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自己就象师父说的，不是吸取“正面教训”，总是吸取“反面教训”，把自己变的“狡猾”、“圆容”、“尖滑”、“复杂”，感到以后要“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把脑子用在正的地方，把脑子、把智慧用在讲真相上。

我曾是一个思想简单的大法弟子，记得多年前，那个时候，我思想很纯，没有社会上那些狡猾的思想；那时的我和同修配合默契。那时同修对我说本地同修之间有矛盾，我还觉的不可思议，还对同修说：“同修之间有什么不能摆到桌面上交流的呢？为什么不沟通交流一下呢？”

那时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看同修的闪光点”，只要看同修的闪光点我就不生气，我与同修没有矛盾，每天都很开心。

后来环境突然发生了变化，好象什么都变了。也许是邪恶在以“大法弟子里太纯洁了，怎么证明大法是从最复杂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得制造点乱七八糟的事考验考验”为借口破坏，本来好好的同修，突然爆发出复杂的矛盾。耍心眼、利用人、搞男女关系……等等，各种乌七八糟的事，都出来了。有的人不但不为自己在男女情上给大法抹黑愧疚，反而谁要不顺着她说，不替她遮掩，就打击报复，抓同修的毛病，只要抓住同修的毛病就到处说，说什么不管她的孩子啦、不欢迎她啦、不和她集体学法啦……本来没有矛盾，也制造出矛盾来。

既要反迫害，还要提防个别同修在内部胡搅蛮缠、在背后拆台。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异常复杂、艰险的局面。

我就象师父说的接受“反面教训”，渐渐我也学“精”了，学“聪明”了。当遇到有的同修耍心眼时，我学会了提防；当有的同修用人的手段勉强我时，我学会了敷衍。看到同修被迫害，挨冻，想把自己的冬衣、手套送给同修，担心同修嫌弃，伤害着同修，好心惹麻烦，觉的不如只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我洋洋自得，自以为，要不是因为有的同修和我耍了一些心眼，让我吃了一些亏，我还得不到这些（反面）“教训”呢。我把这些怎样提防人、应付人的经验当成了宝贵的人生经验。

我固执的认为，狡猾的人、会为自己辩解的人、会为自己说话的人，能多得到好处；傻的人、不会说的人，就吃哑巴亏。于是，我努力学“精”，学“聪明”，在为人处事上积累着经验的同时，思想也变的越来越复杂。

师尊说：“其实无论你这个人怎么聪明、怎么狡猾，结局是一样的。说这个人很笨，你觉的他很笨、他很单纯，那个人很狡猾，无论你在人生路上怎么走，结局是一样的，决不会因为人的狡猾发生什么变化，也决不会因为他单纯有什么变化。狡猾只能是把自己变坏，造业中又会使人向下滑，周围环境与自己变的紧张后会使人心更复杂，复杂的思想只能把自己变的更不好。”（《美国首都讲法》）师尊就象完全知道我的想法，指出了我的错误想法。我无话可说了。

我看到真相光盘上采访神韵西人主持林理善先生，华人主播问林理善先生：“为什么加入神韵？”林理善先生说：“除了可以吃到中国菜以外，还能学汉语……。”华人主播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也在心里笑（当然不是笑话的意思，是感慨的笑），中国人都能理解为什么笑——觉的西方人真的是很单纯，只有西方人会回答加入神韵是因为可以吃到中国菜，中国人是决对不会这样回答的，中国人会讲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华丽的理由来。党文化毒害下的中国人，与西方正常社会的人的思维习惯已经很不一样了，已变异的非常厉害，人人都变的思想极其复杂，过份精明，讲话绕圈子，人人都不吃亏，认为心眼多、不吃亏是好事，把这些不好的观念当成了自己。

学了《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认识到应该改变在处事、在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人的观念，多用善来看问题，不用怨恨来看问题；不做一个“只会说、不去做的”人，“脚踏实地的”去救人。

学法所悟，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