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迫害综述
“法轮功专管大队”的恶行
其他大队的迫害
活摘器官调查线索：上海市女子监狱多次对法轮功学员抽血体检
二、严重迫害案例
奚蛟、李华砚被迫害致疯
葛文心、徐美景被迫害致死
杨曼晔脸被电变形、腿粉碎性骨折
戴之颖狱内被关禁闭
冯蓉霞极度衰弱 女子监狱漠视人命
一法轮功学员自诉在上海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的经历
一法轮功学员见证上海市女子监狱的迫害
其他迫害案例
三、控告无门
致上海市女子监狱监狱长的投诉信
致上海市青东农场区人民检察院的控告信
投诉驻上海市女子监狱检察室
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局长的申诉状
致司法部的控告信
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控告信
四、善恶有报
恶人榜
恶报
联系方式
附录：上海女子监狱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名单（部份）
始建于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上海市女子监狱，地处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南端，占地面积四十七亩，建筑面积为二万一千七百五十一平方米。上海市女子监狱于一九九七年实行对外开放，迄今共接待中外来宾一万八千余人次。二零零七年七月，被司法部批准为“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然而，就在“文明”的外衣下，上海市女子监狱迄今劫持和疯狂迫害了数以百计的法轮功学员，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疯、致病，一桩桩罪恶都都发生和正发生在那连绵高耸的围墙后。
始建于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上海市女子监狱，地处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南端，占地面积四十七亩，建筑面积为二万一千七百五十一平方米。上海市女子监狱于一九九七年实行对外开放，迄今共接待中外来宾一万八千余人次。二零零七年七月，被司法部批准为“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然而，就在“文明”的外衣下，上海市女子监狱迄今劫持和疯狂迫害了数以百计的法轮功学员，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疯、致病，一桩桩罪恶都都发生和正发生在那连绵高耸的围墙后。
一、迫害综述
在外表上，上海市女子监狱有精良的建筑、华丽的外观。监狱大门一侧办公区（东边）外墙非常气派，墙上贴的都是玫瑰红墙砖，狱警的办公楼窗口还点缀着盆花，西边围墙上是铁丝拉成的电网。警察办公区域大楼是红色的，和监管犯人苍白色的大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虽名义上有《监狱法》，但从来就不遵守。上海市女子监狱的狱警想怎样整人就怎样整人，一切就来自于心情。监狱超强的劳役使得人无法在里面正常生活，狱警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管他人的死活，有一次在与家人接见时，一犯人讲：“妈妈，也许我不能等到出去的那一天了，你就在这附近帮我买座坟墓吧！”可想而知，女子监狱对待犯人的情况到了何种地步！而法轮功学员，作为中共监狱“犯人中的犯人”，在中共的造谣宣传和粉饰中，善良的世人就难以想象在这个所谓的“楷模”的深锁的铁门背后，遭受着什么样的残酷迫害了。
 女子监狱正门，里面还有一扇黑色大门，犯人从那里进入监狱 |
 女子监狱后视图。高墙耸立和铁窗紧闭。有空调的是警察的办公室 |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开始后，迅速升级，二零零零年起上海市法院开始滥用法律诬判法轮功学员。约于二零零一年三月起，绝大部份被非法判刑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上海市女子监狱。女子监狱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式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法轮功中队”，当时关押的法轮功女学员有三十到四十名。女子监狱原有四个大队，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日，增设了一个大队五大队，即“法轮功专管大队”，当时被劫持的法轮功女学员已有一百多名。（据明慧网2005年7月24日报道）
迄今，女子监狱（曾）劫持过的法轮功学员数以百计，从在校大学生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从公司白领、官员到个体业主、警察，几乎遍布各个社会阶层。她们很多人因身体不好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修炼身心健康，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病症不翼而飞。迫害爆发后，她们本着善意向政府、向市民讲真相，这是对社会、对国家、对众生负责的表现，却因此身陷囹圄。
由于上海处于中国开放的前沿，邪恶势力就采取了更加隐蔽和狡猾的迫害手段。一方面所谓温情感化，一方面逐步施压。到最后就完全不顾什么人权，法律，撕下伪装的面具，凶残毕露。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所谓现有的法律进行打压迫害。为了符合其所谓的法律，甚至不惜造谣、侮蔑、栽赃陷害。女子监狱现有警察二百余人，几乎都有中高等学历，这些长期在党文化教育下的思想变异了的女人往往顽劣而工于心计，有时狱警也会被法轮功学员体现出来的坚韧的意志所感动，但这种残存的情感转瞬就被中共所赋予的邪恶本性所吞噬。
在迫害中，所有的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劳教所等都是相通的，时常相互“取经”和搞交叉迫害。上海女子监狱恶警曾去臭名昭著的北京女子监狱、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和上海市女劳教所“学习”迫害手段。上海市少管所就在女子监狱隔壁，恶警曾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押到少管所以避人耳目，有的就直接劫持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男子监狱）九监区，实施更残酷的迫害。例如，一王姓法轮功女学员，在虹口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就被劫持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有关押女子监狱法轮功学员的记录。
在逾十年的迫害中，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一贯不遗余力，使用的手段极为下流、卑劣，搞出了一整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套路”。其基本方式是：在原本阴森恐怖的环境下，换用“温情”诱惑来欺骗法轮功学员达到“转化”目的；不行就加上暴力；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更是残酷，如加长刑期、关禁闭、用电警棍电，强迫做繁重的劳役，以加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
在一般情况下，狱警不直接动手殴打法轮功学员（当然，恶警丧心病狂、魔性大发时也会亲自动手），而是豢养了一批恶毒的犯人打手当作迫害工具来使用。女监在押的犯人中有一些是集社会上邪恶之大全的人渣败类，女监非但不去抑制这些人的恶行，还专挑那些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利用其想减刑的心理，要这些人充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打手。有的囚犯曾私下向法轮功学员透露：我想早点回去，我不敢不打，因为监房内有监控探头。显然“是否打法轮功学员”与犯人“能否得到减刑”这一利益挂钩的，“减刑”这一最高司法奖励成为了中共邪党胁迫世人违反法律、迫害信仰的诱饵。监狱作为一个严密监管的场所，如果不是警察的指使，那些囚犯根本不敢肆无忌惮的对人行恶，更何况迫害的对象是些坚定信仰“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法修炼者。
犯人滕艳（音）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其迫害手段极其恶劣下流，每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都深受其害，比如学员刚闭眼睛，她就用东西掏鼻孔、挖耳朵，并往法轮功学员身上写污辱下流的语句，不让梳洗，又故意嫌脏，用脏水往法轮功学员身上泼，用硬扫帚往身上扫，说是帮洗澡；还往法轮功学员大腿上扎尖锐的物品，让法轮功学员整夜都睡不了觉，等等。
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犯人打手来“包夹”，只要该法轮功学员“转化”（放弃修炼）就可以得到加分奖励和减刑，所以那些打手失去人心的在积极干着犯罪的事情。打手们每天没事找事，什么都挑最难听的讲，最脏的话来骂，最恶的事来做，不让法轮功学员相互间说话，不给出监室，利用手中的“权力”让法轮功学员抄写所谓的监规监纪到半夜三更，或不给睡觉，或罚静坐静立，或限制小便和用水等在生活方面来进行迫害，甚至把法轮功学员打的鼻青脸肿、致伤、致病。法轮功学员整天生活在地狱之中，比死刑犯还不如，更不要谈不上待遇和权利了。恶警不能当面做的就让犯人打手们去做，暗箱操作如果成功打手们就得奖分；如果失败，承担后果的就是打手了。恶人目的就是让法轮功学员活着生不如死，从而逼迫其放弃修炼而“转化”。
对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恶警一般让五、六个打手犯人监管一个，关在小监里面不能动弹，而且每个监房只有一个很小的痰盂来供这些人大小便，而痰盂还必须是由其他犯人去倒。在这种情况下学员如要喝口水都会遭到犯人的辱骂。恶人很损的一招就是痰盂满了不给倒，你就必须忍着。请求给倒掉，就会招来恶毒下流的辱骂，重则大打出手。有的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进禁闭室时被这些恶人合伙踩在脚底下殴打。法轮功学员葛文心，在女子监狱遭受非人的折磨以至奄奄一息，当局为了推卸迫害责任将其“保外就医”（约在二零零五年六月），由于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葛文心出狱约一周后死亡。
女子监狱的禁闭间成为了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场所。本来每个大队都有一个禁闭间，但其他大队都不用，所以三个禁闭间都被“法轮功专管大队”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要是禁闭监不够用，就把普通监房改成禁闭间。禁闭间由三间并排的三平方米的小间组成，铁门铁窗紧闭，门外是看禁闭的刑事犯坐的过道，过道外又是铁门，铁门外的楼梯口又有大铁门封住。在禁闭室内实施的酷刑折磨很难被外面听到、看到。恶警经常用极其阴毒的方式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如在法轮功学员来例假时，泼脏水在地上，强迫法轮功学员坐在脏水里；拿厕所里的脏抹布塞进法轮功学员的嘴里；用电警棍电法轮功学员的脸、嘴；吊铐、反铐、戴着铐睡觉；只给很少的睡眠；长时间罚站，每天达十六小时；每餐只有少量素菜；不让洗澡、洗头，限制洗衣服，洗衣服不让自己出门去漂清等等。如果有境外组织、国际媒体来参观，恶警就会预先将被关在禁闭间的法轮功学员转移到外来人员不能看到、听到的地方去。因为禁闭间有监控摄像头，可能会使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败露。
“法轮功专管大队”的恶行
女子监狱现有五个大队，其中一大队是后勤大队，主要关押近期犯（刑期还有三个月左右的犯人）和经济犯；（老残犯组转到南汇区总医院所在地）二大队是入监队，即新收犯中队，所有新到犯人在此整训三个月后分流，和文艺小分队；三大队和四大队为劳役大队，年纪轻的全部被分到此大队，被关押的犯人几乎没有睡觉，称自己和床没有关系，因为狱警的收入直接与犯人挂钩； 五大队则为“法轮功专管大队”，对外宣称政治学习大队，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大多劫持于此，但也有若干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其他大队进行单独迫害。
