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见马三家劳教所二所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

一、马三家劳教所从北京“买”人奴役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前，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被抓，并非法劳教，送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其中有数百名被关在二所。

马三家劳教所还以每名数百元钱将人从北京劳教所买来。来自北京的这些人，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还有许多无辜者，例如有些外地人到北京探亲访友或游玩，被北京警察抓到后，为完成抓捕指标而被劳教。有的在家里打麻将被抓，罪名是赌博；还有在公交汽车站等车时被抓，定罪为“预谋抢劫”。据一个警察透露，奥运期前全国被劳教的人数为二十万，被拘留者更多。

二、公开敲诈勒索、殴打

对劳教学员的敲诈勒索都是公开进行的，“你要想得红旗（红旗每月可以多减期），不花钱是不行的”。殴打劳教学员是理直气壮的，恶警叫嚣被劳教就是要受惩罚，并说讲道理要费半天劲，打几个嘴巴子就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每次被殴打的多半是为了钱，如果没有贿赂班长，班长就可以找理由打你；不“孝敬”队长，那么队长就会找机会打你，或者指使班长打你。

警察们依靠剥夺劳教学员的合法权利，勒索钱财，例如不给队长钱，就不让会见亲友等。他们公开的表示，因为他们的工资比北京上海的都低很多，很不公平，大多数警察都把非法的收入当作是天经地义的。

刚到新生大队（六大队）时，行李都是由班长和“四防”拿的，他们经常借检查为名，克扣其他学员的物品。紧接着，就是在大厅罚坐，班长看谁不顺眼，就一顿拳打脚踢，警察看见也不管，也有劳教学员向警察报告班长非法打人的事，警察就说，这个事我们不能管，否则班长在劳教学员中就没有威信（实际情况是因为队长们收了班长的钱）。

三、限制使用水，否则暴力毒打

二所的自来水散发恶臭味，据说是因为水井打得浅的缘故，好几个劳教人员得了缺钾的病。三个大队共用一个小的电热水器（只能接三四暖壶），并且不允许随便去打水。

北京来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叫李海龙，有一次，他去打了一碗热水，晚上被“开会”。“开会”就是把所有的劳教人员集中到一个大一点的房间里，其他劳教人员坐在大通铺床板上，被“开会者”蹲在中间，一般由两、三个班长一起毒打。打时，用鞋底或者木棍使劲抽打被开会者的脸、头。队长看到这种情况都是视而不见，所以在床板上坐着的看客内心的恐惧和痛苦决不亚于被打者。我见过一个人看完两个人被“开会”后，脸吓得煞白，几乎虚脱。李海龙被打之后，一个多月时，脸还是青肿的。在北京调遣处时，李海龙不写“保证书”，被处以“肉包子”酷刑。这种刑罚是被害人盘坐中间，周围由四个人紧挨着坐（他们是轮班的），被害人二十四小时不得起来（小便时用水桶接），李海龙遭受了三天三夜的折磨。

法轮功学员李来防在走廊里被三、四个班长毒打，他就在食堂高喊“法轮大法好！打人犯法”。结果李来防被严管，铐在铁床上好几个月。法轮功学员孙毅拒绝奴役劳动，队长就打他，孙毅喊“警察打人”，八大队的警察边打边说：喊吧，大墙外都听不见。

还有一个博士，叫郑旭军，也是2008年6月4日被绑架到马三家的。第一天夜里的时候，他口渴，向值班的打听，找开水。结果第二天早上，好几个班长到新生班来，要看看那个要开水喝的新生长的什么模样，据说他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要开水喝的“新生”。“到劳教所居然要开水喝”，班长们觉得不可思议。郑旭军在北京调遣处被警察用电棍击伤了背脊，刚到马三家时，伤还没好，晚上睡觉不能翻身。08年8月8日上午，班长刘士国嫌郑旭军没有给他东西，就将郑旭军交到队长韩振富那里，韩振富狠狠的用木条子抽打他，打得郑旭军满头是大包，韩振富抽断了三根木条，方才罢休。

四、奴工产品销往欧洲和北美

我刚去马三家时，一天劳动十四、五个小时。据先前的一些人讲，有一次国外订单急，他们三天只睡了六个小时。那时劳教学员的产品一般都是销往欧洲和北美，例如给加拿大沃尔玛做的墓碑，给欧洲的纸蘑菇等，还有圣诞礼物等。

五、伙食极差

食堂的伙食主要是菜叶汤和“大发”（一种用饲料玉米面做的），菜汤里菜叶是少的可怜，在新生队的时候更少。有一次我仔细查了一下，中午和晚上加起来不会超过三片叶子（是圆白菜叶），而且看不到油。有一个来自武汉的法轮功学员叫陈雪，他到北京出差，住旅馆时，警察去查房间，发现他的电脑里有法轮功的资料，被非法劳教两年。2008年6月4日被送到马三家，由于长时间的劳动，伙食极差，有一天早上集合的时候，他虚脱倒在地上。

在中国大陆的看守所、劳教所都是恶者行凶的场所，在社会上打人，没准要吃官司，可是在大墙之内，打人者却得到“人民警察”的怂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