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发栋于一九九八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后，折磨他二十多年的病痛奇迹般地消失了，法轮大法的法理让他明悟人生真谛，从此坚定信仰。
然而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丁发栋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想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而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抓捕，被非法劳教三次。在看守所、劳教所，恶警为达到逼他放弃信仰的目的，纵容在押人员肆意折磨他，期间的经历可谓九死一生。
下面是丁发栋自述他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和十多年来遭受的种种迫害。
得法前后两重天
我叫丁发栋，今年四十八岁，由于父母成份高，在中共专制下经历了种种魔难。我从小就经历了身心的重创，还经常吐血，当时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下，虽然年纪很小，经常是忍痛干活，在那样的处境下，一家人竭尽全力的辛苦一年，也只能是落得个养家糊口，谁家要出个病人，要想看好病，那简直要倾家荡产，看病这样的事情，对我们那样的家庭来说，简直想都不敢想，到了中学时，时常在睡梦中惊醒，剧痛伴随大汗淋漓。
我是在病魔的折磨中自学考上了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分配到银南一所中学当老师。工作期间，曾被评为优秀教师，宁夏优秀键盘手，首创银南第一首校歌。音乐作品在全国首届中音杯获奖，多次参加教育系统文艺汇演，赢得多方赞誉。
我虽然在工作中春风得意，但身体的病痛并没有减轻，并局限着我在事业方面更大能力的发挥。面对这一切，我不得不苦思冥想，人活着的最终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人能否超越现实中的自我，实现真正意义上生命的更新。
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在银川公园见有人倒地不起，遂叫车将此人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此次善举也让我与法轮大法相遇。得法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我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从此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病魔缠身的历史。我平生首次对生命及其未来有如此全新的认识与体验。被真理的那种宽厚洪大的智慧及力量所感动的泪如泉涌。我越来越明白人应该如何活着如何做人。常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劲。走路轻快如飞。完全没有了过去那举步为艰，走路快了都要吐血的艰难。
坚持信仰 遭遇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违背宪法，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只因向政府及不明真相的乡亲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宁夏当局多次非法抓捕、关押、抄家，被非法劳教三次。在看守所和劳教所，我被迫从事超强体力劳动。恶警指示在押犯人对我进行种种折磨，在被强制洗脑软硬兼施的转化迫害中，我经历了九死一生；后来恶人又不断对我的住所多次骚扰，我被迫流离失所。下面我简要讲述几次遭迫害的经历。
炼功遭绑架、拘留
九九年“七﹒二零”后的一天。我正在公园炼功，被凤凰街派出所的警察绑架。他们反复播放造假新闻继续欺骗毒害我。他们以欺骗的行为从家人手中诈走大法书籍数本并诽谤炼功人都是精神病。我为那一次没给他们讲清真相、使他们因受蒙蔽而助纣为虐感到良心不安，为此，我决定走出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有一天，我正在炼功点炼功，被一不明真相的老年妇女告诉警察，两个警察将我绑架到兴庆区公安分局，非法拘留我十五天。刚进拘留所我就对他们说：头可断，血可流，法轮大法不能丢。同时告诉他们法轮功是遭迫害的，他们说，你进去炼吧，怎炼都行。
在拘留所里，每天的伙食只有两顿菜汤或稀面条，有时加一个窝窝头，都说吃不饱，我就常常把仅有的面条或窝窝头留给其他在押人员吃，他们都认可大法好，法轮功学员都是些好人。