五大队楼面布局
五大队位于女监老楼四楼（女子监狱共有两栋楼，老楼四层，新楼五层），分为东部和南部两个中队，东部为严管区，南部为宽松区（劳动区，原来十个监房，现在是十二个监房，一些他们认为转化不了的法轮功学员和转化邪悟的，在这里被强制劳动，且不得与其他同修接触，因此，被称为宽松区），中间是大厅和狱警办公室；每个中队有十到十一个监房，每个监房为十八平方、十二个床位，每个房间窗上装有一个摄像头，后又在后面门上装了一个监听的，在房间里任何地方说话，狱警都能听到。法轮功学员所有的一切全部在这一层楼面。五大队还有一个有别于其他大队的设置：门岗。每个中队抽两个狱警信得过的犯人作门岗，全天二十四小时值班，每十分钟巡楼面一次。此举主要是针法轮功学员，甚至连晚上的睡觉的姿势都要记录，因为她们要防止谁睡着炼法轮功。如果睡觉时，脚抬的高一点，门岗或包夹犯们就会报告狱警，甚至来揭你的被子。因为她们认为你在睡着炼功。不知她们发明的“睡功”怎么炼？这完全是找茬迫害法轮功学员。
狱警的“学恶”
上海女子监狱原只有四个大队，第五大队是二零零二年为迫害法轮功而新设的。五大队现有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若干个小队，小队长有十几个，一个小队长管两（或三）个监房。
五大队的狱警都是各个大队抽上来的所谓“尖子”，在成立之前就先派了一批恶警（由出任五大队大队长的侯瑞勤带领）到北京的女子监狱“学习”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并把她们与犹大李小兵、李小妹等人的座谈摄录下来，还带回了许多北京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录像，都是造假作恶的表现，还有一些是伪善的所谓关心的假相，企图用来转化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修炼，强迫每一个到五大队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犯人观看。五大队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从北京女子监狱学来的。
女子监狱还派人到马三家劳教所“取经”，这个过程没有录像，但五大队一个年轻狱警王新兰的多次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说马三家不好，可我们的干警到那里后，觉得那里比我们这边好，氛围也比我们这边好，走廊里都摆着花。是啊，当初纳粹奥斯维辛集中也是鲜花簇地。
“包夹”帮凶
分入五大队的普通犯人多为吸毒犯和诈骗犯，她们的特点是“又懒又馋怕劳动，且能说会道”，能成恶警“好帮手”，在上海监狱系统流行一句话：“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早已被五大队恶警“心领神会，活学活用”。分入五大队的普通犯人都要接受“专门培训”，根据需要承担“看管、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任务。如专门监视法轮功学员一举一动的犯人称为“夹犯”，这类犯人的劳动指标可降至30%，按照五大队另立的一套评分标准给她们加分减刑。
狱警在私底下对那些包夹犯们说：你们只能说她们（法轮功学员）坏，不能说好，至于怎么坏随便说。于是那些犯人为了得到加分、减刑，便把脏水泼向法轮功学员，当她们泼完脏水，狱警就跳出来说：你还说你是好人，你看你有多坏，没有一个人说你好，你看看大家是怎么看你的。等等。曾经有一个犯人说了一句：她们都挺好的。狱警立即把她叫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大骂一顿，并直接问她，你还想不想要分？还想不想减刑？这人后来再不敢说一个好字，私底下她把这事悄悄告诉了法轮功学员，一些良知未泯的犯人也会悄悄的对法轮功学员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们好，可我们不敢说。恶警利用犯人想早一点离开这人间地狱的思想，逼着她们对大法犯罪，犯下了这无边的大罪。
除减刑利诱外，恶警察还用连坐制来威逼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一个法轮功学员不“转化”，牢房内其他人均受罚，静坐被监视，抄几十遍行为规范，一遍抄下来就一小时，几十遍就得几天几夜不能睡觉；高温天拉到外面练习正步走。把普通犯的利益强行绑在“转化”法轮功学员上，使普犯把个人的损失的怨恨都发泄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因为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出牢房，法轮功学员每天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解手、洗澡，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而且恶警要其他犯人倒痰盂，借此引起普通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仇视。
迫害流程
五大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严管，分为三组：攻坚组，巩固组，回归组；另外还专设一个监控指挥部，负责每天二十四小时监视每个监房的监控录像。
法轮功学员一被劫持到五大队，前期是搞“军训”，整天在太阳下做队列操，直至精疲力竭，还有就是抄写行为规范到深夜不让睡觉，全监室人员整天陪同新来的法轮功学员一起看诽谤资料和录像逼“转化”。“文明”的折磨使人感到时间的煎熬和漫长。用这种“连坐”挑起犯人的仇恨来逼迫坚定的学员“转化”。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那就单个关押，一个监室就关一个法轮功学员，围攻的打手有四、五个，每天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逼迫抄写到清晨才放睡觉，哪怕就是在睡觉时的一个翻身也要记录，一个眼神也不会放过再加骂；在这样的精神压制下还坚定，那就关禁闭。如明慧网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三日曾报道：上海已连续高温二十多天，可女子监狱内却不让法轮功学员洗澡，中午十二点五十烈日当空还被逼迫集合到外面操场上进行五十分钟的操练，满身大汗只能捂干。法轮功学员每天早起晚睡，早上五点起床后就被连续播放洗脑录像、灌输洗脑材料直至晚上十一点。
后来，法轮功学员一旦被劫持到五大队即由攻坚组恶警“分管”，无须任何理由就可关入禁闭间（对外美其名曰“小监室”）。该禁闭间大概有一个双人床大小，其中还被一个大铁门占去四分之一。禁闭间里只有一个小痰盂，一床铺在地上的被子，一个小椅子，再无它物。门口有一小方桌，用来放恶党的邪书和阻止法轮功学员出去。禁闭间的一个小窗子也封死，并用东西覆盖住，这禁闭间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小盒子。法轮功学员喝水都要她们允许。每个禁闭间狱警派四个吸毒、诈骗、贩毒等等的犯人二十四小时盯着。不允许出禁闭间，吃、住、拉、撒都在房间内进行，实行限量供水，每天只有面盆底浅浅的一层水，马桶由包夹犯人倒后不经冲洗就送回来，只有“非典”时期才允许出去上厕所，过后又恢复原样；不准洗澡；不准见家人；整天念那些恶党编写的污蔑、攻击法轮大法的书，逼你写决裂书。
每天早晨七点钟，恶警逼法轮功学员“军训”，练至少二个小时的正步走，哪怕是七十岁的老人也得走。恶警让普通犯把脏水（洗脸水、刷碗水）倒在地上，把拒绝军训的法轮功学员摔在地上，衣裤满是脏水。法轮功学员拒绝穿囚服，恶警就教唆犯人就拿走法轮功学员的外衣。有一个学员就这样穿短裤背心近三个月。恶警还剥夺法轮功学员正常睡眠时间，普通犯每天晚上九点半就可以休息了，而法轮功学员半夜十二点才允许睡。
如若仍不写所谓认罪书，包夹犯人会用各种方法折磨你：不准睡觉或者只让你睡一、两个小时；全天罚站，不准动，多少法轮功学员的脚肿得将鞋撑破了；或者坐在一个小椅子上，不准靠背，大腿和小腿弯曲成九十度，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若稍有改变，那些包夹犯们便会上来动手动脚；饭量要按不参加劳动犯人标准供给，且要吃素食，菜来了得先由看管犯挑的不见一根肉丝才给吃；虽说不奴役劳动，可军训式操练一练就是半天，比奴役劳动强度还大；就是未被关入禁闭的法轮功学员也会因坚持自己的信仰遭电警棍烧焦皮肉，日夜反绑等肉体折磨。包夹犯们是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用她们能想到的词汇嘲笑、讽刺、挖苦、辱骂。她们骂的越狠，折磨的越凶，越能得到狱警的表扬和奖励，给予加分或减刑。
中共《监狱法》规定禁闭期限最多不得超过十五天。但法轮功学员例外。例如，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李华砚关入禁闭间长达九个月之久，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来检查验收，“小监室”不得不暂时取消才被放出。据派往折磨法轮功学员的犯人称，她们知道禁闭间有一个角落监控录像摄不到，她们要打法轮功学员也会专对着胸部打，不容易验出伤来。
如果法轮功学员太多，禁闭间不够用，就会被送往楼面房间，但对待方式和禁闭间没有丝毫区别，而且房间里有电视，她们更可以整天放那些邪恶的片子，使法轮功学员全天都在邪恶的谎言、侮辱中，在她们的叫骂声中度过，即便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不放过。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他们折磨得神思恍惚、言语混乱，以泪洗面，出现了想自杀的言语。狱警没有丝毫的良心发现，反而盯的更紧，并把这栽到法轮功头上，说她（法轮功学员）是因为炼功而导致的。可为什么刚进监狱时好好的一个人，一、两个月后就变成这样。可恬不知耻的狱警又想出一个新的说法：她（法轮功学员）以前还要不正常，正因为进了监狱，得到了她们（狱警）“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开导”，才有所好转，成了现在这样。世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这件事情的直接责任人是五大队原东部一个叫史蕾的中队长和一个叫邹海霞的狱警，此二人很邪恶。
同时，攻坚组在精神摧残上采用文革式的天天思想汇报，先强制决裂，后揭批等精神强奸。包夹犯人天天围着法轮功学员时而谩骂侮辱时而诱劝，自称零距离接触。
一旦打开缺口被逼写下所谓认罪书，立即将法轮功学员调到巩固组，这里每个狱警带两、三个房间，称为一个小组。每个房间多时有三、四个法轮功学员，房间人数也从起初的六、七个人发展到十、十一个人，包夹犯们负责监视、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允许两个法轮功学员单独说话。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她们都要仔细记下，并向狱警汇报。甚至是否换了内衣裤都要记录。如果哪个法轮功学员在某件事情上发一句牢骚或表达出意见，经过包夹犯的添油加醋的报告后，就会变成一个严重的事情，会遭到责骂、围攻。说你对抗政府、对抗改造、煽动闹事，等等。当然狱警对包夹犯的行为、添油加醋是一清二楚，但这正是她们需要的，所以包夹犯们屡屡因为“表现好”而能得到加分、减刑，也就更肆无忌惮。
这样，法轮功学员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并遭受人格侮辱。例如，上厕所时，每个法轮功学员身边总有两个“包夹”，前后盯着，在去厕所的路上，学员目光只能直视，如果对面看到某人来，眼睛一看，“包夹”犯马上汇报，从而导致学员扣分，“包夹”加分。又如：每星期一次洗澡的时候，每个法轮功学员也是身边二个“包夹”犯。大热天，只能在洗碗的地方端个面盆洗，只有一刻钟的时间，身上的肥皂沫还没有洗下，就听到囚犯叫时间到了，只能把衣服穿在没有擦干的身上，而恶警已经叫排队回监室。即使是冬天，西北风强劲的日子，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在朝北的厕所里拿两个水瓶洗，还有一部份学员只准在监室里洗，吃喝拉撒都在监室里。
监狱采取“恩威”两手，在“严控”的同时，巩固组也采取所谓“润物细无声”式的“劝导”和伪善式“关怀”，如组织唱歌、跳舞、读书写作等等活动，营造出“歌舞升平”的外松内紧“改造氛围”，一来掩盖其酷刑罪恶，二来又可进一步逼法轮功学员“感恩戴德”，如破例送个生日蛋糕，补助点钱，目的是要你写感恩信，对外宣传“改造成果”。
“学习”实质——洗脑
五大队称所谓“学习大队”，所谓“学习”就是洗脑。强化洗脑有多种方式，五大队的每一天都在紧锣密鼓的运行着他们的所谓“转化”机制。法轮功学员在罚站、不让睡觉、刑具、批斗、欺辱的非人生活中还要承受信息闭塞、谎言、邪悟理论的冲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恶警逼迫法轮功学员半天“学习”洗脑，半天劳役。新被劫持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则全天不间断的洗脑，洗完脑后要发言。如果法轮功学员澄清事实真相，恶警就威胁是“在狱内重新犯罪”。如果不发言，就说是抗拒改造。每个坚定的学员一年中至少被警告或记过一次，甚至被关禁闭。不认罪每个月都扣分，累计十二分就警告。五大队每月都给法轮功学员扣二分。整个洗脑过程也是文革搞批斗那一套，几个普通犯人不断谩骂。
