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四·二五
大法的弘传，震撼着每个中国人，得者喜之，奔走相告，势不可挡。九九年迫害发生以前，全国从城市到农村，到处可见到法轮大法炼功点，路过的有缘人，闻声而来，纷纷走入了法轮大法的炼功点，沐浴在佛光中。就在这时，科学痞子何祚休抛出了一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天津法轮功学员为了澄清事实前往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得到消息的学员去了三百多人，遭到警察拳打、脚踢，四十五名学员被绑架。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国，学员们心往一处想，到国家信访局去反映情况，证实法轮大法好。
我和老伴（同修）都去了。到车站一看，哇！这么多人，都是去北京证实大法的，年龄、身份、阶层不等，相互见面，点头一笑，就象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有说有笑的上了火车，一到车厢里，马上静下来了。我环视一下周围的学员，那样的祥和，心中充满着喜悦。
走出北京火车站，往同一方向走的几乎是肩并肩，只听见脚步声，那种气氛现在回想起来犹如身临其境。不一会儿，我们随着去的方向找地方坐下了，是在中南海红墙对面（离门口不远，在一家住户的门口）。学员们不约而同的坐下，有的开始学法、背法，有的站在马路边排成队，跟警察讲我们为什么来这里。不一会儿，我换下了同修，站在队列里，我跟警察讲了法轮大法好。我说：“小伙子，炼吧。”（那时我已五十二岁了）他说：“炼。你们真文明。”我说：“这都是法轮大法好。”他说：“是。”便悠闲的在马路中抱着胳膊走来走去。
北京的学员做的更好、更辛苦。提着特大的塑料袋在我们中间收垃圾。我们自己刚用过的垃圾被学员收走了，一会儿又来一位收垃圾的学员，使我们的垃圾根本就没在自己手里存放的机会，自始至终我们坐的地方连一小片纸屑都没有。有时不小心掉在地上一小片，收垃圾的学员观察的那样仔细，马上告诉我们：“那边还有一小片垃圾。”我们马上捡起来扔進垃圾袋里。在当时的环境中没什么感受，现在回想来真是感人至深。
晚上八点多，住户的主人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有大暴雨，我们听后，一笑了之，很坦然的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找厕所的空闲，环视一下，哇！大街小巷都坐满了人，哪一个角落都是人，一片祥和，大家的心都溶于法中。晚上九点，来通知了，总理朱镕基对大家的要求有批示了，于是，我们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各奔他乡。
最后一列火车的时间是凌晨三点二十分，在候车室我们席地而坐，等候上车，这时已刮起了风，但不大，三点学员们陆续上了车，一瞬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大风夹杂着地上的杂物恕吼着，但车厢里一片井然。六点二十分下车后，雨几乎不下了，我和同修顺利到家。
迫害后，我们依然坚修大法
我和老伴修炼法轮大法后，时时处处按照师父说的去做，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打开了我们心里封尘已久的窗户，得到了想到的，解开了我们想知道而又不知道的许许多多不解之谜。每个有缘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所以，都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着大法，做一个好人。
然而，自从九九年“四•二五”以后，我们每天早上去炼功，有人干涉不让炼，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劣，炼完后都互相问：这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干涉起来了？
不看诽谤报道
九九年“七·二零”这天看午间新闻时，播音员说：“今天下午三点有重要新闻，请大家收看。”于是我们迫不及待的等呀等，打开电视一看，诽谤、诬蔑大法、指着师父的名字给师父造谣。我只看了几眼，一座大山堵在我的心上，另一座压在我头上，这突如其来的恶消息，使我的心一下子碎了，于是我大声喊：“我不看它，就是不看它。”全家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看看，在我极力坚持下，把电视关了。从那以后，只要电视一放诽谤大法的节目，我们马上关电视。儿子上大学放假回家，买回报纸，我一看有邪的东西，马上撕掉，决不让邪的东西毒害人。
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劣，大有天塌下来的感觉，昔日得法的喜悦心情一下子被恐怖笼罩着。全国的修炼者一下子剥夺了信仰自由，全国所有的宣传工具一边倒，造谣、诽谤大法。
跟监视我的人讲真相
