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友梅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她的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胃病、妇科病等多种病等各种病症都好了，无病一身轻。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倪友梅曾四次遭中共暴徒绑架，一次被非法关押十个月，一次被非法判刑三年；她在公安县看守所遭捆绑加背铐、挂牌游街、陪杀场等残酷迫害；在武汉女监遭背铐反吊，致使铐子陷在肉里很深最后只能用锯子锯开。她多次被迫害致生命衰竭的状态，长期处于极度恐惧中，几次差点在狱中丧命。致使她出狱后身体也一直没有得到康复，最后含冤离世。 以下是倪友梅遭迫害事实。

遭绑架　捆绑背铐游街陪杀

二零零零年九月，倪友梅在公安县南平镇向世人当面发放真相资料时，遭恶人诬告被县“六一零”（中共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机构）绑架、关押。

二零零一年四月底，公安县“六一零”恶警将七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县财校招待所进行强制洗脑。倪友梅为了营救同修，到财校院墙外向过路行人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遭中共迫害的真相，于五月十三日下午被县“六一零”十几个暴徒将她强行绑架到警车上。恶徒杨良富（当时为公安局一科科长）狠狠打她耳光；恶徒张祖银在确认无人看见的情况下，使劲将她按在车内，双手狠命掐她的脖子，她差点被掐死。到看守所门口，张祖银凶狠的一路拖打她，导致她当场昏厥。暴徒们又趁她不省人事的时候搜走她的钥匙，擅闯她家，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翻箱倒柜、非法抄家。自此次迫害后，倪友梅的记忆遭到严重摧残。

在看守所里，所长陈刚伙同公安县“六一零”张祖银、周良清多次将倪友梅戴上脚镣手铐折磨。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张祖银、周良等人把她拉到第一看守所审讯室刑讯逼供，在审讯室里将她打倒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在她腿上使劲踩，打得她遍体鳞伤，全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

事隔三天，也就是六月一日上午，公安县枪毙死刑犯，“六一零”暴徒又将满身是伤的倪友梅五花大绑后，加上背铐，挂上牌子，强行拖上大卡车游街示众、到刑场陪杀。倪友梅在途中和公判大会台上，一直大声抗议这种野蛮行径，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还我师父清白！”恶警害怕群众知道真相，就用毛巾堵住她的嘴，又用细绳子勒她的嘴和喉管，致使她嘴角鲜血直流，把她迫害的死去活来。经过大半天的折磨后，恶徒们把她扔回看守所就走了，当时她生命危在旦夕，已全身冰凉，不省人事，之后一天一夜都没动弹一下。

倪友梅只要一苏醒过来，就坚决抵制迫害，她在酷暑高温下，连续绝食绝水两次，一次连续五天，另一次连续一星期，最后她生命出现危险，“六一零”恶徒们怕承担责任，才于七月五日通知她丈夫，威逼不许她上北京，并以住房为抵押担保她。

暴徒砸门入室行凶　好人遭劫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九日夜晚十二点左右，“六一零”恶警杨良富、周良清、张祖银等十几个暴徒撬开了倪友梅家的铁门，砸开了里面的木门，闯入她家，将她绑架到公安县看守所，就连刚去她家借宿的法轮功学员郭恒宏也一同被绑架（郭恒宏于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三日含冤离世，年三十六岁，明慧网已报道）。当时倪友梅身体还没有恢复，但她再次绝食绝水六天，坚决抗议“六一零”的非法行径。在绝食的同时告诉狱警及“六一零”的人员们法轮大法是正法，善恶有报是天理。可恶徒们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还对她进行野蛮灌食迫害，直到七月二十六日人已脱相、生命垂危时才放她回家。但回家后，又指使她丈夫单位派人监视，企图待她稍微恢复后继续迫害。为免遭迫害，倪友梅只得撇下孩子与老母离家出走，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当时她的儿子只有十四岁，正在念初中，家里还有七十多岁且患有高血压病的老母亲。为了生活，丈夫在外打工，倪友梅离家后，老人和孩子便无人照料。

这段时间，她写了一篇《请大家说句公道话》的真相文章向当地民众大量散发，这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九日，化名程丽荷。她在文章中写道：“我想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非常担心我的安危，听说丈夫单位杨述祥还到处追查我的去处，有个别人还配合“六一零”监视我。我只是一个修炼人，我真诚的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做，谁做迫害大法及法轮功学员的事，他就是在做最大的坏事，这样的人一定会遭报应的，到那时害了自己也祸及子孙。如果能及时明辨是非，回头是岸，才不会给自己留下悔恨。

我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为我说句公道话，制止“六一零”对我恶性迫害，让我回家照料老母及孩子，让丈夫安心在外工作。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谁就功德无量，谁就会有美好的未来。”

倪友梅被绑架后，老人与孩子只得居住别处，家里没有任何人。但在这个期间，建材公司人员伙同“六一零”不法人员几次抄她的家，抄走她的大法书、信封等。

野蛮跟踪再次遇难　违背宪法枉判三年

此后，倪友梅一直流落在外，有家不能归。她母亲因担心女儿的安危，又见不着女儿的面，忧郁成疾，于二零零一年十月含冤离开人世。母亲去世后，她回娘家参加母亲葬礼，以尽女儿之孝。谁知又被恶人跟踪，刚回到家又遭绑架，并非法抄家，毁坏了她家的物品。