合法上访被非法关押
二零零零年七月，为了向有关部门说句实话，讲一讲我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我坐火车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找信访办的过程中，遭遇了几次警察的盘查和打骂。因我坦诚地向他们讲真相，他们还是让我走了。有一天我打算回家，坐在广场等车的时候，两个巡警过来见我正在看《转法轮》就将我绑架到当地车站派出所，又送到宁夏驻京办事处，当晚，驻京办事处将我仅剩的七十元钱掠走，几天后，我与另一同修被绑架到宁夏银川市新城公安局。随后又将我送至兴庆区分局，两个警察审问我时，一个恶狠狠地把我打倒在地，一会儿俩人都坐不住了，其中打我的那个警察叫道咋啦，肚子咋这么疼，我说，谁刚才污蔑大法，骂大法师父了？ 在场的几个人都不吭声了。
我刚到看守所，就被人在右眼上猛击一拳，打我的牢头是个杀人犯，这个号子里的人都称他大哥，只要号子里进了新人，牢头只要递个眼色，其他犯人就一拥而上，就将此人暴打一顿；或将裤子扒下，用鞋底猛抽臀部；或者用凉水从头往下浇，他们说这是过关，他们也这样对待我，我告诉他们这样对待法轮功学员是有罪的。
个别犯人受恶警指使，不让我炼功、讲真相。我炼，他们就用打火机或用异物烧我的脚，用异物捅我的鼻孔。每天出工主要是撕胶，队长指使在押犯故意给法轮功学员多分配任务，时间一到，任务未完成，就会受打骂的处罚，在这个环境你干或者不干，都会有矛盾。手指甲缝裂开了口子往外流血，手指勒伤了，只好用牙咬，都知道胶是有毒的，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有时是捣辣椒，同样是分配任务，干不完或者干到最后一个，那就要受到‘打钢印’的处罚。犯人强行我背监规，我始终不配合，告诉他们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我们是无辜的，他们最终不了了之。我给他们讲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及修炼界中的事情，他们都喜欢听，他们都是被蒙蔽的世人，对于他们，我没有任何怨恨，只有善待之。我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三十八天。
讲真相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二零零零年，我写了一篇讲真相的文章，打印了许多份公开张贴。第二天上午，文化街派出所的三个人闯入我家，其中一个姓张的主任对我说：“你这里还有些啥？拿出来让我们也学一学。”我就把剩下的几张拿出来，他们拿到手之后说：“把孩子安顿好，跟我们走一趟。”我再次被绑架到看守所。
五天以后，我被兴庆区分局的三个警察送到吴忠白土岗字劳教所。刚下车，一个警察拿出一张纸喝道：“在上面签字！”于是我在上面写下：“修心向善，何罪之有？”那个警察又喝道：“拒不认错，加教五年！”我没有和他争辩，但在心里说这条命是为真理而来。五年又怎样。这里是你说了算吗？
劳教所的郭文智（此人因迫害法轮功学员已遭恶报死于意外）把我送进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有三十多号人。我看到一个同修走过去和他握手。刚问了句：你怎么也在这里？没等同修回答，就上来了三、四个犯人将我打倒，还不停地踹我。十来分钟后，他们才停下。我初次感到了这里的邪恶与恐怖。打人的就是那些民管会的。
在这个劳教所，从早上五点起床到晚上熄灯前后，打骂的事情经常发生，看谁不顺眼就打。恶警平时用“五化（洗脑迫害的条款），唱歌，检查卫生，训操”等形式整人，其手段之狠毒让人不寒而栗。只要一检查出谁的问题，那谁就要倒霉了。有些就是为了整人而找茬。被罚的人有的被拉出去一拳抽在脸上，当时就能把人打倒在地。有的用羊镐把抽，并且拳脚相加，扇耳光。这种打骂成了家常便饭。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让他们明白真相，认识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我和那位同修共同配合，通过讲真相渐渐改变了环境，后来还有人默默地背《洪吟》。但是每到这个时候，队长发现不能达到整法轮功的目的，就重新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继续迫害。
平时训操时，他们故意找茬迫害我。有时让劳教人员扇我耳光，或是训操时故意让我出错。恶警穿着大头皮鞋踹，带着皮手套扇耳光。有时还捡砖头砸我的背。一次，他们打骂完后觉得不过瘾，就把我和另一名同修强行拉到劳教所操场的大风口处。大冬天，寒风凛凛，我们冻得直打哆嗦，站了一个多小时，快冻僵了才让我们回到宿舍。
