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武玉英，今年六十岁。我从小就患有头疼病，每次犯病时，都疼得死去活来，用了什么偏方也不好使。我结婚后，身体更是病恹恹，大病没有，小病不断，每天都无精打采的，食欲不振，有胃病、胆病、妇科病等。每天得吃五、六样药。
由于我自己身体不好，在经济、精神上都造成很大的压力，每年都歇病假。一九九六年四月份，我开始学炼法轮功的，我身体上所有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我一直努力遵循“真善忍”，修炼自己的心性。在工作上，我任劳任怨，积极肯干。不论同事还是邻里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九九年七月，邪恶的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一、被佳木斯莲江口派出所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晚上六、七点钟，我去良种场的法轮功学员家去串门，被等在那里的佳木斯莲江口派出所警察绑架，同时绑架的还有莲江口长胜村的两个男法轮功学员。
有个姓王的所长对我们几位法轮功学员做笔录，我被非法拘押到半夜，他们才决定把我们放回来。
漆黑的夜晚，离我家很远，我对警察说：我怎么回家呀，举目无亲，身上又没带钱。我让派出所警察用车送我回家，他们说车坏了，没人管。我只好商量出租车司机送我到良种场的法轮功学员家里，我借十五元钱，还给出租车司机。然后，我是自己骑着自行车，骑回到十里外的家里，都半夜十二点了才到家。
二、被佳木斯郊区公安分局非法抄家，抢劫
七月二十一日晚上，佳木斯向阳区江南村的村干部唐见兴带领几个警察到我家，其中一个警察姓白。他们抢走了讲法录音带、录像带、共十三盘、法轮功书籍和师父像，并把我绑架到郊区公安分局。
在郊区分局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陈洪霞和陈佩兰。在公安局有一个绰号“刘白毛”的局长，参与了对我的迫害，构陷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非法拘留半个月。我、陈洪霞和陈佩兰，一起被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
我只是社会普通的百姓，我被绑架后，家人哭成一团。我的女儿十来天不吃不喝，就是整天卧在床上，哭泣。整个大家族都为我的安危担忧，生活不得安宁。我的家人害怕我遭受迫害，花了两千多元钱，托人给我放回来。那时的二千元等于现在的二万元。
我的单位佳木斯郊区江南学校，乡长叶向东上指下派，长青乡的乡领导姓葛，天天到我单位骚扰我，让我和王丽华写所谓的“悔过书”，“保证书”。有时谈话气氛很紧张，满屋子十几个人围攻。我和王丽华有时正在班上呢，就把我们叫去谈话，逼迫我们写“保证书”。
同单位的人也很同情我俩，说：整天这么折腾你俩，我们也过意不去。我心想法轮大法这么好，让我做好人，身体也好了，心地也善良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说假话。
由于我拒绝写“保证书”，单位领导王敬芝等就三番五次的找我谈话，恐吓我。即使休息日，也把我从家里找到单位。把我和王丽华软禁到单位，不让走。那时正值秋末，天气已经很凉了，尤其是夜间，没有被褥，就让我睡在办公桌上。即便上厕所，还是寸步不离的跟着我，怕我跑了。
单位看我们的人打麻将、嗑瓜子、抽烟，弄得满屋子烟雾缭绕的，很吵闹。我有家不能回，被软禁在此，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熬了一天一宿。
第二天，我接着上班，仍旧不准回家，开会妄图“转化”我。我心想往哪“转化”呀，我们坚定信念，只为做好人。原来我喝啤酒，打麻将，造成家庭不和。而我现在做世上最好的人，遭到如此迫害，真是做好人都难哪。
三、被长虹派出所绑架至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的正月十四，二月十八日，长虹派出所警察谢红光到我家，无故将我绑架到长虹派出所。当天晚上把我劫持到看守所，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是合家团聚的日子，而我却是在这个人间的地狱过的元宵节。
看守所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吃的是黑菜汤，没有油腥，有些土豆，也是没洗净，没去皮的，还得给牢头吃掉。我吃的窝窝头，梆梆硬，也不熟。我就把窝窝头捏碎放在水里当粥喝。每天两顿饭，两个小窝头。中午我太饿了，我就只好喝水充饥，喝了很多水。
当时号里三十来人，睡觉时一个挨一个的侧着睡，如果想翻一下身，没有任何空隙可以翻身。人人都挤的紧紧的，腿是直放的，稍动一下就没地放了。想上厕所都得从人身上过。
屋里潮湿，没有被盖。家人很心疼我，竭尽全力往出办我，怕我挨打、受罪。每天我的家人坐立不安，等消息，家人贷款五千元，共花了一万三、四千元把我弄回来了。这种地狱般的日子，我足足煎熬了一个半月。
可回来之后，长青乡中心校校长黄玉（中心校管理江南小学），开除我们的工作。不让我们上班。恶警常常找我单位领导王敬芝，折腾她，后来她也很气愤、反感，怕受牵连。迫使王敬芝参与迫害我俩。我们是只是炼炼功，做好人，身体好了。我们被绑架遭受迫害的，为什么开除，不合理呀，我和王丽华就一级一级去找，要求恢复工作。
