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其外的人间魔窟
天津双口劳教所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其外部看上去就象一个军营。二零零一年前后，这里有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八个班，九十六个床位，实际容纳一百五、六十人。没有床的只能睡地板。冬季阴面不供暖，几十人就睡在阴冷的监室里。由于阴暗潮湿，被关在这里的多数人都生了疥疮。苍蝇、蚊子终年不断，“四害”之一的臭虫在这里多得无法形容，夜里随便一抓，就能捻死几个。
法轮大法学员被关在二楼，终年不供水，平时大家都是到车间里去洗漱。每逢过年，一连几天不让大法学员下楼，喝生水都很困难，根本无法洗漱。可平时又有干不完的活，没时间洗，所以身上长了许多虱子。有一个学员在自己身上抓了一百多个虱子，学员戏称这里的“飞机（苍蝇蚊子）、坦克（臭虫虱子）狂轰滥炸。”
然而，监室的外观却伪装的很巧妙：床上铺的是雪白的床单，平平整整，绿色军被四棱见线，豆腐块样的毛巾、完全一样的牙膏牙刷整齐划一，但这些全是摆样子、应付上面来人检查的！根本就不允许学员使用；“规范”的作息时间表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这里只有“作”而没有“息”。
劳教所规定大法学员只准夜里十二点以后才允许抱被休息，实际大多数学员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三、四点钟，六点又被喊起来出工。更有甚者，干到天亮活都没有干完，连“放茅”（里面把入厕称为放茅）的时间都没有，周而复始。
为了从劳教的大法学员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恶警指使“人头”（即牢头狱霸，均是纹身刺字，如凶神恶煞，都是与某个队长有关系或是打起人来心狠手黑的家伙）给学员施压，完不成奴役劳动任务就对学员进行毒打，二中队中队长姚来春就堂而皇之的说：“臭劳教，一天睡两个小时就足够了。”“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小名叫劳教。”
二中队的指导员甄润仲经常恐吓学员：“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出了事儿，你去死也得给我顶。你死了，我给你花九十九块钱一烧，北仓（火葬场）我有熟人，不用排队，到那儿就烧，我给他一百，他得找我一块，这一块我还买一包方便面呢！”像这样威胁恐吓学员的事情，在劳教所极其平常，司空见惯。
大法学员遭受了无数的肉体和精神迫害。二中队副中队长何军经常对已经熬夜很多天的大法学员说：“怎么样？考虑考虑吧，把活收了，今天的活不用干了，去睡觉吧！”意思就是你只要考虑写悔过，就可以去睡觉。二中队的小队长李华经常在后半夜把干完活的学员找去进行所谓的“谈话”，其实就是不让学员睡觉，对大法学员进行折磨，妄图摧垮学员的意志，迫使“悔过”。学员们常无奈的开玩笑：“干吧，要相信政府，政府不会让我们干二十五个小时的。”在这里，“痛痛快快放个茅，甜甜美美睡一觉”竟成了奢望！
四中队指导员常建平曾在年底所谓“奖惩大会”上说“让学员们吃饱吃好！”而事实呢，大法学员每天只有五个拳头大小的馒头，早晚是黑的，中午稍白一点，而且馒头里经常出现老鼠屎！掺了自来水的稀饭，米粒屈指可数。菜是腐烂、发霉、变味的白菜，根本不洗，放在水里一煮就算了。因为根本吃不饱，一到半夜，大家都饿得没有了力气，然而劳教所却规定：凡是坚修大法不“转化”的学员一律不许购买方便面等食品。轮到“改善”伙食（只是吃大米饭而已，每人分到的米饭少得可怜，而这也只是一年中才有的几次）对大法学员来说，就是肯定要挨饿的日子！
在这样极其恶劣、充斥红色恐怖、无法无天的环境里，双口劳教所所长郑金东却恬不知耻地说：“这里的条件是最好的！”