劳教所的恶警企图“转化”（即逼迫我们放弃修炼）我们，他们伪善与欺骗的手段被我们识破，他们就将我们送到砖窑干奴工。每天早上六点到晚八点，除了吃饭，十几个小时，拉着两千多斤重的砖胚车装窑。每当我拉不动时，王宝宝〈在押犯班长〉就用皮鞭抽打我，直到把我抽得躺在地上，还强迫我站起来继续抽打。这样也不放过，打完后还要继续拉车。还说；“重车跑起来，空车飞起来！”
有一天下着大雪，狂风夹着大雪打在脸上。我穿着单衣拉着车跑个不停。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衣服贴在身上，我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痛苦。心中有师有法，苦难改变不了我。在这期间，队长常常找我谈话，发现这种强制的劳动改变不了我的意志，他们又放弃了。当时正是冬季砖厂的活刚干完，就转到另一个队了。这个二队的冬季劳务是砖厂积土。
劳教所的二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地方。下属有四个分队，一个同修被分到三分队，我和另一个同修被分到二分队，这个二分队有两个班。我俩被分开，一班一个，每班有二十人。当天晚上一分队和二分队就合在一起开会。两个班长一个叫王晓勇，一个叫周仲平。他们和几个犯人在我头上、脸上用掌猛击，或打耳光，或用脚踢胸部，用拳突袭背部。班长说：可以随便打，随便骂，不犯法，也可以随便侮辱他们没事。后来他们用两手掐着我的脖子两边的大动脉，瞬间我就上不来气晕倒了。他们说这叫“小死一场”。当我醒来的时候看到一张张扭曲变形的脸，有的奸笑，有的阴冷地瞪着眼，有的大笑。他们要我写放弃修炼的转化书。我不写，他们邪恶地说：牛头不烂多费把柴。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两个班长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还有其他的犯人，为了在队长那里捞一点点好处（可以提前回家），也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迫害法轮功学员。
到二队后，我每天必须三点起床，其他人是五点起床。起床后站立背所谓“23号令”，或用旧毛衣毛裤擦地。正值冬天，我双手冻得红肿。七点钟开始出工积土。每人都有任务，完不成任务的，回到劳教所就要挨铁方凳，或羊镐把毒打，差几车，补几下，每天如此。有的人被铁方凳砸坏了腰，有的被羊镐把打坏了腿，第二天还得出工。不管任何原因不能出工的，班长就会喝道：请华佗！立刻便会有几个人提着羊镐棒喊道；趴下！华佗在世，专治疑难杂症！当即用羊镐把毒打一顿。即使有病的人也只能带病出工，即使想跟队长请假，也见不着面。十二点之前不准睡觉。
这些犯人残暴，变态，折磨人所用的手段恐怖、残忍。有一次，我对一个叫“猩猩”的犯人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他对着我的眼睛就是一拳。我的眼睛当时就肿得老高。每天出工回来别人都要休息，班长强制我在监督下不断擦地，还要唱歌“我爱擦地我爱擦地，”直到出工时间，然后再一起出工，班长周仲平拿来一同修的不炼功保证，要我也写只要不在劳教所炼功，我们从今以后谁也不会动你一指头。此事不让队长知道。还说你们修炼真善忍的为什么不为别人考虑呢？你这样给我们的压力太大，我们每天都担心你。可是当我写完后，他们又交给了队长，我才识破这是他们迫害法轮功的阴险伎俩。于是我坚持要回所写的东西，他们不但不给，反而加重迫害。
每个周末检查卫生是最恐怖的。每人负责打扫一片区。如果想整那一个人，即使打扫的再干净，他们也会找茬来对这个人非打即骂。每次检查不合格的人中，都可能有法轮功学员。打人时，如果找不到羊镐把，就用铁锹把。有一次我被检查为不合格，几个人把我按着，后面一个人用带着钉子的铁锹把在我屁股上狠狠抽了四下。当即我倒在地上，血水瞬间渗透了我的裤子，并和裤子粘在了一起。几天后，一个犯人帮我看了一下说：发炎了，还往外流着血水呢！因为流血脓肿，我只能侧着身子睡觉。哪天如果下雨，或者下雪不能出工，就让我用唱歌背“五化”条款迫害，不张嘴就打。唱错几个字就打手掌几次，用木条打手。手被打肿了，就打脚掌。
一天下半夜三点，民管会的两成员，一个叫高克，一个叫王维，把我和一个学员拉起来说：昨晚看了中央台傅怡彬杀人案，你们转化不？我说：那是假的，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他不是炼法轮功的。这两个人立刻把我们拉到了楼道里拳打脚踢。我倒在地上，呼吸困难，可这俩人骂着让我站起来，其中一个还跳起来用胳膊肘使劲捣我的脊背，嘴里骂着：现在就写转化书，写的不合格没完。我俩坚决不写，他们气得暴跳如雷，最后不了了之。后来他俩醒悟了，发自内心地承认法轮功学员都是些好人，从此再也不愿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为他们的醒悟发自内心的高兴。