我们去找长青乡领导，长青乡推脱责任，往出推，我们又去郊区政府，去郊区人事科找。人事局答复，回家等吧，区长批条，在家等了几个月没回信，我们又去找，我们得知，原来的回复已在人事局。我们九月一号开始上班，整整八个月没开工资，补助的几千元没给我们。
在二零零零年的四月份到五月份之间，恶警到我家里骚扰五、六次，有一次永红分局在晚上，五、六个不法人员去我家非法抄家，并抢走了四张法像，由于我犯心脏病了，他们没敢绑架我，在家里翻了一阵，走了。
四、长虹派出所非法抄家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八日，离我女儿结婚还有一个月，家里正沉浸在喜气洋洋中。长虹派出所名叫岳勇的警察到单位绑架我，四五个警察把我绑架到家中，非法抄家，一本《转法轮》书被抢走了，实在没啥拿的，就把垫子拿走。他们费了很大劲把一个苞米叶编成的炼功垫翻出来了。这个炼功垫拿到派出所后，放在派出所会议室的桌上，一些警察坐到上面，你坐一下，他坐一会，都去坐一会，感觉很新鲜。
到了晚上，所长问我：“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不炼，就回家；炼，就上车去看守所。我说炼”。在警车上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别迫害大法弟子，给家人、自己会带来福份，相信“法轮大法好”，这些警察也不吱声，只是听着。
去看守所的途中，家人通过找人，就不去看守所。他们把我带到郊区分局四楼，勒索了四千元钱，声称是“保证金”，以后再退回，直到现在也没给退回，也没给我收据。
长虹派出所的一个姓白的和姓解的警察经常去我家骚扰我。
五、遭便衣诬告，劫持至看守所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点多钟，我和法轮功学员李学杰去佳木斯北焦化讲法轮功真相。在讲到北焦化二区地点的线路上，遇到一男士，当时他答应三退，但是态度漫不经心，这时一个法轮功学员看出事态不对，暗示我们快走离开此地，说那人是便衣穿便装。
这个人走到一个商店旁打手机，此时我感觉不对，但其中有一个老年法轮功学员行动迟缓，为照顾老年法轮功学员，我没有及时走脱。我们俩跑到大道上打出租车，我已经上了车，这个人威胁司机，你要拉她们，就扣你的车。又打了一辆出租车，还是不让拉，没能走脱。
这时来了警车，有六七个警察，警察围困了我俩。当时不知是哪个派出所的，他们气势很凶，抢去了我们的手机、电子书、五十元钱，还有三退名单，而这五十元钱是给一个较困难法轮功学员。
长虹派出所一个副所长叫滕岩，一个所长叫王金宝，这两人恶狠狠的。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也不听，耻笑我。他们找来原长虹派出所所长刘显峰，刘显峰认出了我。
我的丈夫七、八点下班后，才知我被绑架。我的丈夫骑着自行车去佳西派出所打听，又去长青派出所打听，也没有找到我。我的丈夫骑个破自行车跑了那么远的路，北方的冬天异常的寒冷，冰天雪地的，六十多岁的人了为了找我，冻的够呛。到长虹派出所打听，恶警告诉，我们被关在二楼。
到了晚上，警察要给我们照相，老年法轮功学员看我的眼神。我说：我们不照，我们也不是坏人。老法轮功学员蹲在地上就是不照，不配合，警察威胁我俩，我们就是不照，还骂老年法轮功学员，骂非常粗鲁的话。我说：她比你妈岁数都大，你骂她，这个老年法轮功学员蹲在地上，就是不起来不照，恶警拉她，她也不行，拽也不行。恶警王金宝给我戴上手铐。一个恶警假装打手机，企图给我们俩照相，我们识破了他的鬼伎俩。
晚上十点后，家人和孩子说：你做一下笔录，就回家了。我没有想到这些恶警是在哄骗我，我想快一点回家，就做了笔录，按了手印。然而根本没把我们放回来，老年法轮功学员，被恶警的伪善所欺骗，骗回家，翻到了一些东西。
十三日晚上，我俩又被送往看守所，我的丈夫拎着两盒饭菜，已送到我手上，恶警都没让拿。丈夫又一次失落的表情，显得很无奈。在看守所被关押十七天，家人花了二千元钱找人，吃饭送好处费，又花了二千元，总共四千元钱，给一个叫李欣波的一千元。我丈夫违心地写了保证书，才放我回来了。
大约在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长虹派出所警察谢红光和一女人到我家，砸门有半个多小时，非让开门，还恐吓我们。说是到屋里看一看，我不给开，谢说：你不开，就叫公安分局来，我就是不开，他们使劲砸门，砸得门似乎都要碎了。后来邻居家出来制止他们，他们骚扰得四邻不安。就这样门里门外的对话很长时间，我就是不开门，我说我不相信你们，最后他们走了。
十六日又有两个人，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协警，又来敲门，我还是不开，在这之前也有两次，晚上来敲门，吓得孩子哇哇哭，我不开门，他们就走了。他们对我的骚扰，让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得安宁。
中共恶警的绑架和骚扰给我和我的家人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今天写出迫害的真相，曝光他们的恶行，结束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