女子监狱还制造了一套无孔不入的认罪方式：每个入监的人当天要写《认罪书》、《自白书》、《我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逼法轮功学员写邪恶“三书”，每个月要写一份“思想汇报”，每季度搞一个“季度审评”，每年搞一个“年终评审”，里面均涉及认罪的行为：如罪名、犯罪情况……各种“政治学习”，邪党开个会也要组织学习、考试，每天高喊“积极改造”。连普通犯人都反感至极，私下说“什么叫改造？我以前没进来时看到路上有人摔倒我会去扶，经过改造以后，我出去再看到也不会看一眼。”恶党把人改造的人性全无！
五大队的恶警不许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洗澡、洗头发（洗头每周一次，07年以后每周二次）。如要洗澡、洗头发，则必须写形同“认罪”的申请。如果学员不肯称呼她们为“尊敬的政府警官”，不肯称呼自己为“罪犯”，她们就以“申请格式不正确”为由不给批准。
《监狱法》规定：每位服刑人员每月均有接见的权利，每次不得超过一小时。可五大队规定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只能三个月接见一次，每次只给十五分钟。其他普通犯每次半小时。法轮功学员接见还需要打申请，也要称恶警为“尊敬的政府警官”，要称自己为“罪犯某某”。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当然不肯写这种“形同认罪”的申请，恶警就骂学员没人性，不要亲人等等，更邪恶的是，恶警还让法轮功学员在家信中说成是自己放弃接见。有学员在家信中写“这里不让接见”，信就被退回。
恶警还会召集一些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开大会，在会上泣不成声的讲演，用亲情来折磨这群身陷囹圄的法轮功学员们。可笑的是他们还让一些邪党的贪污犯和他们的家属，大肆污蔑批判法轮功，如，原邪党分子贪污犯胡美珍，（四犯之一，医务犯，）贪污了国家大量钱财和姘夫一起挥霍，被判十年，而她和她邪党成员的公公，就多次在大会上污蔑法轮功，因此被释放提前。她们培养了一批爪牙、骨干，任其驱遣，这些爪牙们专门盯着法轮功的一举一动，微言微行都可能成为把柄被无限的放大，在广播里大肆宣扬和批判。象曹瑾、董佳、张阳等爪牙，她们有时相互诋毁，有时狼狈为奸，专门在监房里及各种场合欺压法轮功，献计献策，积极配合迫害。
这种迫害是极其残酷的。例如，几年下来，法轮功学员奚皎由于承受不住压力，出现精神病状，神情恍惚，惧怕生人，经常做恶梦，恶警将她从五大队带出，到二大队隔离，刑期满了后也没有放出，直到现在她还住在宝山区精神病医院里遭受着迫害。
待遇分级
女监用五级待遇——A、B、C、D、E——来规定每一个人在女监的地位，E是最低的，当然待遇越高，就越好过一点。但要升待遇，就得有分数。所以在五大队，那些“四犯”（四犯是狱警挑选出的犯人头，供她们驱使的打手，由劳动、学习、生活、医务犯组成）和包夹犯们因为“表现好”，都是A、B级，而法轮功学员都在C以下，尤其是没有转化和她们认为没彻底转化的，基本上是D、E级，属于严管级，在南部不转化的一律E级。
原五大队东部一个叫史蕾的中队长想出一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毒招，她规定进监区时间不长，待遇是E级的（不包括禁闭间的法轮功学员），不能洗澡。如果想洗澡，就要每个星期洗澡前打一个申请报告，请求队长批准洗澡。因为他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不会向她打报告请求她批准什么事情的，于是许多法轮功学员便长期不能洗澡。尤其在夏天，身上会散发出一股臭味，于是这个叫史蕾的中队长便鼓动房间里的那些犯人借此辱骂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学员是成心和队长过不去，不讲卫生，污染房间里的空气，等等。洗澡，本来是人生活的一个基本权利，却变成她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这就是她们的人性化、文明化的管理。
奴工迫害
五大队成立之初，是不干活的，全天都是所谓的“学习”，看那些邪恶的片子，开“揭批会”，写思想汇报，写揭批稿等等。当然，这里只有一言堂的谎言，只有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批判式的大会、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觉得一些转化不了的和邪悟的这么多人不干活，实在太可惜，于是五大队开始强制活干，逐渐活越来越多。完成不了的、扣分多的，就停止接见，和买东西。
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东、南部进行一次大调整，将东部定为劳役中队，南部为重点迫害法轮功中队。将那些违心写了决裂书的人和一部分转化不了的法轮功学员，调到东部进行繁重的劳动，同时每天在喇叭里（每个房间一个喇叭）反复播放恶党打手们拼凑出来的攻击、污蔑、丑化法轮大法的邪书。使每个法轮功学员每天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折磨。
五大队对外称劳役只有半天，每天中午十二开始干活，却逼人在半天里干出全天的量，（经常干活干到半夜）强度非常大，六、七个小时下来一口水都来不及喝。由于长期坐硬板凳，致臀部长疮，流脓液。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劳动指标最高，很难完成任务，就被罚抄行为规范，无法睡觉，房间里的人也被株连一同罚抄。
那些犯人在五大队减刑有两个方法：一种是疯狂、狠毒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从而得到狱警的提拔，专门看守、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样的人是不用干活的，而且越狠毒，越能得到减刑机会。另一种方法就是拼命干活，每个月都要超产（她们给每个人定了指标），最好能超上30%、40% 、50%或更多，给她们挣的钱多了，就能多得点分，也许能得到减刑。所以为了多干活，从早上五点过起床，马上开始干活，每顿饭最多十分钟，一般就四、五分钟。而那些“四犯”们还不停的催：赶快吃，吃完赶快干活。为了节省时间，许多人连三、四分钟的上厕所都尽量不去，五、六个小时去一次。
五大队没有生产车间，人们吃饭、睡觉、干活都在房间里，没有工作台，睡的床就是工作台。再脏的东西也搬到房间里做，比如给毛绒玩具肚里塞棉花，房间仅有的一点空间堆满了棉花，人们坐在棉花堆里拼命塞，生怕动作慢了，塞少了，完不成指标。通常房间天花板上的电风扇用不了半个月，就会蒙上一层黑黑的脏东西。当然无论是有刺激性的、还是粉尘很大的东西搬到房间里做，甚至有做不完，堆在房间里，是不会有人考虑这些东西对人的身体会造成伤害的。她们关心的仅仅是今天完成多少指标。
在五大队，人就象一部机器一样被奴役，每到就寝时间，还有劳役要做，为了做完劳役，就要割舍吃饭睡觉的时间，不然难以完成。由于多人偷着做，整天钉珠子，钉珠片，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成高血压，颈椎炎，脑梗塞，视力越来越差，如果不完成就麦克风点名，恶警还上榜公布。
当然，他们有时又会装出伪善的样子来，带你去看病，检查，并在大会上宣传他们的“人道”。其实这些病就是他们迫害出来的，整了人还要装好人！要是你想家，你要“转化”，就给你探假，用这种东西来诱惑。恶警对法轮功学员还要挑拨离间，他们就用打一个，拉一个的恶劣手法来瓦解法轮功学员的关系。在这里看不到人性、公正和良知。
无耻的精神虐杀
对于法轮功学员，完成指标仅仅是很小的一方面，狱警会经常要求法轮功学员写文章，攻击师父、攻击大法，辱骂自己。这些文章对于法轮功学员是很大的折磨。如若不写，便会招来她们的攻击、辱骂，批判等等。她们还会假惺惺的关心你，要你争取减刑。而真正的目的是，一旦人心起来了，想早一点离开这人间地狱的心膨胀了，于是表示要争取减刑，她就把一根绳子牢牢的套在你的脖子上，你就必须按照她们说的去做，你必须年年、月月、日日的攻击师父、攻击大法、辱骂自己；要去作未“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如家里也有修炼者，就必须写信去作家里人的“转化”工作，要他们悔过，要他们交出所有的书及资料。还必须经常去歌颂那些狱警。
狱警还经常规定所有人写所谓的歌颂稿，内容基本上是歌颂恶党、歌颂恶党的贪官污吏们的廉洁。更不可思议的是，狱警会规定每个人写文章歌颂她们，而且规定要歌颂她们的“伟大”、“无私奉献”，歌颂她们对服刑人员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歌颂她们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连自己的家都顾不上。可我们没看见她们哪一个人下班会晚走一分钟，当37、8度高温时，监房里的人在棉花堆里、在衣服堆里挥汗如雨时，她们在空调间里吹着空调，喝着饮料、看着报纸。而且她们的产假恐怕也是其它单位所不可想象的，在五大队，生女孩的，一般休息一年，生男孩的，一般就休息两年。不知是因为她们工作太“辛苦”了，而给予的奖励还是什么。
歌颂稿写完后，她们挑选一些所谓写得好的稿子，开大会，让这些人上去念她们的稿子。完了后，狱警会说：哎呀，我都没想到自己这么好，大家是这样评价我们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对于这样的人，还能说什么？
狼总想披上羊皮
为了表示她们统治下的这人间地狱有多么好，为了表示所有的服刑人员在这里是多么的快乐、开心，逢年过节或是恶党的节日里，她们会规定所有人排练节目，举办晚会、唱歌比赛等等。当然歌大部份是邪党的那些邪歌，节目里少不了对狱警的奉承。而那些“四犯”打手们很能领会主子的心思，为了讨主子欢心，在活动中经常表达对这人间地狱有多么的好、在这人间地狱多么的开心、这人间地狱的狱警是多么的好。好象把她抓到这里来，是极大的享受。当然你叫这些“四犯”们晚一分钟走出监狱，她是不干的。这些话听的人浑身汗毛倒竖，为这些被扭曲的灵魂感到难过。然而她们说的极富感情，狱警也听的心花怒放。她们就靠这些谎言支撑着，用这些谎言自我欺骗着，用这些谎言向上邀功请赏。却不知在她们的面前是万丈深渊，真为她们的未来悲哀。
在这些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是必须要求参加的。你如说：不会表演、不会唱、不会跳，狱警们就会说：上去出出丑，让大家笑笑，挺好。她们就希望用这些方式羞辱你，让你唱恶党的邪歌。让你在潜移默化中被她们转化。
为了体现她们的所谓“人性化”，每年有一到两次对监区三无人员的困难补助，每次十人以内，五十和一百元两种。当然得到补助的人必须是她们喜欢的，否则再困难也得不到。
表面上看起来她们做了一点好事，但补助款是从哪来的呢？在五大队，每隔一段时间，狱警就会要求全体人员捐款，开始大家以为是对遭灾地区的捐款，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捐给监狱作补助款用的。每次下发补助款时，狱警都会大讲一通：党、政府、监狱、她们（狱警）是如何的关心在押人员的，你们要学会感恩等等。同时要求得到补助款的人写一篇感激涕零的文章。
用犯人的钱补助犯人，还反过来感谢她们，这真是恶党的假、恶、丑的具体体现。当然这笔钱是否用完，还剩多少，不得而知。只有她们清楚。而一些拿到钱的恶犯知道钱来自犯人，却说“吃瘟神的”，如恶犯秦德英、刘英等都说过。
她们不止这一种方法敲诈服刑的人。五大队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规定每个房间“学习”时，每个人都要发言，而且每个人的发言都要用笔记本记录下来，交给她们审查。但她们却不发本子，逼迫每个房间的室长自己买，不仅如此，干活时，工具的收发都要登记，登记本也要求室长购买。门岗的登记簿也要自己购买，也就是说不管她们要求这些人写什么、登记什么，一切东西都要求自己购买。房间里生活、卫生、吃饭所用的一切东西都是自己购买。反过来狱警在进行所谓的教育时，会大讲她们的政府为服刑人花了多少钱、造了一个多么好的监狱，讲要节约，尽量少花钱、为家里着想等等。一个政府、一个人如果丧了天良，真的很可怕。
不接电话、播放录音洗脑
长期以来，上海市女子监狱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第五大队，在监室里反复高声播放谩骂大法的录音带，以达到所谓的“转化”。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第五大队中队长史蕾在与香港法轮功学员曾爱华女儿的通话中竟然也播放了这样的洗脑录音。
自从五月中旬从信中得知曾爱华在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入狱后一周就突发重度高血压（210/110毫米汞柱）后，曾爱华的女儿陈慕涵每天都打电话到上海市女子监狱第五监区询问她母亲的情况。第五监区的大队长袁园接到电话后先问是谁打的，然后就说自己不在或者说不知道是哪个袁队长，随后挂电话。直接迫害曾爱华的第五监区第一中队队长史蕾则总是装作听不见对方说话，说几声“喂喂”然后挂断电话。其他人接电话时，有时说负责人不在，大多数情况直接挂断电话。