一天晚上，班长周仲平故意熄灯后，班长王晓勇百般折磨我，无端刁难，他用衣服蒙着我的头，抄起锹把指在我头部恶狠狠地说：今天说不清楚有你的好果子吃呢。然后把我拽到墙角，双手抓住我的两肩，用膝盖猛击我的胸腹部，就这样不断变化着方式，直折磨到子夜一点左右，累得他直喘粗气，临走时又气又恨地说：“只要有老子在，你一天不转化，老子一天不放过你，我就不相信，你能扭得过老子，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一天中午，我正在擦地，一个外号叫阿龙的犯人过来朝我猛踢一脚，我当时感到天旋地转，倒在地上顿时不能呼吸，大约过了五分钟左右，我才喘上一口气。他们都睁大了眼睛恶狠狠地叫道：别装死。我只感到全身每个细胞都要窒息了。后来，我慢慢移动到床边，抓着床栏杆挣扎着站了起来。这个犯人的行为竟然得到其他犯人的夸奖。班长周仲平还威胁说：“谁也不许给队长汇报，否则你就死定了，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死你一个也白死，跟捏死一个小鸡没啥两样。”王小勇冲过来说“爱汇报不汇报，他以为这是他家的劳教所。”我弓着腰忍着剧痛说：“我不能出工了。”周仲平立即喊道：请华佗！于是上来一帮人将我五马分尸般抬起来，无数的拳头落到我的身上，我痛苦得生不能，死不得，想喊也喊不出声来，他们不但没停止，反而开心地不断取笑。周仲平还不停地打我的敏感部位。极度的痛苦让我恨不得当时就死掉。即使如此，第二天还得出工，任务也得如期完成。肋骨的折断及种种的伤痛，使我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痛苦的挣扎中，走路时必须弯着腰，用手使劲托着左肋。
有一次，上完早操回到监舍，周仲平质问我是否与三分队的法轮功说话了，我说我连看都没看到他，怎么可能与他说话呢？周冲过来，朝我的肚子猛踢一脚，我天旋地转，立马窒息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极度的疼痛让我恢复了意识，看到那张狰狞的面孔，想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周吼道：“你×××装什么傻呢！谁也不要扶他！”
连续遭受毒打和每天的奴工劳作，我连上厕所都困难，每次行走必须扶着墙一步一步的向前挪。周见我这样，吩咐“互帮互监”谁也不许扶我。
后来队长知道了这件事，问我有啥要求，我说我要回家休息，队长答应我可以休息两个月，同时将周加教八天。然后问我这样处理你满意吗？我说你们看吧。反正我是无辜的。他们要带我上医院，我拒绝了，他们就强行给我开了药，我不配合，他们就强迫我吃。一两个星期后，他们的态度马上变了，要我继续出工。
他们害怕我遭受的迫害让外人知道，不让家人见我，家人还是想方设法见到了我。当他们在劳教所的大门口见到我被折磨的像一把枯柴，走路弯着腰，瘸着腿，一只手捂着肋下，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大门口挪动时，全都哭了，妹妹当时哭晕过去。他们还隐瞒我遭受的迫害，欺骗我妻子说是因为不小心摔了一跤，已经看医生了，没事。
为了达到“转化”我们的目的，他们费尽心机。队长们发现利用劳教人员的种种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就开始找我谈话。劳教所的徐干事找我，反复询问：“你为什么非要坚信法轮功，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法轮功让你如此抛家舍业得无所顾忌了吗？”我心想，世界之大，信仰真理怎么就这么难？忍不住泪如泉涌。那时我真想自杀，但想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自杀是有罪的。”就又放弃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指导员胡忠林（此人已遭报）与我谈话，从早上八点至晚上九点多，始终没能改变我坚信大法的态度。
后来劳教所组织了一批人企图做“转化”，但因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一周抗议，计划破产，于是将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分散到了全区各劳教场所，我与另两名同修分到宁夏赛马水泥厂（宁夏戒毒二所在赛马的一个劳务点）包装水泥。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他们关进监狱判刑六年，受尽了磨难。水泥厂到处弥漫着水泥灰，只要一上站台，个个都变成了兵马俑，春夏季节，满身的水泥和着汗水贴在身上，让人又痛又痒，天越热，那滋味越不好受，所以只好光着膀子。因为水泥有毒，许多人身上长了水泡，长时间下不去，经常抬水泥的，双手都裂了血口子，一干活就淌血，因为太累了，时常有人晕倒在现场，只要不死，第二天还得继续干活，秋冬季节更不好受，每天出收工换工服时，都在户外进行。都要经历一场冰风雪雨的考验和磨练。在工地上吃饭往往是和着水泥灰。不少人得了严重的矽肺病。大家都认为我们干的不是人干的活，是人干不了的活。在水泥厂经历了半年多非人的生活后，我终于回到了家。