跳梁小丑的一次大暴露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天津市劳教局的一个姓张的局长亲自坐镇，给四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开加期处理大会。劳教所所长郑金东在大会上吼道：“今天他们四个顽固分子（指被非法加期的周向阳、黄敏、李良、韩英四位大法弟子），有的虽没有到期，但是提前给他们加期，等你们都到日子了再加期，我们已经等不了了！劳教是有政策，加期最多只能加一年，告诉你们，加满一年你也走不了，褚继东不就是个例子吗？礼拜日（二零零一年九月九日）已经给他办了解教手续，但是他仍然走不了！就地给他办班，还不“转化”，就地逮捕，然后撤捕，再劳教三年，再加期一年，那就是四年。两次，你就看不到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了！我看你这一生有几个八年？我老了，退休了，我们还有年轻的，让你的一生就在这里度过！”（当时褚继东已被非法劳教三年，身处何处不详）
郑金东手指着那四名大法弟子，阴阳怪气、色厉内荏地说：“马上就给他们加期、调所，调到哪里，我这里不想说，反正是调到一个不如我们这里的地方，因为我们这里的条件是最好的！”他念完对四名学员的加期决定，就用嚎叫的警车把他们非法劫持了。
大会刚结束，大法学员李学红站起来高喊：“张局长，我要反映大法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话音未落，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叫于强，另一个不详）立刻将李学红摁倒，一大队郑某（指导员）马上指挥喊道：“把他嘴给堵上，腿摁伤了我负责！”而那个张姓局长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仰靠在椅子背上，把脸扭向了一边。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驻劳教所的岳某曾经在二零零零年年底减期大会上讲：“凡是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加期的我们都支持，凡是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减期的我们都批准！”
面对邪恶的残害，大法弟子岿然不动
在这个纳粹集中营式的人间地狱般的“部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里，恶警及打手们没日没夜、无休止的非人折磨、迫害大法弟子。他们利用学员奴役劳动时间，用最大音量反复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音，对学员进行精神摧残。学员不听，他们命令四个劳教人员手摁着大法学员的头，强迫学员听，并强迫学员背诵其中的内容，每天写“思想认识”，学员稍有不从，动辄就是打骂、电棒等肉体折磨。
一中队的楼上，长期有四个打手，其中一个叫平永利（外号小六）的多次说，“郑队说了，胳膊、腿打伤了没事，只要不打死就行。打悔过一个奖励我们20天！”话语中充满了血腥味。面对如此邪恶疯狂，大法弟子岿然不动，使得邪恶黔驴技穷。
以下是部份大法弟子的简单情况：
周向阳：曾遭受无数次的非人折磨。一次，某队长要用电棒电他，他一声不响，突然电流回走，那个恶警被电到了，电棒掉在地上摔碎了。周向阳拒写“悔过”，曾绝食8天半。恶警狠狠的毒打他，周向阳当场晕了过去，腿都直了。事后，连班里的“人头”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伸出大拇指说：“向阳是我大哥！”
李良：天津市河东区人，大学毕业，身体瘦小单薄，一介文弱书生。刚被挟持到劳教所时，被打成了血人，洗了三次脸还是满脸血污。进楼是被用棍棒打上去的，整个脸都变形了，以前认识他的人都认不出了。在劳教所两年多，受到各种刑罚。一次恶警何军胁迫他蹲在地上，脚踩着他的后背，用电棒电他。他一声不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的两个姐姐也因修炼大法被劳教。