但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曾爱华的女儿在打电话给史蕾时，史蕾没有挂断电话而是开始放录音。录音是由一个很尖厉凶狠的女声说的谩骂大法、师父和法轮功学员的话。一共有十来句话，每句几乎都不超过十个字，共一分钟左右，循环不停地播放。曾爱华的女儿挂断电话再打过去，对方接了电话不出声，继续播放该录音。
曾爱华的女儿在电话里告诉史蕾，这个录音是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证。于是，在她再打电话过去时，史蕾换了一盘录音带继续播放，内容同样的女声念的一九九九年民政部的取缔通告和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长约几分钟。
第二天，在接到曾爱华的女儿的两个电话后，史蕾又放了两种录音带，每个长约十几分钟。放的过程中，史蕾不出声，但每隔几分钟就拿起电话听筒听听对方是否还在听。等录音都放完了，史蕾挂断电话。
狱警给打电话的人放洗脑录音，这种行为匪夷所思。但这样的举动使外界知道了上海市女子监狱妄图转化法轮功学员所使用的卑鄙手段，也提供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最直接罪证。同时，也显示出象史蕾这样的狱警已经在中共的洗脑下丧失了人的理智。
可以推知，一向身体健康的曾爱华在入狱后一周就突发重度高血压，与这样的强制洗脑转化有直接关系。
截至发稿时为止，上海市女子监狱仍然没有对家属透露任何曾爱华目前的情况，对家属在五月二十日左右用挂号信寄出的会见和保释申请也没有任何答复，并扣押了所有家属寄给曾爱华的信件。
自从曾爱华二零零六年五月被绑架以来，家属唯一一次见到她是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一审开庭时。当时她面容浮肿苍老，走路不稳，并因未被允许佩戴眼镜，而没有认出到场的家属。（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报道）（（她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东部1号监，看押她的恶犯是赵淑杰、姜静、张凤娟、等，由刘姓中队长直接监管，平时不准出门，由于1号监在厕所对面，其他监房放厕所时，门必须关上，用纱遮住，不准里面朝外看，也不准外面朝里面看，门口还有放厕所的四犯看着。）
其他大队的迫害
如果法轮功学员在五大队的精致化迫害中仍正念坚定，那就要拉到其他大队过行超强的奴工生活和其它迫害。
二零零一年，二大队利用新“炮制”出来最为恶毒的迫害酷刑——“穿紧身衣”（也叫“压缩袋”、“压缩衣”）迫害法轮功学员。据说是从马三家劳教所学来的。这个“压缩袋”表面看没有手铐那么可怕，可是实质上比手铐对人肉体的摧残更残酷，外表看不出来，但全身血液循环不畅、呼吸都困难，憋得慌，它的外型有点象井字型，用厚帆布做的，没有弹性，在两侧的腋下有象皮带头一样的机关，用来拉紧、收缩用的。如果有法轮功学员炼功，就给绑上这个“压缩袋”，二十四小时把人固定在一个姿势上，两个胳膊被紧紧的收在腋下，双手只能缩于胸前，因为绑的很紧，所以一点都动不了，吃饭时也不松绑，每吃一口饭都很困难，一勺饭要花三、四分钟才能抖动的送到嘴里，还要头慢慢挪动到正好能接到嘴里的位置。大小便、来例假也不松绑，只能上身和胳膊、手一起慢慢的弯下去才能挪动，有时需要包夹的帮忙，常常遭包夹恶语辱骂。
有个法轮功学员在二大队监室里面因为讲大法真相，遭苏姓女恶警（大队长）当众用电棍电击嘴，然后被关到禁闭间，又因在里面炼功，就被将双手吊起，脚尖离地，进行折磨达一个多月。还有法轮功学员因为传经文，被逼迫写检查，不写，就被关在禁闭间里二个月，不准家人接见。二大队一个恶警姓王，女，三十多岁，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凶。
四大队的一个王姓恶警，女，近四十岁，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犯，在二零零一年曾经对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学生女法轮功学员（因传递经文）非法加刑半年，据说这是全国首例加刑。
在三大队，如有的法轮功学员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活摘器官调查线索：上海市女子监狱多次对法轮功学员抽血体检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的恶行在二零零六年被曝光后，举世震惊。为揭露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全球正义人士正在收集证据和证人。一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女子监狱的近五年，她与一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共同回忆当时的情景，发现了许多曾被忽视的重要情节，这里揭露提供出来作为调查线索，以下为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的相关报道。
二零零三年，监狱对法轮功“专管大队”所有被非法关押人员进行抽血体检，当时得到通知，一个人都不可以遗漏，连被关在禁闭间的人都必须体检。监狱有卫生所，检验身体一般都去卫生所。然而这一次，是医生直接到大队的活动大厅，摆了一长排桌子，被关押人员排着队一个个接受验血。这次验血是用针在手指上刺血，用玻璃管封存好，每个人都有编号及个人信息，当时气氛也有些神秘和紧张。医生有好几个，其中还有男医生，而女子监狱卫生所的医生都是女性。由此看出，这不是本监狱的一般体检。而且在被关押的前三年中，除入监时在卫生所体检过一次，还没有过这样的体检。
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又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这一次是一辆大型医疗车直接开到监区监舍门口。车上有医疗器材，透视之类的设备。当时，我已调离“专管大队”，单独与其他罪犯关在一起，而这位同修仍在“专管大队”。
据她回忆，体检过后监区开会，大队长在会上说：政府对法轮功人员身体健康非常“关心”，这套医疗检测设备是从国外引进的，非常昂贵，干部级才可享用的，检验一次要多少多少钱，警察想用还用不到，却给法轮功学员免费使用；往测试仪器前一站，就可将全身各个器官全部检测到；修炼法轮功的人都因为身体不好了炼功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疾病，因此政府对法轮功人员身心健康格外“关心”，待遇都不同其他服刑人员。为此已“转化”人员××还写了一篇广播稿，歌颂恶党如何“关心”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健康，监狱如何文明执法，此等“歌功颂德”的广播持续了很长时间。
而我在其他大队同样被叫到名字去体检，当然同去的还有一些其他犯人。因此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近来体检怎么如此频繁，这一次，我还被用针管抽了很多血（不是同一天）。
每次“体检”，被体检的当事人都没有拿到检验结果。但是有些法轮功学员经常被逼迫去医院看病、吃药，不服从时，还会让包夹犯将药下在饭里，有些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吃下去了。过后，还会有犯人写赞扬文章进行广播，说法轮功学员有病不吃药、监狱警察对她们关心无微不至、想尽办法让她们吃药等等欺骗人的鬼话。
虽然邪恶迫害的手段非常隐蔽，狡猾，但是我们会继续收集真实、详细的证据，让罪恶曝光，力尽所能地提供相关信息和线索，以共同结束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
二、严重迫害案例
奚蛟、李华砚被迫害致疯
 健康的奚蛟 |  迫害致疯后的奚蛟 |
（1） 法轮功学员奚蛟，现年33岁，家住上海市宝山区宝钢九村。2001年7月被宝山公安分局非法绑架，时年24岁，先期关押在宝山看守所1年多，曾被迫害致抽风；2002年7月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关进上海市女子监狱进行迫害。
进监不久，奚蛟就患了精神忧郁症被送进了监狱医院治疗，约一个月后有所好转。回监后，邪恶为避人耳目、把她转到刑事犯大队关押，由于经常受到刑事犯的辱骂和欺负，精神承受很大刺激，致使她的病情加重、发展为精神病症，不得已于03年监狱给她办了保外就医，并把她直接送进宝山区精神病院。恶人为掩人耳目，不让家人知道真实情况，住院时用的名字竟然是“薛蛟”，此次住院近3个月。
出院回家后，在病状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警察、片警、居委会就不断上门“拜访”，不让她安宁，还要求奚蛟每天要打一个电话给警察，搞的她精神绷得很紧，使她在04年又一次犯病住进宝山区精神病医院，在住院期间，邪恶还派了4、5个人去医院鉴定她是否真的是精神病，使她再次受到惊吓，病情加重，此次住院3个半月。
在05年底奚蛟再次犯病住进了卢湾区精神病医院，在住院期间，恶人、恶警仍把她盯得紧紧的，病情稍有稳定，女子监狱又派人去骚扰，叫她在刑满释放书上签字，她一见自己的所谓“犯罪罪名”，精神受到刺激，病情顿时加重。此次住院历时约半年。
从07年至今的三年多时间里，警察从未停止过对她的骚扰和威胁，奚蛟又先后住过三次精神病医院。今年住院是因为在春节前片警、居委会又上门“关望”，对奚蛟和她母亲说，你们炼法轮功对你们家的小孩很不好（指她哥的才一岁多的女儿）等威胁的话，不久奚蛟就又犯病住院；在住院期间又听说在上海举办世博期间炼过法轮功的不能出院，使她备受刺激，致使病情至今得不到缓解，就在此时（2010年04），她还住在宝山区精神病医院里承受着迫害。
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就这样被邪恶迫害成了一个精神病人。患病后仍遭受百般的骚扰、威胁、刺激，得不到平静、安宁而长期不能痊愈。年纪轻轻就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使她和她的家人在精神、经济等方面承受着无尽的痛苦。
（2） 法轮功学员李华砚，现年三十多岁，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被劫持到女子监狱五大队，二零零六年五月被恶警反铐一个星期后精神失常，吃自己的大小便、月经血。但恶警称其装疯，不给就医。直到二零零八年二月刑满释放。期间其家人不闻不问，助长了邪恶的迫害。
葛文心、徐美景被迫害致死
（1） 葛文心，女，上海市南汇区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上海女子监狱以后，遭受非人的折磨以至奄奄一息，当局为了推卸迫害责任，约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将其保外就医。葛文心出狱约一周后死亡。
（2） 徐美景，女，是快七十岁的老人，原本患有糖尿病，被非法判刑后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在洗脑的高压下“转化”，出狱后，徐美景立即写了严正声明，监狱恶警为此上门骚扰恐吓，致使她病情加重死亡。
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江云所遭受的迫害
江云，女，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系，留校工作。修炼法轮功不到一年，彻底摆脱病魔缠身，工作勤奋。
2000年3月进京为法轮功申冤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强行带离，后被华东师大保卫处带回，遭非法刑事拘留月余。
2001年7月，单位值班时又突遭非法限制自由在学校一招待所（此地曾非法关过本校多位修炼法轮功的教师和学生，包括后被非法劳教而死的电子科学系教师李白帆），610人员还假借居委会人员带领非法抄家，直至半夜2点才将江云放回。
2002年1月，江云在陪父母看病途中被骗至校保卫处谈话，当天下午被强行拖上一辆大巴绑架到“上海青浦法制学校”（洗脑班），不放弃信仰就不让回家过年。江云不吃洗脑班提供的饭菜，不配合洗脑班的任何要求，直到3月才被抬出洗脑班，还让单位交伙食费。江云在回到工作岗位后一直被无端扣发工资达半年多，经一再质询才得以补发。就是这样，江云还主动将财务处多发给她的8000余元补发工资如数归还学校。
