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中写到，柳志梅被关押和判刑之后，没有因为酷刑折磨而放弃信仰，却因为听信了让她复学的谎言而被“转化”，并一门心思复习功课，准备回到清华继续上学，但是三年都没有让她回去，因此她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在她出狱的时候，她又被注射毒针，最后精神失常，失去了记忆。但是，当柳志梅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年龄的时候，有一天她却在墙上写下了“清华大学”四个字。

我想到了我上清华大学时感受到的那种荣耀。我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两个同学穿着背后写着清华大学××系的T恤衫出去，回来以后她们说，每个从她们身后骑车过去的人都要回头看她们一眼。如果别人知道了我是清华的，夸奖的话马上就出来了，有时候多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应对。我也看到，来自外地农村的学生，他们当地的父老乡亲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期望，赞扬他们的话语比我们这些北京的学生来说，更要多出很多很多倍。在他们的眼里，上了清华的孩子那真的是跳过了龙门的鲤鱼，一个个都是金龙金凤。每个清华学生心里都会有一种荣耀感，这种荣耀感在人中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也可以成为人努力向上的动力，但是在修炼中就是极其危险的。

当时我上清华大学的时候，我对这一切赞誉和羡慕虽然在嘴里谦虚着，但是心里是非常受用的，觉得能上清华是自己千辛万苦考来的，当然有理由享受一下了。这种荣耀感自然也让我对清华大学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在修炼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己把这些东西修下去很多了，因为一来，从法理上知道了，人的命天注定，我能上清华，也就是这么安排的；二来，在国外，没有什么人知道清华大学；三来，我看到国外大学的教学质量的确比清华好，比如有意识培养学生的能力，这都是清华无法相比的，所以清华大学在我自己心里的份量也不象以前那么重了；四来，我离开了以前的专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人在乎我以前学的什么、在哪里学的。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我发现，我在上学期间形成的，尤其是上大学时得以加强的一些思维定式还是存在的，比如在清华那种人人拔尖的地方，心里的那种争斗和比较是很多的。表现在我身上，就是如果自己能力强，学得快，就觉得别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心里抱怨。看到谁很能干，做了很多证实法的事情，心里就觉得这个人修得很好，甚至佩服他。

甚至在鼓励别人的时候，我都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比如有时候我没有从对方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去鼓励对方达到一个对他来说太高的目标，而且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觉得没问题，肯定能做到。当然从法理上讲，“难行能行”（《转法轮》），去尝试做看上去做不到的事情，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实践中，还要“善”，我理解，就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而这就是我当时所欠缺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只是把上面的这些执着心当作单独的执着心一个一个的去，好象去的很辛苦，总是在反复，后来我意识到，这些执着心的根源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在中国的十几年的上学过程中，尤其是在清华大学时积累下来的“精英意识”。看上去我是在佩服别人能力强，其实是因为那个人符合了我的“精英意识”的观念，看上去我抱怨别人能力不强，其实是因为他不符合我的“精英意识”的观念。说到底，还是一个执着自我的问题，在衡量人和事物的时候，不自觉的把这种“精英意识”放在了“真、善、忍”之上。

我看到柳志梅被迫害的故事后，我在想，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是不是我还是有这种“精英意识”？我想到，最近一段时间我和一个“脑子比较慢”的学员合作，催不得，急不得，让我有时候如坐针毡，心里有时还在想，干脆找另外一个人一起做吧，谁不比她做的好啊！但是又知道这是在逃避，所以就一直忍着，还觉得自己忍的不错呢，其实执着的根子并没有找到。

结果对方好象真的是越做越差，后来我向内找，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精英意识”，改了一些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对方不用催就把一些事情做了，而且还挺细心。

这篇文章因为时间问题，我是分两次写完的，写前半部份的时候，我已经更加明确的认识到了这个执著，当我写了前一部份之后，我们有一次在一起聊天，对方交流了一些对她的修炼路上过的一些关的很深刻的看法，让我惊觉，她根本就不是我以前看到的那么“脑子慢”。以前我的双眼被执着盖住了。

我悟到，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同，所以都会有一些特定方面的执着，但是又都会在另外一些特定方面执着比较少，作为修炼人，我不能把别人的短处和自己的长处比，最好是什么都不比，不管对方有什么长处和短处。就是把精力集中在向内找，去掉自己的执着上，这样最后才能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