二零零二年四月六日上午，湖北公安县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倪友梅、刘莹，许多法轮功学员排除法庭进门时搜身等干扰，坚持到庭旁听和发正念。非法审判中，两名法轮功学员一身正气。倪友梅的丈夫、刘莹的哥哥到庭辩护。整个过程法官一直理屈词穷，但仍违背宪法，用伪造证据、诬陷等手段，分别将两名法轮功学员枉判非法判三年。倪友梅的丈夫事先曾请好了律师，后被法院强迫律师退出。

特别要提的是，公安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谭建平，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倪友梅与谭建平是邻居，谭建平的妻子和倪友梅的丈夫又是同事。倪友梅被非法关押后，向谭建平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请他善待法轮功学员。谭不但不听，反而还说倪友梅诅咒他，当即下了起诉书，更加疯狂迫害倪友梅。他是把倪友梅从第二看守所转到第一看守所时，亲自宣读逮捕书的人。

二零零六年“五一”长假期间，谭建平外出旅游返回公安县麻豪口镇时出车祸，一车人中，只他一人当即死亡。正应了“善恶有报”的天理。

武汉女监背铐反吊　断食断水强制洗脑

二零零二年四月六日下午，倪友梅与刘莹两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入监后，倪友梅是在三监区五分监区，狱警强制她超强度、超负荷奴役劳动，甚至有几天通宵不许睡觉。她的手被磨破了，身心也极度疲惫，狱警还无耻的说：“你到这里来首先要过劳动关，然后再过学习关”。从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八日开始强制洗脑，每天强迫她看诬蔑诽谤法轮大法的录像等，逼她写诬蔑大法所谓“学习体会”。倪友梅不配合，狱警就对她施以长时间站立、戴铐等酷刑。

一次警察安排“包夹人员”（都是最野蛮、最恶毒、最下流的犯人）跟倪友梅“谈”法轮功，其目的是想了解洗脑迫害的“效果”。当她告诉“包夹”“法轮大法好”后，随即遭到连续八天八夜不让睡觉，强逼干活的酷刑折磨。见她老是不被“转化”，警察就又派犯人轮番监视她，长期不许睡觉。有一次以她站队点名前不唱邪党歌曲为由给她戴铐子，不给吃饭，不给水喝。让其他犯人看见的是由“包夹”给她端饭，实际是不给打开手铐，没法自己吃，只能由“包夹”喂。包夹骂骂咧咧，只敷衍喂几口了事，且喂几口也没全喂到嘴里。因为她不“转化”，狱警就给“包夹”施加压力，所以她是成天饿着肚子承受着酷刑折磨。

在这次遭酷刑折磨期间，倪友梅的丈夫来看望她但监狱里不准，因此她丈夫只能给点钱在她帐上。她想自己买点吃的，开始“包夹”骗她说卖完了。后来她请其它有善心的犯人帮着买了两次，“包夹”发现她吃了东西，就再不许别人给她买了。大热天不让人喝水，只在偶尔给一点点水喝。每天二十四小时只许上一次厕所，而且还要提出很多遍才允许，来例假时裤子沾满了血污，也不许洗澡换衣服，以致全身都是异味。此后更加残酷，把她反吊在监号里，楼梯口的铁栏上，脚不能落地，有位法轮功学员根据她生前讲述的回忆说，那次吊铐了八个多小时，直到手铐铐进肉里头去了，已经没法打开，最后是用锯子锯开的。有个值班警察还幸灾乐祸地说：“这是天意”；还有一个警察说：“这副手铐一百五十块钱，手铐锯坏了，这一百五十块钱你自己出”， 就直接在她帐上扣了一百五十元钱。当她发现自己的现金帐上少了一百五十元钱找狱警时，狱警概不承认，还逼迫倪友梅承认是自己弄错了，并天天找她 “谈话”施压。在酷刑的折磨下，她承受了无法形容的巨大痛苦。

在极度恐怖与高压及残酷折磨下，倪友梅一度在承受到极限时违心写了所谓的“不炼功”的保证，监狱就把她转到另一个队。当她清醒过来时，心里万分痛苦，立即写了一份“修正材料”交给狱警，内容是把她以前所说所写不符合大法的东西全部作废，表示坚定修炼法轮大法到底。狱警马上更换“包夹”不断围攻她，威胁“不转化就不能回家”，狱警见达不到目的，就诬蔑她不想回家了，精神不正常了，对她进行恶性刺激，企图错乱她的神志。

倪友梅在武汉市女子监狱苦苦熬了三年，直到二零零四年五月才获得自由。但中共邪党对她迫害没有停止，只是手段更加隐蔽、阴毒。倪友梅在长期极度恐怖中度日，难以安身，没有稳定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连基本生活也很难得到保障，身体无法复原，一直虚弱不堪。到了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时，已是全身疼痛，特别是背部、胸口疼痛难忍，不能正常进食，人瘦得皮包骨，最后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左右含冤离世。

正值新年来临之际，倪友梅走了，她骨瘦如柴的遗体，一双不能紧闭的眼睛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倪友梅走了，丈夫失去了一个好妻子，儿子失去了一个好母亲。她的儿子从懂事起，几乎很少与妈妈在一起，在这十二年中，她除了在牢狱里遭迫害，出来后也是流离失所，很少能与儿子团聚。

中共邪党是导致她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但天灭中共已不遥远了。所有参与迫害者，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