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9年7月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形势真是压的人喘不过气来，只感觉到乌云压城，空气是死一般的沉闷。虽然当时我还在单位上班，但非常明显的，人们都象躲避瘟疫一样的躲避我，不敢跟我多说话。我需要不断在内心给自己勇气，才可以沉重的抬起问心无愧的头颅。

当时的长春更是谣言四起，我到食堂吃饭，食堂的师傅和服务人员，目光自始至终紧盯着我，生怕一个疏忽我会下毒要了他们的命，打饭不让我自己动手，很“殷勤”的都给我打到饭盘里。就差没剥夺我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权利。这都是中共的谎言宣传、煽动仇恨造成的。

2001年，我才知道自己出入校门及所去大致方位都会有人向校长李丽英汇报，这是李校长在找我谈话时无意透露出来的。而且我被剥夺了使用电脑的权利。

2001年冬，我被非法关押到“大广”拘留所16天，回来后，领导决定不允许我接触学生也不允许我进课堂。在学校领导班子开会时，有人提议让我去实验室管理设备和打扫卫生，甚至有人干脆说让我在教学楼内打扫包括厕所在内的卫生。想让我在备受羞辱之下屈服。但最终他们还是让我去了教务处帮忙。说是帮忙，其实我当时承担的工作是很多的，我也知道做一个好人无论在哪里都要把工作做好，所以我无怨无悔的践行着“真、善、忍”的信仰和原则，做我可能做的份内和份外的一切工作。

一段时间，学校图书馆要重新登记和整理图书，为了惩罚而给我工作加码，校长要求我周六周日也不准休息。当时孩子正上幼儿园，周六周日没人带，我就不得不拖着孩子来工作，孩子没地方休息，在满屋灰尘中，有时就睡在了桌子上。然后顶着风雨抱他坐公交车回家，这一次孩子发烧了好几天。虽然这一切领导和同事们虽然都看在眼里，但到当年的教师节，我却还是因为信仰的问题奖金被扣了500元，连在家休了几个月产假的同事都比我奖金多。当时只是想要做好人，觉得应该看淡名利。所以没有去争取和反对。现在想来那也是对我的一种迫害，我的沉默正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和害了他们，使他们有胆量继续对好人打压。

2002年9月，李丽英就说过应该把我送到洗脑班，我当时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状态，心里怕的不得了，总感到一种沉沉的物质笼罩着我，仿佛随时随地生命都可能失去一样。在孩子和家人面前都笑不出来。在家里，连敲门声都会把我们全家吓得大气不敢出，就更不用提说话了。就是那种在政治迫害中被整的生不如死的感觉。

“十·一”假期刚过的10月10日中午，我刚刚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当时做干事的韩冰说刘书记找我，我说去一趟厕所，韩冰也跟我到厕所没有离开，出来后我没有多想就跟她去了书记办公室。进去之后我发现不对，屋子里除了刘书记、李丽英校长、韩冰和另外几个领导外，还有五个二三十岁的陌生男子，当我反应过来那些人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的人的时候，门已经被堵上了。望着离地一人多高的窗，我知道自己无处可逃。

李丽英校长说，快开十六大了，学校决定把你送到学习班接受教育。紧接着他们一路胁迫着逼我上了一辆白色半旧的面包车。面包车一路颠簸的开到了位于兴隆山的洗脑班，李丽英校长跟洗脑班交涉，最后以2000元两个月的价格把我强行留在那里。整整两个月时间，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被日夜监禁和洗脑迫害。天寒地冻的12月10日才重见天日，期间连梳头的东西都没有，只好用手当梳子捋一捋，还被洗脑班的人嘲笑。

回到学校后，我发现我的工资被扣掉了2000元，这才知道，共产党用来给我洗脑的钱原来是自己的工资（后来好不容易托了人才要回来这些钱）。

2003年，跟我年龄相仿的同事都已经晋了职称涨了工资，我的职称和工资迟迟没有着落。好不容易等到大约11月，教委有一批晋职的名额下来，学校要民主评议，无记名投票。当心平气和的诉职结束回来的路上，好几个同事对我说“我们都投了你的票！”我以为无论凭工作还是凭自然条件，这一次晋职我都没有问题了。

可是，第二天下午全校又召集开了一次全体员工的大会，这是不合常理也是出乎同事们预料的。我猜想可能是关于我晋职的问题。果不其然，这一次开会李丽英校长没有讲话，在开会前，气氛很紧张压抑，出来讲话的是一位从希望高中调过来的工会主席吴××，（实际上，学校晋职称的事并不属于他管辖的工作范围）只见他在前面高昂着头，酒糟鼻子再加上中午的酒和兴奋使他整个脸显得更红了。然后高声高调的说：“这一次晋职称，炼法轮功的坚决不能上。”同事们都低着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反对。沉默了几分钟之后，宣布散会，在回来的路上，连说笑的人都没有。就这样我应该晋的职称和工资泡汤了。