韩英：天津市宝坻区农民，曾遭受无数的惨不忍睹的非人折磨。一次恶警魏巍（已调到蓟县劳教所）把他堵在水房里，一连打了六七十镐把，臀部被打得皮开肉绽。打完后问他写不写悔过书？韩英斩钉截铁的说：“就是不写！”韩英的妻子门会艳因坚持修炼被判刑四年；他的姐姐和嫂子也都因修大法被劳教，家里只留下一个五岁的女儿韩宇楠。
黄敏：长期被恶警罚熬夜，连看着他的劳教犯都熬不住了。一次黄敏打坐炼功，恶警发现后用电棒电他，黄敏依旧坦然不动！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黔驴技穷的劳教所将以上四名大法弟子非法挟持到天津市蓟县劳教所开山采石。在这前后，双口劳教所已陆续转走二十多名大法弟子，多数不知去向。八月二十六日，五中队的唐坚等学员开始绝食抗议，九月二十五日，一中队的张祥骏、王建会、童德山、高景义、李学红等学员陆续绝食抗议，后来发展到十二人，最后全体大法弟子集体绝食！
王世渊：天津大学博士生，山西人，多次遭受恶警及流氓打手的毒打和体罚。二零零一年十月的一天，恶警师光逼他写悔过，被王世渊拒绝。气急败坏的师光吼道：“今天你只有两条路，一是写悔过，二是吃我二十镐把”，最终文弱的王世渊被恶警师光狠狠地恶打了二十镐把。
刘琼：天津市东丽区人，不知挨了多少次的毒打。有个打手叫王洪生（是劳教所所长许长青的亲戚），劳教前是个屠夫，因为心狠手黑，大家背地里管他叫“屠夫”。王把刘琼狠狠地打了一顿，第二天还要继续再打，可是当刘琼被迫脱下裤子准备挨打时，“屠夫”竟再也下不去手了：刘琼的屁股早已被他打得皮开肉绽，令人惨不忍睹！
段凯扬：天津市大港区一名技术员，在单位里是业务骨干。打手们在毒打他的时候，他想起了童年时父亲打他的情景，事后他说：“孩提时老人家打我，和现在一比，那哪是打我呀？！”他的妹妹段津津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受尽非人折磨，绝食三次，第三次长达五十六天，曾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迫害。他的两个姨妈刘彩华、刘菊华各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北京关押时来例假，两天两夜不许穿衣服，鲜血染地；他的两个姑姑因为大法上访，一个被劳教，一个流离失所；他的表弟张伟也被劳教；他的父母被公安通缉，流离失所。
何军：在一中队遭无数次毒打，以至被打致残，脸被打得变了型，至今嘴不能完全张开，只能张开一公分。一名张姓警察见到何军扶着墙壁步履艰难的去厕所，让其脱下裤子，一看，遍体鳞伤，体无完肤。
黄礼乔：天津市河东区人，工程师。恶警王某整夜整夜的毒打他，连看管他的“人头”都伸出大拇指：“黄礼乔，好样的，硬汉子，就是不怕打！”
朱刚：天津人，工程师，原来健壮魁梧的他被折磨得已不成人样。一次，恶警魏巍和王某等一伙恶警用棉被把他裹住，用电棒电他。怕他出声，恶警又要堵他的嘴。朱刚淡淡地说：“不要堵我的嘴，我不出声！”
朱刚的岳父老孟原在天津市委党校工作，因坚修大法，偌大的年纪，也遭受了无数的罪。
唐坚：在五中队时，恶警王某打他的嘴巴，足足打了一百分钟，是一个值夜班的劳教犯孟某给暗自计时的。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劳教所召开所谓例行的半年总结大会。每次这样的大会，恶警们都要恶毒的污蔑大法，唐坚坚决不参加。恶警们就用透明胶条将唐坚五花大绑，把腿用胶条粘住，又用胶条封住嘴，脸朝地趴在礼堂门口，一直到大会结束。当年九月十三日，在有劳教局局长张某亲自坐镇的给四名大法弟子加期处理大会上，他们又用这一方法将唐坚粘住，趴置在礼堂。唐坚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绝食，韩亚德也随后开始绝食。