2003年3月，江云在办公室又遭绑架，非法刑事拘留于上海普陀区看守所，被非法抄家，家中电脑等私人物品被抄走月余，有些至今未还。被诬判4年冤狱。上诉被驳回后于2004年2月被非法关押在上海淞江女子监狱五监区，其间遭受非人的肉体、精神折磨，其中包括剥夺睡眠，还得天天做奴工，工作量是专门包夹法轮功学员的犯人的三倍；不让正常洗澡，冬天只让在通风的厕所洗，不给热水，夏天，只让在睡觉的房间用一小盆水擦身，不准脱衣，害其身上斑痕累累；不让正常大小便；还逼迫江云将大便放在自己的床上；不让她用水洗碗，只能用纸擦，后来一包夹犯突发呕吐又故意怪罪江云逼其下跪磕头求饶。受尽凌辱的她以大忍之心对待迫害过她的人，一直坚守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从不动摇，一些犯人都从心里敬佩她。一次“十一”，邪恶之徒为掩盖罪恶，逼迫江云等法轮功学员为共产邪党大唱赞歌，她们上台后拒不开口，恰逢新任恶首（监狱长）阚春芳带领一队参观人员抵达，因此，江云等法轮功学员又受到更阴险的迫害。恶警们看到利用犯人迫害的阴谋未能奏效，又伙同610转而对其家人施加压力和迫害，致使其读小学的儿子无法在校正常学习，一度离家出走；在沪工作了近20年的丈夫不得不去外地谋职，年近八十的老母因担忧女儿精神也一度不能自控，无奈之下丈夫提出离婚，携子离家。一个完整的家就这样被拆散了。
2007年3月，身体极度虚弱的江云在出狱后又被华东师范大学非法开除工职。华东师大一村的居委和长风街道派出所的片警仍不断登门、电话骚扰，跟踪，监视。江云回家后，居住的仅3幢楼一排的前后左右就加装了8个监视探头，在其楼前的不到100米通道上就新加了4个探头，比监狱内的还要密集，致使邻居遇见她后有的都不敢打招呼，怕受牵连、迫害。江云至今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只得靠已入加拿大籍和美国籍的兄妹接济生活，但她仍在巨难下坚守着当初的信仰，至今无怨无悔，了解她的人们无不感到痛心和惋惜。
杨曼晔脸被电焦 膝盖粉碎性骨折
二零零一年，杨曼晔被劫持在四大队。高强度的奴役使得她整天浑浑沉沉的，每天的日子就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匆忙度过。因她坚持不认错，时常写或背师父的经文而受到体罚，上皮带铐，被关禁闭。杨曼晔利用机会向其他法轮功学员传递师父的经文，曾多次被关禁闭。女子监狱的禁闭室为3平方米的笼子，所有一切的生活全部都在里面，再热的天不允许洗澡，密不透风，还要加上囚餐和打手的拳打脚踢，使得每天的生活就象在地狱一样。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六日，恶警仇敏颖、黄慧把杨曼晔叫出，掂着电警棍要让杨曼晔脱光衣服，她不肯脱并说这是违反人权。恶警仇敏颖、黄慧、舒萍用手铐把她铐住，并同时用三根电警棍电她的脸和嘴，当时她就大声背师父的经文，一直不断地在背。三个恶警恶狠狠地把她推倒在地，不断翻她的衣服。她的身体被全部抄过后，恶警在没有发现她藏匿的所谓违反纪律的东西时，显得非常的愤怒，当时各拿一根电警棍对着她怒吼“你再背试试看”。杨曼晔没有被吓住，继续背。为了不让她背经文，不让她说话，就恶狠狠地不断在电，一直不停地电，期间还嫌电棍电力不足而去换电池，直到她的脸部被电焦了为止。当天杨曼晔又被拖进禁闭室里，双手反铐在铁窗上，因她不断背，恶徒还拿来了封箱带把她的嘴给封了起来。可坚定的她依然可以通过封箱带把声音传出来。后来不法人员看了还能有声音，就只好把封箱带给撕了。第二天大队长侯瑞勤来上班找杨曼晔谈话时，发现她的脸都焦黑起了泡，而且很明显被电焦的疤痕。事情虽然是这样，但不法人员继续对她的迫害，强制把她关在禁闭间两星期。
杨曼晔被关在禁闭间两星期。恶警罚她站，杨曼晔不屈服，依旧背诵大法经文，恶警将杨曼晔反手吊铐在铁窗上，并用胶布封住她的嘴，放录音机高声播放“两高”的所谓规定，晚上强迫杨曼晔带着反铐睡觉，还背地里指使犯人踢打她。打她的犯人公然说是队长让我弄的。在杨曼晔对仇敏颖当面揭露犯人的违法行为时，恶警仇敏颖为了开脱警察在背后指使的作用，还假惺惺地让犯人当面对她道歉。事实上作恶的犯人却因迫害杨曼晔有“功”而得到奖分，不久就获监狱的“减刑”奖励。这种低劣的把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上海女子监狱发生着。当有一次杨曼晔因为背诵经文而被犯人打、并被将浴室里的抹布塞在嘴里，杨曼晔对主管恶警舒萍揭露其流氓恶行时，舒萍竟然说：“那你在干什么？”言下之意你背经文就该挨打、该受辱。并且迫害她的犯人过几天就获“减余刑”奖励回家了。
因为杨曼晔不屈服、不妥协，恶警下不了台，为了造声势多次在监区开大会，逼迫犯人上台违心的“批斗”杨曼晔，造谣攻击杨曼晔。在邪党的淫威与利诱下，有为了眼前小利而放弃良知本性的，但也有识大体明大义有远见的聪明人为自己将来留后路的。由于杨曼晔狱中没有消极承受，一直在投诉自己受到的不公，也因为反迫害而多次被关禁闭、多次被迫绝食抗议、多次被野蛮灌食。在酷暑天绝食绝水的情况下，杨曼晔每天还被罚站十六、七个小时，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腿关节开始时常脱臼错位，又被迫长时间参与奴工劳动，体力不支致使她膝盖摔伤粉碎性骨折。女子监狱对杨曼晔的家属连哄带骗，再加上威胁，使得她的家人被迷惑了，认为监狱方面是多么关心杨曼晔，就因为她是太犟了等等。杨曼晔在被迫害得这样情况下也不给保外就医，她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动了两次手术。整个刀疤的长度有十五公分左右，第一次手术在腿的骨头里放了钢筋，第二次手术把钢筋去掉。
当杨曼晔因为传给人经文而再一次被关禁闭的时候，女监要给她加刑。当时的恶警监狱长樊天敏、刑务处恶警主任刘国强强行给杨曼晔安上“破坏监管秩序罪”非法加刑九个月。这一次杨曼晔被强制关在不足3平米的禁闭间长达8个半月。
杨曼晔出狱后不到半年，也就是在二零零六年一月，在普陀区华池路讲真相时再一次被绑架、非法抄家，并被非法劳教，被劫持在上海市女劳教所最邪的二监区，曾被双手反吊铐在铁窗，当时正处高温季节，后又被关押到五楼禁闭室，当时正是上海最热的季节，气温达到38度，密不透风的漆黑禁闭间室温更高，几乎让人窒息，由于在女子监狱遭迫害的身体还没有全部恢复，杨曼晔身体发热到39.6度，恶警也不放她出来。闯出上海市女劳教所这个黑窝没过上几年安静生活，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上午，杨曼晔又被当地中共恶党十几个不法份子撬门而入绑架迫害，而后又被青浦送洗脑班迫害。
戴之颖在狱内所受的迫害
戴之颖，女，现年五十多岁，家住普陀区新村路285弄8号503室，曾在机场宾馆工作。迫害爆发后，戴之颖一直是不法人员的重点监控对象。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戴之颖在山东放真相小喇叭时被非法抓捕，后被劫持回上海、非法判重刑八年。
二零零二年戴之颖被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后，邪恶之徒考虑到她在法轮功学员当中的影响，对戴之颖强制洗脑，妄想立其为“转化”典型。邪恶之徒在她身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动员邪悟人员与她进行所谓的“交流”。戴之颖发现自己上当后，在一次会议上当场声明坚修法轮功。在监狱这个环境里，这样做是需要非常的勇气的。邪恶之徒非常恼火，认为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造成了影响。恶警们第二次制定了更加细密的“转化”计划，结果未能动摇她坚修法轮功的心。邪恶之徒便强制法轮功学员每天抄写“两高司法解释”，戴之颖不配合，不抄。不久，在一次接见物中发现法轮功经文，恶警便将戴之颖投入了3平米的禁闭室。
戴之颖被投入禁闭室后，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在里面，包括吃饭、大小便等等。当时正好是上海高温时期，恶警不让她洗澡，不让正常睡觉，罚坐，每天对她播放半小时的“两高司法解释”强行灌输，进行各种精神身体方面的迫害。看到没有办法使她改变对法轮功的坚定信念，一个月后戴之颖被从禁闭室放出。恶警害怕她对专管队影响，就把戴之颖单个调到三大队（劳役大队）进行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迫害。她被迫长期从事超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的奴役，妄图以此销磨她的意志。
戴之颖的母亲白发苍苍，去看望自己已经很瘦弱的女儿。监狱恶警冷嘲热讽，并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给接见制造障碍。戴之颖的弟弟去看望她时同样面临这样的遭遇。
2008年12月戴之颖回家。
冯蓉霞极度衰弱 女子监狱漠视人命
 冯蓉霞 |
冯蓉霞曾是被医生断言还剩三个月寿命的白血病患者，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康复了。在上海市女子监狱的疯狂迫害下，她又出现了严重的病状，任何药物对她的身体已经起了相反的作用，不仅不能起到疗效，相反还扩大了疮口面积。上海监狱总医院表示已经没法医治了，但上海女子监狱漠视人命，不肯放人。以下是冯蓉霞父母写给有关部门的信。
各政府有关部门：
我是家住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1565弄46号106室冯蓉霞的家属，因冯蓉霞以“真、善、忍”为做人准则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在上海松江女子监狱。一年十个月来我们家人已经历经艰辛走访了上海所有各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向你们反映我女儿冯蓉霞在上海女子监狱中所遭受的打骂及各种折磨，我们到处奔波，但各部门始终互相推诿，至今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而且冯蓉霞遭受的折磨有增无减。我们虽然都已是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可还是觉得非常有必要再次向你们申诉我女儿经受了一年十个月的折磨后的身体近况，希望你们真正给予法律支持与人道主义的帮助。
冯蓉霞，43岁，从17岁开始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俗称白血病）。以往为了输血，她每年在医院里要呆上大半年，虽然这样也不见病情好转，长期的慢性病不只给全家经济上带来拮据，更是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与折磨。1998年8月，正当医生通知家属冯蓉霞只有三个月寿命的时候，她有缘得到法轮大法开始修炼，仅一个月时间身体的所有指标均恢复正常，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同时她因为明白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所以她处处为别人着想，家庭成员、左邻右舍人人都称赞她是个的好人。
可是就在2006年12月1日，冯蓉霞宁静的生活被残酷的打破了，她被众多的身穿警服的人用撬门的方式抬出家门押入警车而去，从此我们与她的见面只有在铁窗之下。
在看守所，冯蓉霞好端端的一个人被折磨的染上性病，数次住院医生都说因她曾患白血病，免疫功能差，是无法治愈的。
自从2007年9月17日被送入上海女子监狱起，冯蓉霞又已先后十多次被送进监狱医院住院，几乎是每月一次。虽然已被迫害成重病，但上海松江女子监狱为了迫使冯蓉霞放弃修炼，大冷天狱警指使刑事犯残酷的打她，打的她昏死过去，再用冷水把她浇醒，然后再踢打折磨。
2008年7月我们得知冯蓉霞从医院带到女监，短短一个月体重下降了7斤，在接见时看到她手臂上满是瘀青，并且脸色苍白，面颊红肿。冯蓉霞说：“是因为在监狱里不肯写决裂书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被打的”，在一旁监控的主管队长姚笛恶狠狠的说：“你讲这些情况干什么？”冯蓉霞说，当时向队长反映被打情况时，根本没有答复，并且他们变本加厉的打她，而且不让她睡觉等等。
除此之外我们得知的冯蓉霞在上海松江女子监狱中被虐待的情况：
1、每天逼迫罚静立从早上7点开始到晚上9点半，一天时间超过14小时以上。
2、不久前除每月开大账购买日用品外，其它一律不准，并且家属接见时允许购买的物品也不给她。
3、不让她洗澡。
冯蓉霞被判刑3年6个月的最终的依据是所谓按照刑法第300条第一款“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我们在此告诉你们：法律对冯蓉霞的判决是错误而没有依据的，理由如下：
第一、法律有没有权力去确定一种信仰是不是邪教。
第二、构成“破坏法律实施罪”，必须是一个人对国家的某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不满，怀有成见，认为实施将损害自己利益。那么，冯蓉霞她对国家的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不满？
第三、进一步讲，冯蓉霞如何破坏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实施？中国刑法讲究犯罪构成四要素：客体要件、主体要件、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但在冯蓉霞的一案中没有指明或者讲找不到哪一部国家法律与行政法规遭到她的破坏。所以我们认为法律在冯蓉霞一案的认定是错误的，冯蓉霞是无罪的。
下面谈一下《中国监狱法》第二章中，明确写明：
第十四条 监狱的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
