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是用来治病救人，解除病患痛苦的。把药用错，对医生来讲都是大罪过。更何况有意把药用在健康人身上，目地是折磨人，达到政治目地呢。这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可是邪党就是这么邪。最早曝光出来被药物迫害致死的是山东大法弟子苏刚，于2000年6月被迫害去世。可见中共使用药物迫害，从它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就一直在使用。但是经过十一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揭露的只是大法弟子被注射了药物，看到有人在饭里下药，或者大法弟子怀疑有人在饭里或水里下毒等，不能進一步揭露邪恶的恶行。

其实邪恶使用的药物，对我们来讲，是不明药物。但是对它们来讲，根本不是不明药物。种种迹象表明，它们对大法弟子下毒时，非常清楚药物的功效。比如山东淄博大法弟子苏刚，被使用药物后，送回家时“反应迟钝麻木，虚弱无法吃东西”，回家第九天去世。山东泰安大法弟子徐桂芹，也因被使用药物，送回家时身体麻木，厌食，回家第九天去世。（见明慧网《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国际社会持续密切关注（二）》）这两个案例受害者的症状相似，甚至回家后去世的时间都相似。为什么会这么巧？是否因为监狱知道用药之后，这人放出去也已经不会说出什么了，而且不出十天必死无疑，监狱有这样的把握，才会放人？山东大法学员、清华大学学生柳志梅，出狱后三天致疯。为什么出狱后几天才疯？如果邪恶不知药效，胡乱使用的话，柳志梅可能在监狱就神志不清（这监狱会承担责任），或者出狱后根本不变疯（这柳志梅会讲出迫害真相）。这都不是中共要的效果。事情能按中共意图发展，是因为监狱对所使用的药物的药效很清楚。最近又曝出一条消息：恶警在绑架法轮功学员武玉兰时，使用一种白色粉末，致其立即昏迷，然后抬走。（见明慧网《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和妻子被劫持迫害》）警察抓人时随身携带药物，这不是有备而来吗，他们一定知道这药有什么作用，才会携带使用。

很多大法弟子被用药后，身体极为痛苦，生不如死；有的造成脏器衰竭，很快去世。这方面明慧网的具体报道很多。可见中共所使用的药物，不是日常医院使用的药物，而是用于杀人害人的药。其中一定有国际上禁止使用，甚至禁止研制的药物。因为这类药物是反人类的。而中共不但研发出来，而且已经深知药效，能熟练使用。研发这类药本身就是反人类罪行。而一种药从研发到确认药效，要经过多次生物试验及人体试验才能完成。中共是怎么完成的，在什么人身上试验的？成药制造出来后，十一年来，中共把这些恐怖药物，用于迫害中国最善良的民众群体：法轮功修炼者。这一桩桩反人类罪行，我们有必要让世人知道的更清楚，从而更好的认清邪党的本质。如果揭露的不够，邪党就会乘虚而入，无休止的行恶。近年网络不断曝出中共在上访者的饭里和水里下毒。这无疑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酷刑失控，進一步扩大到常人身上的表现。

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有责任尽力揭露和遏制这反人类暴行。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收集必要的人证和物证。

人证方面，大法弟子被药物迫害的受害者很多，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证人。如果我们加强对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精神病院讲真相，也许会有良心发现的人站出来证实迫害的事实。或者启动国际组织或记者调查这类机构，也会有所收获。

在物证方面，比如下毒后的饭食或水，想办法从监狱带出来，一旦把证据拿到手，就可以拿到公正机构去化验。看到底用了什么药。大陆无法找到公正机构，我们就要想办法在国外化验。有了结论以后，我们可以進一步提告，或以其它方式揭露邪恶。一些大法弟子，注意到收集物证，把被下毒的证据带出来，如大法弟子柴智屏，她发现“劳教所指使人在宋彩屏的菜碗里放上毒药，当她把菜放到嘴里，说不出是什么味，她赶紧吐出来，吐出东西是杏黄色的东西，她把吐出来的东西扔到窗台外，毒死了好多苍蝇。她把大个苍蝇捡了二、三十个，几经周折，反映到小黑河检察院，让他们看到毒死的苍蝇。然而，事后劳教所没有对投毒者作任何处理。 检察院也不了了之。”（见明慧网一零年九月十四日《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多次投毒加害宋彩屏》）还有一位大法弟子，在“帮医务室整理处方时，就发现了由某心理医师签名的处方，大剂量的可以使服药者出现精神病症状的、干扰中枢神经类药物……后来，为了使这一迫害恶行曝光，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也做了一些核实，了解了一些当事人，当证实无误后，就向当时的大队长王丽反映了这个事实。同时，也向当时的纪委书记赵晓阳反映了这件事。”（见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陕西女子劳教所光鲜外表后的罪恶》）这些大法弟子拿到物证后，把问题反映给监狱的上级，问题很难得到真正解决。我们要想办法拿到公正机构化验，或者拿到国外化验。

这都是些初步想法，对中共的药物迫害，还有待大家一起想办法遏制邪恶。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