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前身患多种疾病，包括高血压、颈椎病等等，经常看病打针、吃药，花了不少钱，病也没治好，身体受病痛折磨，活的很苦、很累，在无望的痛苦中挣扎着。一天，我的同事看我身体不好，介绍我炼法轮功。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炼功，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曾经困扰我多年的许多疾病都不治而愈，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经常参加集体学法炼功，身心在大法中熔炼着，感受到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是多么的幸福美好。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中共开始对法轮大法疯狂的迫害，开动所有的宣传工具，诬陷大法及师父，感觉就象天塌了一样，我想师父是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我炼功后身体健康了，是大法让我重获新生。现在大法及师父遭受不白之冤，作为大法弟子应该维护大法，告诉人们真相，尽到一个大法弟子的本份。我和同修商量要向政府讲真相。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第一次上北京到天安门证实法，走到天安门广场时被北京公安人员抓走，他们把我们大法弟子集中关在一起，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的大法弟子。北京警察将我们交给武汉驻京的警察，在返回武汉途中我们上访的大法弟子都是戴着手铐回武汉的，回武汉后他们把我们关进“二支沟拘留所”十五天，每天被强迫干活十四个小时，做电池，到满十五天的晚上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元月份，汉光派出所以找我谈话为由，把我骗到“二道棚洗脑班”关押半年，后向我家人勒索一万元钱，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和同修第二次到北京上访，当时我们带着上访信，本想到信访局去上访。途中上访信被北京警察收走了，没去成，我们就到天安门广场证实法，当时我们喊口号‘法轮大法好’。被北京警察劫持，把我们交到驻京武汉警察。

我们当地汉光派出所派人到北京把我们带回武汉，我们是坐飞机回武汉的，到武汉时是晚上，他们想到机场公安局去拿手铐把我们铐上，可是他们已下班没拿到。第二天把我关在“东西湖看守所”，三十天后又把我送到“二道棚洗脑班”。之后我又被送到‘东西湖看守所’关押三十天。在这期间，我不配合看守所的一切要求、命令、指使，被邪恶之徒折磨，双手向后背铐着，吃、睡都不能自理，晚上睡觉都不打开手铐，戴着手铐睡，一直到满三十天才打开。

之后他们又将我送到洗脑班迫害。在洗脑班我还是不配合他们，他们就把我们四个人分别关在地下室，每个房间都是安装的铁门，吃、睡、厕所都在小房间里，中共把洗脑班办成了行“私刑”的黑监狱。有三个转化人员把我关在房间打我。有一次，一个大个子的女人打完我后，象扔东西一样，把我往房间里一扔，我的腰痛了半个月。她们还用烟头烧我的手。我们不配合她们，我不放弃信仰、不写三书，她们就用各种手段折磨我们，什么坏事都干。

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我又多次遭受恶人迫害，当时派出所、居委会人员不断骚扰我和家人，我还被监视居住，他们还利用不明真相的家人对我看管、监视，使我失去了人身自由。

中共邪党对我们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完全都是违法的，手段之残忍，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史无前例，我所遭受的迫害只是千万个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