（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
（四）侮辱罪犯的人格；
（五）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
（八）非法将监管罪犯的职权交予他人行使；
监狱的人民警察有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
《监狱法》第五节 生活、卫生中写明：
中国第五十三条 罪犯居住的监舍应当坚固、通风、透光、清洁、保暖。
第五十四条 监狱应当设立医疗机构和生活、卫生设施，建立罪犯生活、卫生制度。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
鉴于这些法律依据，我们家属请相关部门对上述国保与上海女子监狱的违法行为进行核实调查，追究其刑事责任且必须给我们明确答复。
2004年，全国人大在原来宪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监狱法》中关于保外就医也有明确规定，象冯蓉霞现在的情况按现行法律也是属于保外的范畴。
冯蓉霞家人
2008年10月16日
（冯蓉霞被关押在东部朝北房间，428监房，夏天闷热，冬天寒冷，房内永远不允许关窗，有时冬天的被褥还会发霉，监管她的主管队长是茅英（音），此人监管朝北三个监房）
一法轮功学员自诉在上海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是1997年在大学读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一开始接触大法我就知道这是我等待已久的最珍贵的真理。然而在这过程中，我就碰到来自周围亲友的阻挠，许多人对我说中共将来一定会“取缔”法轮功的，法轮功这么好，学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会害怕的。我没想到的是这场迫害来的这么快，这么突然。2000年10月，一位同修被抓，我抱着讲真相的想法到公安局去给她送衣物，被抓，中共非法判了我五年刑期，审判也是秘密进行的，不许家人到场，没有一个旁听，当场宣判。我被非法关押到了上海女子监狱。
在上海女子监狱里，实行的是株连政策，采用所谓的“三联号”。比如一人炼功，受罚的将连到其他的犯人，甚至是整个监室的犯人，以此来制造仇恨，限制人的一举一动。我家人见我一直不“转化”，就将仇恨转到法轮功上，再加上恶警的挑拨，监狱搞各种整人运动，甚至动用法轮功家属来“揭批”，很多家属为了能尽早让非法关押的家人出狱，都昧着良心顺着恶警的意思，颠倒是非黑白。我的家人为了能接见见到我，每次都要向恶警说许多污蔑大法的话，造了许多业。多年以后我回到家，母亲流着泪说：“不得已呀，说那么多违心的话，否则见不到你呀。”
（一）非法关押在生产大队
由于我被他们视为“顽固份子”，因此长期处于被单独关押的状况，不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关在一起（法轮功人员一般都被关在法轮功专管大队），整个上海女子监狱一共有五个大队，在近五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在四个大队关押过。
生产大队从事的是繁重的奴役劳动。在中国，样样事情有指标，包括公安局抓人也是有指标的，抓不到足够的数字，就完不成任务。监狱也同样有指标。每个大队都有几千万出口额的生产指标，这指标是与警察的奖金挂钩的，因此犯人就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这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公安抓人是有指标的了。监狱对外是说犯人每天最多工作8小时，实际上犯人每天劳动一般都在16小时以上，甚至通宵。用犯人的话说：“从鸡叫做到鬼叫”。
上级来检查时，监狱早已得到消息，这时候谁还干活，就要受处分了。法律在执法者手中随心所用。要是有国际组织参观，更是将奴工工具、奴工产品藏匿起来，所有的犯人都必须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任何人不得与参观人员接触，如果有来宾想了解情况，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指定某个犯人，回答的内容也是预先编排好的，被选定的犯人也是能揣摩警察心理的，都是可笑的歌颂恶党，监狱如何文明执法等的假话。等检查团走后，更是变本加厉，要补上检查团来时休息的损失。
犯人完不成生产指标就会受罚。不让睡觉，不让吃菜，不给买日用品，不给洗澡，不让家人接见等等，人的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被剥夺。那时我常常处于极度疲劳，浑沌的状态。从工场间干了一天的活回到监室还要继续干活，床似乎与我睡觉无缘，而是为了摆放奴工工具、奴工产品的，而我困得站着都可以睡着。恶警也怕超时干活被外界发现，因此晚上将照明等通通关闭，开睡觉的长眠灯，在这种昏暗的灯光下长期做针线活，我的眼睛受到严重损伤，见到亮一点的光，就流泪不止，睁也睁不开。那时支撑我的就是大法，我干活的时候，就一遍又一遍的背师父的经文，增强自身的正念与力量。
刚进监狱时，我想不能配合邪恶的安排，我不是犯人，不是来干活的。为了更好的和犯人讲真相，我就帮其他犯人干活。恶警就将我的名字上白榜，说我是全中队干活倒数第一，以此来污蔑大法。然而我的刑期较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我的正念变弱了，开始配合邪恶的安排，去完成那无休止的劳役。劳役的产品都是出口的，几乎什么都做：有服装，裤子，坐垫，国旗（甚至做过上万的英国国旗），长毛绒玩具，羊毛衫，打毛衣，绣珠片衫，床上用品，一次性筷子，餐巾纸，信封，快餐用包装盒，食品包装袋，纸袋等等，卫生条件极差（如果真的看到制作过程，谁也不敢买）。监狱只要有钱赚通通做，而且交货期随买方说，因为这里有的是可以随意役使的免费劳动力。
警察安排了两个包押犯看管我，实际上整个小组的人都对我进行监视。因为她们的减刑，加分都会与我有关。她们两个每天要写我的情况汇报，晚上要值班，防止我炼功，对我形影不离。当时我想既然到了这里，她们也是要被救度的，我要让她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因此我从不把她们当成是我的对立面，是来看管我的，而是当成与我有缘的众生，也许她们也都感受到了我的善，因此都不愿意去打我的小报告，甚至有的还帮我望风。有的犯人还偷偷跑来和我说话，问问我法轮功的情况，告诉我她们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有一次，有一个人过来告诉我，在看守所有一个杀人犯被公安找去，让她改口供说自己是炼法轮功杀人的，只要她这样说，就可以免除死刑。这个杀人犯回到看守所后告诉了她，后来结果如何，就不得知了。
监狱虽然是人间地狱，可也反映出社会的一面。尤其警察的表现更影响着犯人的思想。犯人是与世隔绝的，而警察却每天从社会中来。因为是大城市，女子监狱的警察几乎都是女性，学历较高，很多是刚刚走出校门，年龄比我都小的小姑娘。可是中共的特点毕竟是十恶俱全的邪教，在我关押的几年里，眼睁睁的就看着单纯的刚毕业的女警变的凶狠，虚假起来。
法轮功学员被上铐，关禁闭是经常的事。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从未打过我。有好多次，他们威胁我，要给我关禁闭，加刑，要将我送到青海农场，可最后都不了了之。但是我在监狱开大会时亲眼看见，我一同进来的同修被他们打的脸肿的高高的。出狱后她告诉我打她的女警，就是被犯人视为男人的某恶警。监狱关的都是女犯人，同性恋在监狱泛滥。该女恶警将自己视为男人，讲话，行为都变态为男性。她打犯人时都要将女犯人的衣服剥光，恶行令人发指。
虽然我不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了解更多的迫害情况，但是常常有犯人跑过来告诉我，某某被关禁闭了，某某上铐了，某某被电警棍电了，某某被强迫在寒冷的冬天光脚站在地上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某某被强行灌食等等。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恶行，在表面的文明下罪恶的隐藏着。
监狱经济大队是全监狱进行账目及文件管理的大队，是上级检查必查的项目。每一次检查来临前，警察和犯人都忙着开始做假文件，做假帐，补代他人签字。做这种造假事情的犯人被认为是要求进步，靠拢政府的表现，还会加分，减刑。真是政匪一家。
监狱犯人用水量是有限制的，四大队每个监室有水表，16个人一个房间，每个人每个月规定不得超过1个字（1立方），一个房间16个字。每个月下来，监室之间要评比，中队之间也要对比。超过的要停用水，停洗澡。犯人正常一个星期洗一次澡，每次时间夏天5分钟，冬天10分钟，包括脱衣，穿衣，有时人多没有龙头，来不及洗，就带着肥皂沫出来了。即使这样，还经常因各种所谓的规定被取消洗澡的资格。这些规定没有法律条文，完全掌握在警察手中。警察之间的虚荣心，攀比心让犯人苦不堪言。
监狱警察的这种瞒上欺下的做法使监狱关押的其他各种刑事罪犯越变越坏。虽然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女子监狱外部设施上给人一种文明的感觉，可是内部人文素质真的象在人间地狱。正象《九评》所说：“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顺着警察的意思说假话，行恶事变为要求进步，减刑的标准。说真话、做真事竟然成了“与政府对抗”。
（二）关押在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
到了我被非法关押的第三年，他们将我关到了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该大队分为东部和南部两个中队。东部关押的大都是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南部是已“转化”人员，每一个监室都有监控，这在其他大队是没有的。
当时我被关到东部一个最阴暗的监室，由五个犯人看着。这一次他们采用了最阴险的办法，规定不认罪的不可以出监室一步，洗脸，刷牙，上厕所均在监室里，有其他犯人帮着接水，倒水，倒痰盂，洗衣服等。恶警安排一个老年犯人为我做这些事。晚上其他犯人不可以睡觉，要值班，但我可以睡觉。如果我认罪了，那么我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她们晚上也可以睡觉。他们恶毒的说：你们不是讲善吗，你们为了自己炼功，让别的犯人大冬天的替你们吃苦。如果你拒绝洗脸用水，他们又说：你们自私，自己脏，还影响别人，这是集体环境，要考虑别人。而我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其他犯人，她们会因我而受处罚，但警察却不处罚我，表面上还会对我更好，这种伪善和阴险的手段比打人还恶毒，她们故意在犯人和我之间制造对立和矛盾。
同时动用其他已“转化”的人给我洗脑，说邪党如何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为自己捞钱），把中国发展的如何好（那是民众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些警察其实在帮助我们（其实是非法关押、剥夺信仰）等等谎言，因为学法少，正念不足，我向邪恶势力妥协了，殊不知在修炼这条路上迈出了不该迈出的一步，犯下了永远抹不去的污点。
其实大法在我心中深深的扎下了根，让我离开大法真的是生不如死，虽然当时自欺欺人的认为自己心里没有“转化”，这也是那些犹大做“转化”迫害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都是放不下的人的执著。
“转化”后我被调到了南部，这里一个监室关押着多名已“转化”的人。和她们的接触中，也了解到一些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在送到监狱之前是被关押在精神病医院的，有的被绑在床上，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当时经常有法轮功学员被恶警说成得了什么病，强行送到医院治疗，有的去了就没见回来。也有的听恶警公开说某某精神出现了问题要如何如何“治疗”，后来我们就再也没见到她。在我出狱后，我从明慧网上得知，曾经和我关在南部同一个监室的一法轮功学员出狱后又被绑架，被注射不明药物几天后死亡。监狱经常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心理教育课”（精神洗脑），并恶毒的说炼法轮功的人是有心理问题才炼的。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单独所谓“心理测试”，我就被单独测试了多次。
为欺骗外界，掩盖其迫害罪行，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表面上相对其他大队劳动轻一些，主要进行思想洗脑。对于其他刑事罪犯，他们取笑说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是她们的“避暑山庄”，因为她们可以逃避劳动，只要看着法轮功学员就可以了。只要会打小报告，靠拢中共恶警，减刑就很快。也因此，许多警察的亲戚或有关系的人犯了罪都削尖脑袋想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调。然而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讲，这里是对正念和正性的摧残，人性的侮辱。
