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遭迫害

九九年“七二零”邪党铺天盖地迫害大法，当天我和同修去省政府上访，看到全副武装的武警部队和公安警察手拿盾牌、警棍把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围在省政府大道两边，有几辆大客车停在路边，他们就开始往车上拽人，连拉带打，当时很混乱，把所有在省政府门前的法轮功学员拽上车，送到了哈尔滨八区体育馆，强行听中央广播歪曲、诽谤、造谣、诬陷法轮功的邪说。之后依兰县宣传部刘月玲等人将我们去省城的法轮功学员劫持到依兰县公安局（每人收车费50元），继续看诽谤大法和师尊的电视。在公安局，局长赵世晶、副局长张焕友亲自参与迫害去省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被拘禁了七天，强行让每人写“保证书”、交一本《转法轮》才能回家。

2000年1月6日我和同修去北京上访，北京信访局成了公开抓人的场所， 各地区的公安人员每天在那劫持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我和同修被劫持到哈尔滨驻北京办事处，软禁在一个房间里，有警察看着不许说话。后又被依兰县城南派出所警察带到驻北京依兰办事处，让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钱交出来，不然就搜身，被驻京办姓程的收去所有的钱（上千元钱）。2000年1月8日由依兰县公安局和依兰县城南派出所的警察把我们俩人戴一个手铐，一路上不许上厕所、喝水、吃饭，把我们非法拘禁在依兰县第二看守所，我们在里面看书、炼功都遭到以所长郑军、副所长林忠、王宇涛和所有管教的迫害。我们在里面吃的是玉米面窝头（里面有条扫籽、煤渣等），喝的是没有油的冻白菜汤（里面有树叶、草棍等，汤底下一层泥沙）。早晨吃完饭到外面背雪、运煤渣。中午不许吃饭到下午4点多钟才允许进号吃饭，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

在依兰县第二看守所遭野蛮灌食

2000年6月20日我去市场买菜，在路上碰到了来找我的片警刘星涛，他说找我有点事，想了解一下情况，我被他骗到了城南派出所，我才知道是依兰县三道岗派出所两个警察问经文是不是我给送去的，我没有回答，他们说谁谁说你给的。就这样把我送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龙德清又问我经文是哪来的，我也没回答他，不回答就被他们拘禁到依兰县第二看守所，我在那里绝食反迫害，绝食到第八天，他们开始给我灌食，他们四、五个刑事犯和副所长林忠野蛮的把我铐到刑椅上，一个刑事犯拽我头发把脖子卡在刑椅上，另两个刑事犯按胳膊，一个刑事犯捏鼻子，使我喘不过气来，迫使我张开嘴，另一个刑事犯用装满浓盐水的矿泉水瓶野蛮地插进我的嘴里，一刻不停地灌，几乎令我窒息，当时的痛苦真是用语言无法形容。

在非法拘禁期间，我孩子（大法弟子）也去北京上访，也被拘禁在依兰县第二看守所，县人大主任张秉和（邪党搞的所谓什么“五连保”，我由县人大主任张秉和、粮食局长、单位厂长、和一位职工，还有我丈夫作担保）到看守所为了达到让我们母子放弃修炼的目地，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说：我若继续修炼法轮功就会影响到我丈夫的工作（因他在检察院上班，又是一名中层干部）。孩子在非法拘禁期间被他所在单位哈尔滨哈同公路高路局开除公职（孩子是大学毕业分配的），在这巨大的打击迫害压力下，我丈夫因承受不住，到看守所提出与我离婚。

遭绑架抄家

2000年我单位换了几茬领导班子，邪党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来我家骚扰，有一次我没在家，当时孩子在家，他们把《转法轮》拿走了，我回来听说后就到单位要书，他们说交上去了，是单位书记胡元志领人去的。还有一次在2004年4月，我在大连伺候月子（大儿媳妇生孩子），单位刘姓主任和书记魏洪范数次追到大连骚扰我。

2000年7月一天，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城南派出所警察非法翻墙入室，抢走我家里的师尊法像、大法书，我去派出所和他们要，他们不但不给，还让我给他们所收的物品上签字，我说看看都写的什么物品，我拿来就塞到嘴里吃了，他们威胁、恐吓要拘禁我，我就想你们动不了我，我师父说了算，后来单位领导来把我接回家。

