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刘淑艳的自述：

我是一九九八年修炼法轮功的，得法前我一身病，从头顶到脚底没有好地方，经常头痛，严重时恶心呕吐，浑身无力，不能干活，整天昏昏沉沉。儿子看我终日生活在痛苦中，有一天给我拿回一本书《转法轮》。我一下子看进去了，修炼了法轮功。从此我无病一身轻，生活有了希望。一九九九年后我却屡遭恶党迫害，致使我有家难回。

一、近期遭迫害事实

二零零九年四月份我与同修李传兰去外村发真相资料救人，被榆树市黑林镇派出所李伟带人绑架。第二天榆树国保大队警察来又把我们绑架到榆树市看守所。黑林镇派出所警察配合榆树国保大队抄了我的家，他们象强盗一样撬开我家的柜子，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大法资料，把我家翻得一片狼藉，而后扬长而去。

为了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我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他们把我绑在床上。每天给我打七、八瓶不明药物，我的脸、身体开始浮肿，恶心呕吐。七八天后他们又换了一种药物，打上后我就心难受，剧烈恶心呕吐，坐卧不安，睡不着觉，两三天的时间我被迫害的奄奄一息，生命垂危，警察怕我死在看守所，勒索了我家人两千元钱才放回。

我在榆树看守所遭迫害两个月，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老伴着急上火，只要别人一提到我，他就掉泪，地里活没人干，庄稼苗都干枯了。当听到我被迫害得奄奄一息，老伴当时就哭了，告诉弟媳给我准备后事。在外打工的儿子，女儿牵挂我的安危，都无心工作，回来看我。八十多岁的父母听说我被迫害都很上火，老母亲一下子犯了老毛病，家人托人营救我加警察的勒索，我家的直接经济损失达一万多元。

回家后，榆树市国保大队还经常骚扰我，给担保人施加压力，让他看着我，经常汇报我的动向。还总让我老伴去国保大队，查询我的身体情况，如身体恢复，还要继续绑架我，没办法，我只好流离失所。

和我同时被绑架的同修大姐李传兰，回家后又遭榆树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判了三年徒刑，送往长春监狱遭受迫害，家人接见时看见她已被迫害的无法走路，是用车子推出来的。

我流离失所后，老伴也被迫离家，和我一起颠沛流离，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二零一零年八月份，我老伴和女儿回家取东西，黑林镇派出所去了一帮警察，把他们围在中间，如临大敌。警察威胁恐吓他们，说出我的住址。随后榆树国保大队杨宗柏以取消网上通缉撤销案件为诱饵，诱骗我老伴带他们一起到我流离失所的地方找我。

到了我的住处，他们把我所有的亲属都找来劝说我，让我和他们回去。我不回去，他们就象犯人一样看着我，并威胁我说，如果不回去，他们就去当地公安分局报案，让他们来抓我，到时没人保你，就更遭罪了。老伴和亲属迫于压力也都劝我跟他们回去。没办法，我只好跟老伴和他们一起回去。

在榆树市国保大队，他们强迫我在他们写好的卷宗上签字，按手印。他们的上级部门打来电话要再次对我实施绑架，家人据理力争，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二、前期遭迫害事实

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去北京为大法鸣冤。在吉林市火车站被警察劫持，警察把我的东西翻得满地都是，并恶语相向。榆树市警察把我们接回，并非法关押在榆树市收容所，十五天后才放回。

二零零零年春天，我正在家里干活，黑林镇治保主任孙林国伙同大队书记孙宪明把我绑架，送到榆树市洗脑班，迫害十五天。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份黑林镇派出所孟所长带四、五个警察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的大法书，把我绑架到榆树收容所，六、七天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关进长春黑嘴子劳教所。

在黑嘴子劳教所，每天逼迫我们做奴工。定额很高，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活，做工艺品出口换取外汇，完不成任务就扣分，吃的是没有一滴油的菜。更恶毒的是，狱警逼迫我们每人都写入邪党的申请书，如不写就惩罚。回家后我写了严正声明，声明在高压下写的入邪党申请作废。

这一系列的迫害，给我和家人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老伴每天担惊受怕，怕警察找我，我们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儿女也没法安心工作，每天牵挂我们的安危，我的体重下降了二十多斤，精神憔悴，心理压力大，每天都苦不堪言。

只因为做好人，我们全家就遭受如此迫害，希望有良知的人都来谴责恶党这一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