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经常搞“批判”法轮功的活动，氛围就象文化大革命一样，由于他们实在做的太过火，太荒唐可笑，调到南部后我马上意识到我的“转化”是天大的错误，可是该如何做我还不清楚。我不想让他们再围攻我，就一直保持沉默，也从不做其他人的所谓“转化”。他们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没多久就将我关到生产大队从事繁重的奴工劳动。这时，我也萌发了早点出狱的念头，我想知道这几年大法的情况，我想看师父的新经文。离开法的日子真痛苦，法是一盏明灯，在漆黑的夜里照亮你前进的方向。可是失去这盏明灯，就象断了桨的小船在漆黑的茫茫大海中，不知飘到何处。
在这个新的大队，我遇到了一个善良的警员。她和我多次交谈，问我法轮功的情况，及我为何炼法轮功，并探讨了许多问题。她私下对我说修炼法轮功没有错，象我们这样的人不应该关在监狱里。那时610办公室的人来找我，她就和我说不要相信610的鬼话，坚定你自己，其实她们很多人都不喜欢610的人，包括那些做“转化”的警察，她们自己都很矛盾，都是违心的按上面的指示在做，她们自己说的话，有些人自己都不相信。其实这时我已意识到自己“转化”是何等的错误，但还有很多问题不明白，毕竟几年了，没有好好学法，关押的时间比我在外得法学法的时间都长。就这样，在这个大队，没有人再来给我做什么“思想工作”（中共对中国人洗脑的专有名词）。也就是在这个大队我提前了三个多月回到了家。（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道）
一法轮功学员见证上海市女子监狱的迫害
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大学毕业后我就在一家外企工作，那些年，找到生命真谛的我，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闲暇时炼功学法，日子过的幸福、充实、平静。1999年7月，江××操纵中共宣传工具铺天盖地攻击诬蔑大法，到处非法拘捕学员，信仰自由和人权受到了严重的践踏。我身边认识的法轮功学员陆续被抓、被关。为了让善良的世人了解迫害真相，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我决定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不久，我因为散发法轮功传单被上海“610”绑架，他们不分日夜的审了我三天，三天三夜没让我睡觉。之后，上海伪法院非法判刑，把我送去上海松江女子监狱迫害。
1．劳役迫害
在上海市松江女子监狱，我先经受的是奴役迫害，做出口的各种裤子，勾线衫，织毛衣，做过小块的英国的国旗，手缝韩国服装，玩具娃娃裙，被单被罩，小棉垫等。生产利润是与狱警的奖金挂钩的，因此犯人就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每个犯人都有生产指标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没有完成就要通宵抄监规，到太阳下曝晒，操练，不给买等级菜，限制买日用品，不给洗澡等等。
人就象一部干活的机器。吃饭时间实际上只有几分钟。吃完立即干活。每到就寝时间，还有很多劳役要做。可是狱警又要关上照明灯，晚上就只能开昏暗的灯。监狱对外是说犯人每天最多工作8小时，实际上犯人每天劳动一般都在16小时以上，甚至通宵。有一段时间，我干活的时候都迷糊过去，哪怕站着，吃饭的时候都能睡着，谁上厕所去要是时间长一点，在门外面等待的人就要用力敲门，不然那人就蹲在那里睡着了。长期下去，很多人被迫害成高血压，颈椎炎，视力越来越差，怕光，流眼泪，腰疼得不能站立。
2．包夹洗脑迫害
对于法轮功学员，除了上述的奴役迫害外，狱警都安排了几个包夹犯看管，比一般犯人更没有自由、更没有人权，无论去哪里，都是两个人跟着走的。她们每天要写我的情况汇报，晚上要值班，防止我炼功，防止别人跟我说话，防止我跟别人说话，对我形影不离。但事实上整个小队的人都是监视我的，因为狱警教育她们，监视我，她们的加分减刑都跟我有关系。
如果法轮功学员炼功，就会遭到电棍打，关禁闭，上束缚衣等直接野蛮的迫害。我曾经与一个打我的狱警谈话，我问她如果你明知道一个人是好人，领导叫你杀她，你也会去杀吗，她说会的，因为她是国家机器。
人不是国家机器，而是具有辨别善恶能力的有灵性的生命。只有中共邪灵才将党性置于高于一切，泯灭善良的人性。可是最悲哀的是：她还以做一个不明是非的机器为荣，还不知道这对她有多危险。因为每个人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专管大队高压洗脑精神迫害
由于我坚定修炼法轮功，不久我就被转到专管大队进行高压洗脑的精神迫害。当时的上海女子监狱专管五大队，它更像一个洗脑学习班。通过各种欺骗和强迫的高压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法轮功。
在那里，我被关押在一个隔离的房间，有三到四个包夹犯专门监视，包夹犯都是要先经过恶党洗脑教育的。通宵有人值班，24小时监控。这在其他大队是没有的。包夹犯每天都研究揣摩法轮功学员的性格爱好和所思所想。例假时间，一举一动哪怕睡觉翻个身包夹犯都会纪录下来，拿去跟狱警，教育队长分析，想出各种坏点子来诱迫法轮功学员“转化”。
在那里，最常用的是株连和离间政策。比如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不配合邪恶参加所谓转化活动，狱警就处罚监室里面所有人不让睡觉，罚站，操练，或者其他处罚，无论什么处罚，都是全监室的人一起被处罚，就这样煽动包夹犯仇恨法轮功学员。
在专管大队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学习”迫害，不让睡觉或很少睡觉，包夹犯逼迫法轮功学员看揭批诬蔑法轮功的录像，从早放到晚。然后开始讨论，包夹犯个个口诛笔伐的谩骂法轮功，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写悔过书。
天天讲，时时讲，广播里是千篇一律的谩骂，言辞刻薄的攻击大法，随意发挥，人格侮辱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比如不让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洗澡，反过来骂她有精神病，身上脏。
还举行各种邪恶的“转化”活动，比如法律讲座，心理讲座，精神卫生讲座，“同一首歌”的歌咏比赛，歌颂恶党的表演节目等。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大小会揭批。
其实，专管大队对于法轮功学员的一整套洗脑手段，也无非是邪党的几个邪恶基因淋漓尽致的发挥。如《九评共产党》中所说“邪，骗，煽，痞，间，斗，灭，控”等。
在长期这样的精神和肉体上的迫害下，人变得意志涣散，神智不清，许多法轮功学员，包括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恶党的谎言欺骗，写了令生命蒙羞的“保证书”等，玷污了修炼人的清白。这种耻辱和痛苦让我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创伤。出狱后我在明慧网上严正声明在中共迫害下的一切有辱于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报道）
其他迫害案例
（1） 法轮功学员楼霞书，六十多岁，家住上海近郊，原是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先进称号，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二年底被误导“转化”，二零零三年初醒悟，马上严正声明作废，表明坚修大法后被栽赃陷害，罗织旁证后受到警告处分，每天晚上不让睡觉，强制抄写所谓的行为规范，每天在打手的夹持下洗刷厕所，同时威吓家属会加刑。有一次楼霞书在清晨三点倒在床上被打手拉起时，手往后抽就被恶毒打手说成是打人，恶警正好又把她关进禁闭。 楼霞书在各种和压力下没有后退，最后堂堂正正的走出监狱。
（2） 法轮功学员凌小云，现年五十多岁，家住延安西路，被非法判刑三年，她被送进女子监狱就直接关进禁闭，剥夺了她的一切最基本的人权，一关就是几个月，生活一切都在里面，恶警张家梅中队长暗中指使打手，打手大胆把不冲洗的痰盂给她用，把内衣内裤用肥皂后不冲洗就去晒然后让她穿。强制立、坐，抄写反思，每天几乎要到凌晨三点还写不完，在高温三十六度不让她喝水洗澡，恶警和打手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时常发热，到卫生站治疗了回来再变本加厉折磨。
（3） 法轮功学员李锋，三十多岁，硕士学位，原是上海工商外国语教师，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一年被劫持进上海女子监狱迫害。因李锋坚持信仰真善忍，强制李锋看欺骗谎言的录像电视，李锋的回答一句话“瞎编”，因李锋不肯叫警管好，不配合邪恶，恶警中队长仇敏颖就不让她坐下，还让整个监室陪李锋静立，这样的处罚是挑起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来施加压力，还不让李锋出监房洗澡和上厕所，恶毒的打手就在痰盂上来做文章。痰盂是规定打手们倒的，只要他们不倒法轮功学员就无法上厕所，所以只得少吃食物，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打手还要恶言恶语，时时刻刻骂法轮功学员。李锋因不配合邪恶几次放下生死来反迫害，恶警大队长侯瑞勤气急败坏在大队讲评会上讲李锋反改造，并用加刑来威胁等等。李锋经历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与折磨，终于在03年堂堂正正走出监狱，她的精神和行为震撼着邪恶，使有良知的人无不敬佩。
（4） 法轮功学员宋卫珏，现年五十多岁，家住普陀区，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二零零一年被劫持进上海女子监狱迫害。因不配合邪恶，被关禁闭一个多月，剥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在专管中队，专管大队长期严管，罚静坐、静立、强制抄写行为规范，她在看守所时多次绝食抗议。在二零零二年被误导而认罪，零三年醒悟后写书面声明，受到疯狂的精神迫害。不让睡觉，用加刑来威胁，长期在高压的折磨下身体非常虚弱，但邪恶打手不放过她，还要逼宋卫珏拎大铁桶冲厕所，在她出狱前不久受到极大的身心摧残。她出狱回家后甚至连路都不认识，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精神恢复才慢慢开始正常生活。
（5） 法轮功学员宋金花，上海理工科大学四年级学生，被非法判刑四年，零二年底被送进女子监狱。由于宋金花不肯转化，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被邪恶打手拖到五楼，有恶警中队长张红梅，仇敏颖用电警棍电击宋金花，使宋金花的手臂上，头颈上多处受伤，恶警张红梅蓄意在地上写上李洪志师父的名字，叫宋金花用脚去踩，她不肯，打手们就拖她往师父的名字上去，恶警还在旁边叫喊“来看看这个法轮功学员”，用这样的方法来造成法轮功学员的精神的最大痛苦。
（6） 法轮功学员孙卓英年近花甲，因修炼“真、善、忍”遭受着严酷迫害。二零零零年，孙卓英被非法判刑四年，关押在女子监狱，惨遭殴打和非人折磨。由于她对大法的坚信在松江女子监狱五大队专管队遭受长期的罚站和罚坐到深夜十二点左右，造成严重的缺觉使得她整天昏昏沉沉，还受到三四个恶警打手的你一拳我一脚的殴打。恶警强迫孙卓英这样年迈的老人一个人打扫几十人用的厕所，并不让她使用，一切的洗漱和上厕所都在监室里，寸步都不让她动。更为恶劣的是，恶警有意让便盆满了，不让倒，造成居室里的犯人仇恨法轮功学员。邪恶的警察命令打手只给老人一点点的热水，无论是在炎热的夏季还是冬季，只能用少量的水来擦洗全身。因为长期皮肤得不到清洗而造成皮肤病，在整个的关押期间，孙卓英几乎没有洗过澡。冤狱期满，孙卓英又被关押在洗脑班二个月。二零零五年四月，孙卓英再一次被非法抓捕，劳教一年半。
（7） 法轮功学员李玮聆，现年五十多岁，家住长宁区长宁支路，318弄，4号403室，非法判刑八年，二零零一年被送入上海女子监狱，因不配合邪恶所谓的考试，被恶警程跃渊罚站一个下午不许动，本来身体就虚弱的李玮聆，二条腿站的发黑粗肿，同时在每天中午的高温天气，不给午休强迫操练。有一天半夜恶警中队长张红梅、大队长侯瑞琴冲进监房，掀开李玮聆的被子，看到她二腿盘着，说在监控看到她睡觉时炼功，因此给她下了一个规定，以后不论是否睡着二腿必须直的，（梦中都不许盘腿）因坚信大法04年5－7月期间因不干活，不参加劳动在晚上被恶警王新兰等从床上强行拖起来，不给准时睡觉，大队长侯瑞琴、中队长徐英、主管队长郭卫华在明知她血压高到200多，医务室给了三天病假的情况下，被关押进二楼禁闭监，窗外是垃圾箱。恶臭连连。白天到处是苍蝇，晚上蚊子满屋子，叮的浑身肿起来，当时血压高达200多不但不给休息，白天罚站、静坐，强迫听污蔑大法的录音和监规，要晚上11点以后才准睡觉。经抗争恶警郭卫华拿出一张没有任何印章的禁闭监条款打印文，才到10点给睡，当时正值盛夏高温，不准洗澡最多给点水擦擦。家属在二零零七年得知李玮聆06年4月因高血压、心脏病住院。并被查出胆结石。胆囊炎、胆总管炎及不明硬块和脑缺氧而经常出现昏厥，、要求监狱给保外就医，可是监狱方面非但不同意，而且也不让保外就医的母亲喻培英（曾经无数次的被非法绑架、被非法劳教二年、非法判刑三年。在同一监狱也不让见面）与她见面。在五大队不准出门、不准去厕所、不准去图书馆、不准买吃的。日用品限量，每3个月才准见家属一次，但不准姐姐（法轮功学员李玮红）与她见面、不准老父和兄弟见她、不准母亲见她。