2001年12月29日我和同修下乡做真相资料，被幸福村农民构陷，被依兰县团山子乡派出所所长张焕友和一名警察伙同依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韩云杰（已遭恶报死亡）等人劫持到依兰县宾馆提审，当时提审我的是一名姓郑的警察，他所提的问题我没有回答，最后他说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说你都知道还问我什么，我就向他讲真相，他所提出的疑问我都给予解答，后来他说好就在家炼吧，他就出去了。还有一个警察当时可能睡着了，我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脱了，当时是早上4、5点钟，大道上没有人两边都是门市房，我就跑到县人民医院（当时宾馆在医院旁边），他们也到医院来搜我，但没找到我，医院刚上班我赶紧出去打了辆出租车，刚要上车，被警察发现了，把我又带回宾馆，城南派出所所长苏南和片警刘星涛还有俩人把我带到派出所写了拘禁票子，到我家非法搜东西，他们有指导员孙辉、片警刘星涛、女户籍员和一名警察，刘星涛把我按在沙发上不许动，他们找到两盘讲真相磁带和师父法像，在他们没注意的情况下，我跑到厨房拿出菜刀按到手腕上（编注：请同修在反迫害时不要有过激的举动，这样做不符合大法法理）大喝一声：把所有拿我的东西放下，他们被震住了，指导员孙辉说：放下，放下，我们走，我们走，他们灰溜溜地跑出去开车走了。我又一次走脱了。我走后，他们又非法翻墙入室，在我家吃、喝、住蹲了一天一宿，想蹲坑非法抓捕其他同修，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流离失所在外一个多月，在同修家住，他家很困难，我当时经济上也很窘迫，不想在同修家呆了，就回家了，回家第二天晚上在同修家学法，碰上片警去同修家绑架他的姑娘和姑爷，正好我在场，就这样我又被绑架了，绑架到派出所，看到片警刘星涛又跟他要书，他说我给你书，照我头部就是两拳，猛踢我右肋一脚，踢得我当时就喘不上气起来（可能肋骨踢断了），也动不了了，送到依兰县第二看守所二十多天才敢动，那一次我们俩人被劳教，一名大法弟子被韩云杰迫害死，还有一对夫妻被迫害流离失所。

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备受折磨

2002年3月，我被非法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当天就安排到万家劳教所招待所，专有邪悟包夹的人，一人一个房间由邪悟的做所谓的“转化”工作，一个不行就多人围攻，软硬兼施，一看都不行，一周后就把我送到万家劳教所十二大队，吃饭报数，做操，我都一律不配合，管教就用条帚、棍子打、体罚。最后一看改变不了我，就绑架到万家劳教所严管七大队，到了严管七大队，我们集体学法、发正念，恶警发现就让刑事犯来拽我们，不行就打，管教看到这种暴行也不管。管教刘影也参与打我们，用厕所的拖布往同修嘴里塞，有一次孟宪芝管教用棍子把我腿打得成紫黑色，用拖布沾尿往我们的床上，被子上淋尿，晚上睡觉不许上厕所。在万家劳教所我们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2002年新调过来的队长张波让我们干奴工，我们不配合。就在七月份万家劳教所把男管教调进七大队，伙同女管教进一步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开始戴标签、吃饭报数、背所规、所纪，还有什么四十条等歪理邪说。不配合的就坐刑椅、电棍电、上大挂、进小号、蹲、罚站等。我不背就被送进小号上大挂，男管教石磊，还有男队的队长姓周，先把我双手戴上手铐，用绳子把我吊的脚离开地面，之后用手拽我脖领子往墙上撞，左右摇晃（象荡秋千一样），手铐卡进肉里，用电棍电我脖子、手背、脚心，能有一个多小时。我当时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我的手腕因上大挂，手铐勒得一直回家后还不太好使。

2002年9月下旬，我又被转到三楼集训队，恶警赵余庆为了得奖金，不遗余力施用酷刑迫害大法学员，强迫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不然就酷刑迫害：上大挂、电棍电、用凉水往身上泼，每天强迫看诽谤大法的电视。在当时许多同修身上都长了脓包疥，他们就用带齿的勺刮。我的手腕上也长了一个脓包芥，他们就用带齿的勺刮，刮得血直往外窜，地上淌了一大片血，我当时就被吓昏了，他们硬把我拽到卫生间，用凉水冲，有半个多小时血还是没有止住，他们说可能刮到血管了，就用纱布缠住血还是往外出，后来才止住。他们就这样残酷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

2003年在三楼集训队强化诽谤大法搞宣誓，每天早、晚各宣誓一遍，不张嘴或口型不对就要体罚，上大挂、坐刑椅。每天码小凳，眼睛不能离开电视，刑事犯和管教看着，如有不配合的就遭到残酷迫害。他们定的四十条我们四十多人都不配合，被罚蹲、不许上厕所两天（晚上后半夜2点，才让上床休息，早上4点就开始蹲），这样的迫害有数次。

2003年3月份三楼留下的都是近期回家的同修，我又和同修回到七大队开始做奴工，每天做拖鞋、挑有次点的白布补织、挑白瓜子，从早上6点到晚上11—12点左右，才允许睡觉。老年同修也跟着扛白布大包，上面来检查的就把干活的东西藏起来，让我们到活动室码小凳。有的老年同修身体状态不好，也不许上床休息，只能在工作间的水泥地上坐着，不许躺着，就这样大法弟子在万家劳教所遭受着惨无人道的迫害。

十年来的残酷迫害，给我及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大儿子失去了工作，丈夫和我离婚，他的家人不理解，他把一切怨恨都发泄在我身上。在他的家庭中姐姐、姐夫和他都是领导班子的人，常人把权势都看得很重，他们不修炼我能理解。大儿子没被开除前，也是要提干部了，造成这个局面对他们来说打击太大了。当时亲朋好友都不理解，所以对我有很大怨恨。但我不怨恨所有不理解我的亲朋好友和他的亲人，和伤害过我的警察。愿他们都能早日明白真相，万古机缘都别错过，大法慈悲都在给每个生命的机会，愿他们都能选个好的未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