再次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八日，我被宁夏青铜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暗中跟踪并绑架到青铜峡市看守所。恶徒再次构陷将我劳教三年。青铜峡市公安局雷局长、王浩、李正江与吴忠劳教局将我送至吴忠白土岗劳教所。再次到这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我绝食抗议。他们就将我骗到砖厂，让我拉砖。我不干，队长谢军就把我背铐在水泥杆上，让三伏天的太阳暴晒，还故意将铐子铐得很紧。铐了三、四个小时后，我疼痛难忍，几乎全身麻木，失去知觉，被其他人拖着走路。大约一周后，我与另一同修被送往青铜峡市水泥厂（劳务点）强制做奴工。走进了这个地狱般的魔窟，有个同修在这里被折磨得非常严重，他被吊在工地现场，两腿扎在水泥中，人被水泥灰呛了三个月，不能正常行走。到期了，不让回家，理由是还没“转化”。我俩为抗议迫害，另一个同修把头撞在劳动现场的水泥柱上，鲜血直流，还是被恶人铐在铁柱上两个星期。我不愿做奴工，也被铐在铁柱上，有一次，那时我已绝食很多天了，身体非常虚弱，又被暴晒，铐在铁柱上的我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醒来后发现他们正在强行给我灌凉水。听到旁边有人说“醒了，醒了”，另一个说“继续灌”。
他们为了最终达到“转化”我的目的，又把我转到白土岗劳教所。劳教所成立了十多人的“转化”班，以减教期为诱饵，兼施各种阴毒的手段洗脑。所有转化了的，可以提前回家，我不转化，他们就利用包夹加重对我人身自由的限制，三年劳教期满，回家那天，文化街派出所还不放过，从劳教所一直尾随我与家人到派出所，要求签字，被我严词拒绝。被非法劳教期间，妻子一人带着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精神几乎崩溃，不堪忍受生活的重压几次都想自杀。最终她选择了离婚，我不愿再使她痛苦，无奈地同意了。回家后，家人看到我一百二十斤的体重瘦成了七十多斤，瘦成了一把芦柴，我们又复婚了。
在银川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我在银川老百货大楼四楼被保安构陷，保安和前进街派出所警察将我绑架到银川看守所。刚进看守所，恶警指使犯人以搜身为由将我身上的一百四十元钱掳走。接着我就被关禁闭，坐老虎凳三天三夜，室内狭小冷如冰窟。我被四人包夹，我全身被绳索捆绑，没有自由，双手被铐在铁板上，起满了水泡，两脚铐在老虎凳下，早已失去了知觉，他们怕我死，于是强制灌食。把我拖到监号里，等我恢复了知觉，号子里的在押犯又逼迫我干活，装打火机，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企图还要劳教我一年半，在劳教所二十天以后，我又被强制送往区第一劳教所。当时我的腿已无法正常行走，两手起满水泡，冰冷麻木，无法自理生活。他们便通知家人，将我领回。这次被非法关押二十多天。期间，前进街派出所的所长李喜、徐建设等又到我家中非法抄家，搅得家人和左邻右舍不得安宁。
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七年夏天，文化街派出所陈万里等三人突然闯进我家中，无故查问我的电话号码与手机号。二零零八年年初，银川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王满、王世元，刑警队姓陈的三人到我妻子上班的地方诱骗说我出事了，让她去一趟，我妻子问在哪儿？他们骗说在大街上发传单时被绑架。我妻子给我打了个电话，得知我平安在外，他们一把抢走了妻子的手机，翻她的包，打开了钱包搜查。抢走了电子书和家门钥匙，强行将她带到家中抄家，劫走我家电脑一台、机顶盒一台、打印机两台、文曲星复读机一部、大法书籍、资料无数，绑架我妻子到公安局，第二天才放回来。还在我家附近蹲坑监视，并且跟踪我年幼的儿子，万般无奈中我被迫流离失所。
十年多来，我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多次遭迫害，九死一生，丢了工作，家人也饱受折磨，亲朋好友也遭受了连累。
我奉劝所有追随江氏迫害大法及法轮功学员的罪人们，你们可知道，你们的一切迫害行为都是违法的，天理不容的，终将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并记录在案。当真相大显时，你们将如何面对历史的审判？法轮功学员放下个人安危，苦口婆心的劝善，就是不愿看到你们一意孤行，将来后悔莫及啊！不要给自己的未来留下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