个月后我接到家里来信，得知媳妇生了孩子；八十多岁的老太公去世，我心里非常内疚，觉得愧对家人，只想活活饿死。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从来没有忘记大法修炼，哪怕觉得只剩生命的最后一息了，我还要打坐炼功。就这样滴水不沾，绝食十五天，人瘦的皮包骨了，头没有昏，没有痛，没在床上躺一天。警察威胁要拉去灌食却没有灌。恶警叫人阻止我炼功，我还是炼。同监号的人都支持我，配合我，让我炼。我天天教她们学念大法经文。一天，我突然醒悟：作为大法弟子，不管多苦，绝不能轻视自己的生命，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都要用我自己的行动来证实大法啊。就在当天晚上我吃了一个梨。
到下半夜我的全身开始剧烈的疼痛，且发高烧。三天后从鼻子里清出一团黄绿色的东西，发现上面还有比头发还细的丝在微微的动着，拉开一看有十多公分长，像皮带虫形状。从此以后，我的鼻塞的毛病不见了，胃酸过多也好了，这两种毛病是我先天的，现在根除了。
被关在看守所七个多月中，恶警始终想法逼我承认传单来自谢丽谦。最后一次看守所指导员说带我去见一个重要的领导，他可以决定我回家，也可以判我多久。来到了一个像大官员的会议室里，一个有五、六十岁的人，身高有1米7、8左右，自称是莆田市“六一零”的领导许云山。他说：“今天特照顾你来这么好的办公室，亲自给你敬茶，你要好好配合工作，我可以用局里的小车送你回家，多有光彩，如果继续抗拒，就按你承认的传单计算，要判你二十年还不够。”我反问他：“曾锦雄要我说承认的普度众生做好事的传单，今天就凭这些传单判我二十年？”许云山又拿出一张有很多人的照片要我认，我说：“这明明是无中生有，还要强迫我去陷害无辜！你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许云山说：“因为你知道的太多。”我莫名其妙地自问：我到底知道了什么？就这样我因那些传单被枉判五年，阻止曾锦雄作恶判一年半，共计六年半。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我被劫持到福建省女子监狱。在那里所受的苦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恶徒强迫我们看中共制造的假新闻，如：所谓“天安门自焚”、跳楼、跳水等等那些诬陷法轮功的东西，强迫我们承认这些是因为炼法轮功所为。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自杀是有罪的。所有那些谣言都是恶党造出来蛊惑民众的。在狱中承受着各种酷刑折磨，犯人的刁难和人格屈辱，面对亲人被连累的痛苦和对亲人的牵挂。
到了将要回家的四个月前的一天，狱警队长说：“今天是管你们法轮功的省‘六一零’领导来帮教。”这人年纪有六、七十岁了，他对我说什么炼法轮功“不放弃信仰就定为反华势力的反革命分子，连子孙都不能上大学的。”我满怀正念的对他说：“你正邪、善恶不分，我是一个平民百姓，一不危害国家，二不伤害他人，做人问心无愧，善恶报应是由天理良知决定的，人有善念上天堂，心存恶念下地狱。”他听了之后，反而下令监狱要加强“转化”学习。
我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回家。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我的父老乡亲和亲人们都为我担忧，当地警察还继续对我施加压力。我不向恶人低头，就是讲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