在我们单位我最早修炼法轮功，我受益了，把大法传给了很多有缘人。迫害发生后，我便成了单位的“重点人物”。每天派人来监视我，出去跟着我。我说：“不行，我修真、善、忍没有错，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时时处处做一个好人，坚持打扫楼道卫生几年如一日，上班时管钱管物（当时没退休）一尘不染，炼功后有了好身体，不花药钱了，我才供得起儿子上大学，你们每天到我家来，看见我家这样的房间摆设，缝纫机当桌子，只有简单的床，别无所有。没炼功前，我每月三百多元工资，两百多元吃药，你们这也都知道。你说为什么不让我炼。”
他们说：“你这人不错，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是听上边的，不这样做，我们的饭碗也丢了。”我和他们说：“真、善、忍已存在我心里了，谁都干涉不了。”他们无奈的走了，却天天来，我就天天跟他们讲。这招儿不行又换一招儿，花钱雇人在警卫室暗地跟踪，这是后来有人告诉我的。当时我是那片的辅导员，在这恐怖的环境下，有缘人找我教她炼功，我刚一下楼，心想：我出去谁也看不到我，果然，我刚一出门往西走，恶人就往东找我。我不顾恶人的暗地跟踪，在师父的呵护下，一次次甩掉他们，教会了有缘人炼功。至今天，这位大法弟子在我们学法小组助师正法，面对面讲真相每天都讲十几个。
正念反迫害
无论我怎样给单位的人讲真相，单位的人还是配合当局把我的名字报到了“六一零”（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机构）。迫害更加升级了，要把我送到本地洗脑班。我说：“我不去，我没错，你们把我转化到哪儿？让好人转化什么？转到相反方向去吗？坚决不行。”他们连拖带拉把我带走了。抢走了师父的法像，一本《转法轮》。在洗脑班上，要给我们三个人（一个七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我五十多岁）办班。当时是农忙季节，让我们帮邻村的老乡晒麦粒，有三千多斤。我们不配合这种迫害。晚上让男恶警跟我们睡一房间，我们要换内衣他也不出去，我严厉的说：“你出去，你们这是流氓行为。”他灰溜溜的走了。
过了三天，陆续来了二十几位大法弟子。有一天，恶警说：“一会儿中央电视台来采访你们，问你们什么就说什么。”我一听，赶快到厕所发正念（当时每次上厕所，恶警就在外边跟着），我不顾这些，立掌发正念。结果电视台的人转了一圈走了。师父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進要旨》〈警言〉）法的威力又一次清除了邪恶的阴谋。师父的呵护，我坚定的正念，五十天后我回家了。
第二次我和老伴被绑架，是一位学员被绑架后说她的书是我给他们的（当时我们那片的学员都是我给他们请书）。警察抢走了我们的两本《转法轮》，把家里翻的一片狼藉。在拘留所让我们吃发霉的馒头，带泥的烂菜，屋子里老鼠来回跑。半个月后，见我们不放弃信仰又把我们关進洗脑班。在洗脑班，恶警打绝食的学员，把学员捆在树上，我们整体配合发正念，恶警现世现报，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得病，有的说活着没劲。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的正念反迫害，二十七天我们回家了。
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我们去证实法，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为保奥运，邪恶发传单，举报一个大法弟子奖励五千元），又被绑架了，我们的手机、MP3、两本《转法轮》、几份真相资料被抢走。在洗脑班，我们给警察讲真相，讲大法好。他们还是变着法儿的迫害我们，炎热的夏天，一百度的灯泡照着，晚上睡觉不让熄灯，吃的都是白水煮，上至七十多岁的老人，下至怀孕妇女都不放过。我们整体发正念，解体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他们对怀孕的大法弟子生活上有了点照顾。邪恶在表面形势上对修炼人的迫害，我们就要解体它。
在新环境中讲真相
师父讲：“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各地讲法七》〈二零零六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和老伴因为要帮子女带孩子，来到大城市，修炼环境也变了，真相资料没了我们写，不定期回家乡一次带回资料来发。大街贴，小巷贴，骑车、步行、乘车，从远处到近处，有人群的地方，我们能到的尽最大努力去做。发《九评》、小册子、真相光盘，送护身符，面对面讲真相。一次，我正在发材料，被商场的保安看见了，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正念一出，他们也没问我什么，说：“看你这么大年龄了，走吧。”我说：“你保护了我，功德无量。”他们笑了。老伴贴传单，被人发现，要打报警电话，老伴说：“我们做这个，是为了救人，不是为我们自己。”那人说：“你走吧。”那时我正在隐蔽处发正念呢。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回家了。
在师父的慈悲苦度，呵护下，我和老伴在这环境中稳健的走过了六个年头。我们要紧跟师父正法進程，讲真相救人，以法为师，走好最后、最关键、最神圣的每一步，跟师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