王建会：天津市蓟县人，二十六岁，农民。在三中队时，中队挖空心思，想利用亲情麻痹他的思想，瓦解他的意志，动摇他的信念。他爱人来看望他，劳教所教唆他爱人要软硬兼施，并安排住宿。王建会给她讲了自己在劳教所所承受的非人折磨、种种迫害、所吃的苦难。他说：“我来这几个月，挨了一辈子都没挨过的打，它们把我打得实在受不了了，曾经想一死了之，就这样我都没有写悔过，你来了，我就写了吗？”他爱人听完，一头扑在他的怀里，再也没说一句话，只是一个劲的痛哭。在王建会绝食期间，劳教所叫来了他的家人。他母亲跪在地上央求他吃饭。王建会说：“我吃饭你们就放心吗？我在这里边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危险，每一分钟都在遭受迫害，我吃了饭，你们就能放心吗？”他母亲听后想了想，站了起来，再也不劝儿子了。据王建会讲，他在准备用生命捍卫大法前，把自己遭受的所有的迫害、施恶的凶手、时间、地点都详细地记录下来，交给一个可靠的劳教学员，让他在自己死后把真相揭露出来。其中记有恶警王政、施光、张东昌以及打手马涛、“卢六儿”等等的罪恶行径。在所谓的百日强制转化期间，他们把各中队大法学员集中起来搞军训，四个普教看一个大法学员，强行洗脑。一中队副中队长杨俊远在强制学员看污蔑大法录像时恶狠狠的说：“你不看，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王建会听了立即站起来说：“抠眼珠子先扣我！”恶警杨俊远立即指使打手毒打王建会，说：“拿棍子去，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刘忠林：天津市静海县人，农民，我们不说他所遭受的种种毒打，只说他爱人去世前，家属到劳教所来要求他们夫妻见上最后一面。可是劳教所害怕刘忠林回家后再去北京上访，硬是不准前往。他的爱人最终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
杨江山：南开大学毕业生，被迫害前从事基因研究工作。在二中队，同样遭受了种种迫害。有一次，他的母亲给他送来被褥和衣服，可是他自己却一无所得，都被“门墩儿”于新（经过走关系，专门看守车间大门的犯人）抢劫去了。此事后来被探望杨江山的南开大学教授和他的家属知悉。
李文起：天津市塘沽区人。二零零一年六月，即所谓的“百日强制转化”期间，屡遭毒打迫害，结果被打成了“植物人”，不会说话，不能走路，其家人连连上告，结果只轻描淡写的对主要恶警王政作了停止工作、保留公职、以观后效的处理。
杨洪：天津大学毕业生，曾出国到日本，在即将到德国前被非法抓捕。他人高马大，恶警们便针对他的饭量大来对他进行迫害，不让他吃饱，使他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班里的劳教犯受中队指使，写上纸条，不许他吃剩下的食物。
宋之山：天津市宁河县农民。所谓“百日强制转化”期间，他们强制他踢“正步”，一个姿势要坚持四十五分钟，稍微一动就对他进行毒打。逼他在太阳下暴晒，人被折磨得又黑又瘦。
胡沛友：天津市宁河县农民，一次，恶警何军用电棒狠狠电他。之后，胡沛友的脖子开始腐烂，以至长时间不能转动。
以上所述大法弟子的案例，仅仅是早期被非法关押在双口劳教所的大法弟子遭受迫害中的一些代表。这些大法学员都被多次调队，每次调队都要经受一番非人的折磨。尽管这只不过是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事例中的庞大冰山一角，但却足以看出双口劳教所的邪恶。在学员们绝食十几天的时候，恶警们命令劳教犯强行将大法学员抬到车间，叫嚷：“你不干，在这坐着也得坐着。”
这就是隐藏在中共阳光下的罪恶，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叫喊的“关心、爱心、耐心”，这就是他们的“教育、感化、挽救”！正是他们的这些“关心、爱心、耐心”和“教育、感化、挽救”，才使千千万万大法学员的家庭遭受到前所未破坏和伤害，才使许许多多的家庭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在此，正告那些恶人恶警：赶快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对大法学员的迫害！“善恶必报”是天理，望你觉醒，分清是非、善恶，为了你和你的家庭，为了你身后的世世代代，不要再追随恶党对大法和大法学员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