（8） 法轮功学员喻培英，李玮聆的母亲，二零零四年第二次被非法抓捕时，已近七十岁，并且大女儿李玮红已被迫害死，小女儿李玮玲被判刑八年还在狱中，仍被非法判刑三年。她被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的时候，老人已经不能讲话，因在操场上见到小女儿被恶警知道，从此不准出操，老人只能拉着铁窗向外看，无数次的提出要见见小女都没有获准。二零零五年九月，喻培英因脑中风被保外就医。喻培英在二零零一年时曾被非法劳教两年。这次被关押在女监一大队二楼东部五号监。
（9） 法轮功学员林晓英因为不“转化”，被恶警关禁闭，强迫在三十九度的高温天气，一周不准洗澡，那些犯人在警察的授意下，故意把洗洁精留在碗中，让她吃下，引起她呕吐，犯人用红肠泡过的水让她喝。
（10） 恶警张红梅曾经关法轮功学员洪屏屏禁闭，从九月至第二年的春节，三个月内只洗了一次澡，唆使犯人整她时，放音乐掩盖恶行。
（11） 恶警唆使犯人强迫坚持真理的法轮功学员秦凤仙践踏写有法轮功创始人名字的纸 张，秦凤仙宁死不从。当时的中队长是张红梅和仇敏颖。
（12） 香港法轮功学员曾爱华因为坚持真理，不“转化”，被恶警唆使犯人，强迫她长时间对墙站立。负责这个监室的是当时的中队长宋玲。宋玲升大队长后由刘姓中队长负责。
（13） 法轮功学员柏根娣在度过上海市女劳教所漫长的五年时光后，二零零六年五月又被绑架，遭邪党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被劫持在上海市女子监狱。柏根娣坚决抵制迫害，不穿囚服，遭到监狱恶警的残酷迫害，两年多来一直被关在密不透风的禁闭间。恶警为迫使柏根娣就范，想尽一切恶毒的招数迫害她，但所有手段都动摇不了柏根娣对大法的坚定正信。恶警竟将柏根娣四肢捆绑着悬在半空中，还纵使犯人往禁闭室扔老鼠。柏根娣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恶警与包夹用布条勒住嘴，如此连续迫害多日。当柏根娣被迫害致使血压达二百多时，恶警仍不顾一切地继续迫害她，并经常开大会进行诋毁。
（14） 清华大学研究生王雪纯被判十几年，因为传经文被加刑九个月。
（15） 家住上海普陀区黄陵路法轮功学员顾继红，为了讲清真相与还大法清白而邮寄真相资料的，于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在人间地狱般的上海松江女子监狱中度过漫长的日日夜夜。当时顾继红的女儿还在读书，没有母亲陪伴的三年中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失去母亲的这段日子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挽回的创伤，而此时顾继红在牢狱中遭受着巨大的身心摧残和强迫洗脑。二零零五年六月顾继红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顾继红的姐姐顾建敏被上海浦东洋泾派出所恶警绑架，三月十三日，顾建敏被迫害致死，遗体双目圆睁，瞳孔放大，口角流血。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普陀区“610”恶徒害怕顾继红在奥运其间为姐姐顾建敏上访告状，采用流氓手段暴力绑架了顾继红，并被普陀区法院在同年十一月十九日非法判刑三年。
（16） 在先后被嘉定看守所、宝山看守所劫持一年多之后，法轮功学员闵秀娟于二零零六年六月被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继续迫害。闵秀娟，现年六十多岁，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只因修炼“真、善、忍”，说真话，就被恶人非法判刑五年半。闵秀娟原住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大众汽车城），乡镇各级干部都很熟悉她。她家一家五口被非法抓走后，全镇震惊，好心人都为她家抹眼泪。在女子监狱，因她不写“保证书”，恶警大队长曹春花（音）就叫四个普通犯人白天黑夜看管她，逼她写“保证书”。四个人在恶警纵容下，骂她，逼迫她。
（17） 许凤宝家住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路757弄22号602室，自一九九九年七月邪党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为了向政府讲清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到北京上访，结果被拘留和劳教，被关押在青浦女子劳教所迫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许凤宝到小区去发送真相资料，被恶人恶警绑架，接着恶警又到家中抢劫私人财物电脑打印机等物品，还把其丈夫陆根涛诱骗到看守所非法关押，被判取保候审一年。其后，许凤宝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被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被强迫做奴工和洗脑迫害。许凤宝因不“转化”，被剥夺了买食品水果等权利。在每月一次的电话接见中，讲的话要不符合恶警的要求就威胁取消接见等。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狱。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其夫（同修）陆根涛在家，深夜被绑架，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张江看守所。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她在金桥公园（属浦兴街道辖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恶人诬陷，遭浦兴派出所绑架。现被非法劳教1年6个月。
（18） 家住杨浦区控江路1039弄，现年四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淑英，二零零七年十月遭杨浦区“610”恶徒杨兆岳等上门绑架、非法关押，被诬判三年徒刑，现被劫持在上海市女子监狱迫害。张淑英坚定信仰，不配合邪恶，上海女子监狱不让她的家属接见。这是上海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惯用迫害手段之一。自邪党迫害法轮大法以来，张淑英曾二次被非法拘留，二零零四年九月份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因劳教所不收，被非法关押在长宁拘留所。
（19） 法轮功学员刘成英，长期以来血糖高，被逼奴役至二手抽筋，不能干活，也被关入四楼禁闭监，盛夏期间不给洗澡。
（20） 法轮功学员陈惠群坚信大法坚决不配合邪恶，不穿囚衣、不盖囚被，在恶警的指示下，经常被恶犯沈爱玲、林妙仙、钟炳年等按在床上强迫穿囚衣，一天晚上，她趁值班的恶犯沈爱琴瞌睡时，把囚衣裤扔出窗外，第二天邪恶到处找，最后在操场的边上找到，后来恶警搜走了陈惠群自己的衣服，在恶警的指示下，恶犯沈爱玲、林妙仙、钟炳年等按在床上偷打和强扒她的棉衣裤。在关押期间她被罚站、静坐、操练、绑约束带是经常的事。
（21） 法轮功学员李红珍，家住长宁区延安西路1521弄7号504室，于2001年10月15日被长宁区伪法院诬判五年后，送进了女监，一些死心塌地的邪党公安，在各方面给她施压，在生活上，作息时间上，奴役上，学习上，处处刁难，睡觉是晚上十一、二点，早上5点多起来，冬天二瓶热水在厕所里洗澡，强迫抄写“二高司法解释”和罪犯行为规范，只要错一点，恶犯在恶警的指示下破口辱骂，由于邪恶经常污蔑大法，及大法创始人，并且说中共没有迫害法轮功，在2002年李红珍听说有人大代表要来视察，认为应该向他们讲真相，以身说法，我们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迫害，因此偷偷地写了材料交给了文艺小分队里的一个同修，让她递上去，结果被她人发现并告发，李红珍和小分队的同修被关入禁闭监，李红珍同时被记过，告密者减刑提前回家。有一次在邪恶“七一”庆祝会上，她不肯为邪恶唱歌功颂德歌，恶警就把她拉到会议大厅示众，连续几个小时进行污辱。同时在监室的每一个同修都有恶犯监视，同修之间不可以说话、不可以传递任何物品，（书籍、报纸、纸张都得让恶犯、恶警先过目，）
（22） 法轮功学员石义玲，原住址：上海市卢湾区瑞金二路457弄21号，现在住址：上海市浦东南汇区周浦镇公元新村29号404室，在2001年9月17日被卢湾区伪法院诬判4年6个月，一进女子监狱就被关在禁闭室，强行灌输邪恶，强迫转化，强迫写三书，强迫签字，进行精神折磨。后来被关押在二大队，直至2005年6月释放。本人自释放后卢湾区社保中心强行扣押退休金二万八千元。
（23） 法轮功学员吴小峰（曾用名，吴晓峰）在原暂住址：上海市南汇区康桥镇花墙村559号，现住址：上海市南汇区康桥镇营庌村704号-1号，2001年9月17日被卢湾区伪法院诬判4年，在女子监狱关押期间除强行灌输邪恶，强迫转化，强迫写三书，强迫签字，进行精神折磨。还被超负荷奴工劳役。
（24） 法轮功学员汪菊芳，家住南汇区下沙镇大中新村5幢302室，在2002年8月23日，被闵行区伪法院诬判三年6个月，在女监关押期间，恶警一直对她进行强迫牢役的迫害，很少睡觉，甚至通宵逼写三书，（认罪书、悔过书、揭批书）强迫看诬蔑法轮功事件的电视和宣扬邪党的电视节目。让诈骗犯来监视她，对她的一言一行进行严密的监控和举报，并且窃取了她的家庭住址，在她被释放后找到她家，利用法轮功的善良，花言巧语和各种办法手段，进行欺诈，骗取了所以财产（十几万）还欠了近十万债。
（25） 法轮功学员瞿玲娟，家住南汇区下沙镇飞桥村560号1室，在2002年8月23日，被闵行区伪法院诬判3年6个月，在女监关押期间，恶警一直对她进行强迫牢役的迫害，很少睡觉，甚至通宵逼写三书，（认罪书、悔过书、揭批书）强迫看诬蔑法轮功事件的电视和宣扬邪党的电视节目。同时让恶犯监视她，对她的一言一行进行严密的监控和举报。
（26） 法轮功学员曹倍琴，被关押在女监五大队后，坚信大法，一直遭到非人的迫害，经常被关进禁闭监，经常通宵不让睡觉，不让去厕所间也不给她倒大小便，她在实在憋不住的情况下只能在废纸篓里解手，还骂她不讲卫生，强迫操练，整个笼子里经常听到恶犯和恶警对她的谩骂，一些恶犯在恶警的指示下，在监室里到处贴满了污蔑大法和大法创始人纸条，让她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走，不给洗澡，诬她不肯洗澡，在她绝食抗议期间再次被关入禁闭监，当时盛夏，她关在三楼禁闭监，（李玮聆关在二楼，刘成英关在四楼）在只有三平方米的小监房，将录音机开大音量，反复播放，进行精神迫害。她不认罪被关禁闭监、不配合邪恶（将番号卡扔了，邪恶没有找到）被关禁闭监、不接受奴役被关禁闭监、绝食抗议被关禁闭监，经常在开大会小会把她示众。
（27） 黄英，现年四十多岁， 二零零二年被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后。进入五大队。因抵制恶警迫害每天被罚站，从早晨起床后一直站到晚上12：00（其他的犯人都睡觉了）；38度高温还在太阳底下被罚暴晒。小腿和大腿一样粗，鞋子根本无法穿上；整个一个夏天不让洗澡；恶警教唆犯人许亚英殴打人。后来许亚英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功被减刑。当时主管恶警仇敏颖。
（28） 海金山区法轮功学员葛肖天屡遭迫害 葛肖天第一次被关押在金山区看守所时已怀有身孕，恶警不但不立即放人，关押数月后仍污判她3年牢狱，据说当时的金山区看守所所长因未能急时逼迫她做人工流产还被免去所长之职。哺乳期刚过，2005年恶警又迫不及待地将她投入上海凇江女子监狱五监区（专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增设）关押。
一入黑狱葛肖天就被关入禁闭室，威逼利诱，身体与精神双重摧残，使她过早的头发半白。因坚持炼功，屡被恶警郭卫华用电棍烫得大腿上多处凹陷；用皮带反绑，天天罚站，吃饭和睡觉也不松绑，手被绑得肿起来，喂饭的包夹犯故意慢喂，葛肖天只得在收碗前象狗一样去舔着吃两口，还要忍受包夹犯的谩骂与嘲笑。一次恰逢她来例假，床上都被污染也不给松绑。2007年出狱后她仍然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2009年又遭绑架，2010年又被非法劳教1年半，关押至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