2004年，学校早已经新调来一个党支部书记王淑范，为了配合教委的要求，学校团支部书记刘丽在学生中开展了一次有关批判和攻击法轮功的征文活动。由于高三学习紧，所以征文是在高一和高二学生中进行的。我事前并不知道，直到四月初的一天，我在下班时看到张贴的获奖的红榜，禁不住痛苦从衷而来，因为在我们学校，我就是法轮功的代名词。我就找了团书记刘丽谈话，她说：“也没什么，大家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是说怎么怎么不好，谁写的多批的狠就评上奖了！”

第二天，因为当时教高二语文的我的好朋友李婧也布置了征文，我就去找她说这样做不好，当时她问我是否撕了红榜，我由于怕心含糊的认可了，中间也提到团书记刘丽已知道了。可能我表达不是很准确，结果谈话后她把消息告诉了当时的语文组长王朝晖，作为党员的王朝晖又迅速的把消息反映给党书记王淑范及团书记刘丽。并且传的是我和刘丽一起撕毁的。这下刘丽就不干了，她找到我冷冷的扔了一句“我就不怕遭报应！”然后扭头就走了。

当天她就又写了红榜贴出去了。校长也找我谈话，说我中午坐在凳子上发功。其实，学校中午没地方休息，只好坐在凳子上闭目养神。一个办公室的组长刘秀华负责监视我在办公室的一举一动。学校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被迫害的威胁又笼罩在我的周围，没人敢跟我讲话了，都远远的躲着我。

有些学生也知道了，上课时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于是向学生解释我是好人。我们并不象中共栽赃陷害的那样。不料，一个不明真相的家长把我举报出去说我上课宣传法轮功。学校停了我的课，勒令我反省和写五书。我被要求每天按时到校报到看收发室且不准请假，进校门后就在无数双眼睛的严密监视之下。两天后有人说看收发室她容易出大门，因为收发室就在大门口，所以在不准我回办公室进教学楼的情况下让我每天到后勤的一间背阴的屋子里报到。

4月13日午饭后，党书记王淑范打电话让我去。见到她时，她的脸绷得紧紧的，说我表现不好，在校园里乱走。并严厉的要求我说：“给你两个小时，必须写出五书，两个小时写不出来，我就给610打电话把你抓起来。”

离开书记办公室后，我越想越害怕，因为我知道给610打电话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很多同修在劳教所和监狱所受的上百种酷刑折磨，他们被折磨的遍体鳞伤血肉横飞甚至在痛苦中死去，想到我四岁的儿子，我决定离开这里。我的皮包被锁在了后勤的房间里也不敢回去取，幸好我的口袋里还有些零钱。看到大门已经被紧紧的看起来了，我只好绕到不被人注意的一处栅栏墙边，用从未有过的勇气越过了将近两米高的栅栏，然后连家都没敢回的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知道我走了以后，学校曾联系我丈夫并表示只是吓唬我，这是我在很久之后才知道的，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敢跟他联系。但是我依然不敢回家也不敢回去上班，怕他们抄家也怕他们诱骗我回去而对我加重迫害。有很多人就是被单位或街道以谈话和给工作或返回扣掉的工资为名诱骗回去，投到洗脑班、劳教所加重迫害，甚至折磨致死的。我实在是害怕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到现在我已经失去工作六年了，时时面临着经济困难，孩子上学、老人生病、孝敬双亲、亲戚走动、同学聚会、礼尚往来我都会为钱而发愁，因为没有了公积金，没有办法换房子，我还蜗居在30平米的小房里，由于缺钱致使一些人也疏远我们看不起我们。我想这是因为迫害造成的，我原本的教师职业是收入丰厚而且受人尊敬的，我不是因为教学水平的原因而失去工作的，我教的学生成绩很好而且我也很受他们喜欢。年终的学生评议中受欢迎的老师中总能找到我的名字。也不是因为人品不好而受排挤的，领导同事孤立我疏远我是因为我不肯放弃信仰。可我坚持信仰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想在道德下滑世风日下的今天争取一个堂堂正正做好人的权利。难道这还错了吗？领导也说过，做好人行，为什么信仰“真、善、忍”呢？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人的标准啊？难道“真、善、忍”有错吗？谁说的“真、善、忍”不是对的呢？

我希望所有参与过打击我的人都能够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所言所行，在心灵和道德的天平上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