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认为，这场迫害的严重程度是人类的一个人权灾难，这么大规模的人群，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体系的压制下发生的，应该让国际社会更多的知道。国际社会那些呼声能起很大的作用。

赵明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八八级学生，曾任清华大学紫光集团计算机网络中心项目经理。一九九九年三月进入爱尔兰都柏林三圣学院计算机系攻读硕士学位，同年圣诞节期间返回中国大陆，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法轮功的无理镇压，但却遭非法拘押。二零零零年五月被非法劳教一年，囚禁在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教所，期满后又被非法延期十个月。赵明在狱中经常遭到毒打、电刑、强体力劳动等虐待，并被施以洗脑等种种精神折磨，被逼迫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和强大压力下，赵明于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获释，现今居住在爱尔兰。

柳志梅事件背景：

二零零一年三月，柳志梅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学校开除；随后在北京被恶警绑架、非法判刑十二年，转至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曾一度被迫害致精神失常。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临出狱前，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回家的第三天，药力开始发作，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失去了记忆。目前柳志梅已出狱一年多，仍未好转。

一位清华校友说，当年的柳志梅是“一个非常纯真善良的小姑娘”，活泼、开朗。一位在九九年七月以后与她相识的功友说，柳志梅为人谦虚，从不显耀自己，纯真却又很有主见。

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美丽善良的女孩子，当初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从山东农村被保送到北京的清华大学，曾令很多人羡慕。就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被赶出校园和被恶警绑架，从北京看守所的毒打酷刑到山东女子监狱的洗脑转化，承受了无数非人折磨。最后还遭到山东女子监狱注射毒针以封其口。

以下是记者的采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赵明先生，您好。能不能请您谈谈当得知同为清华学子的柳志梅被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遭到狱方毒针注射致疯的事情，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赵明（以下简称赵）：（很艰难地说）这些都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中国没有媒体的自由，警察什么都敢干。而且现在到了背地里非常邪恶的程度，我觉得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有这样的事。

我记得小时候有个日本电影《追捕》，把好好的人弄到精神病院去折磨，用药物摧毁人的精神。这些事情现在柳志梅不仅仅是经历了，整个的身体状况完全被毁了（吸气，停顿），这个比杀人还邪恶，太邪恶了。

记：您认识柳志梅吗？

赵：柳志梅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在清华大学的炼功点炼功。我当时在清华紫光集团计算机网络中心工作，也到炼功点炼功，所以当时就认识了柳志梅，但是不熟，印象不深。后来我就出国到了爱尔兰。柳志梅被非法判刑时，我正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所以她后来的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了。

记：您自己有没有经历过注射药物的摧残？

赵：当时他们明面上没有对我实行药物摧残。因为那时候他们非常猖狂，不需要使用这种隐蔽的方式对付我。当时他们主要是使用酷刑和殴打，没有以药物的方式为主。但是食物中肯定是有问题的。

修炼之前我的胃不好，有胃溃疡，通过修炼全都好了，吃什么都香，也吃得特快。在劳教所里感到，吃了那里的饭，感到胃很难受，老往外翻，吃了就吐，觉得特恶心，那些食物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些事情跟他们对我实行的酷刑来比，都不算什么，所以我也没太在意。

记：能谈谈您本人在劳教所里的经历吗？

赵：我被关在里面的时候，同室有十六个犯人，人人都必须打我，谁要是不打我，就可能被牢头打，谁也不敢不打。当时我被打得浑身黑紫，有两个星期几乎走不了路。

后来，比较常用的方式是不让睡觉，让犯人看着，一打盹就给弄醒。这种方式非常慢，但是非常消磨人的意志，他们不让你昏过去，如果人长时间不让睡觉，人就会失去知觉。他们还不让你失去知觉，而是让睡一会儿，然后再来折磨你。

再有一种方式，就是叫一帮警察，来绑住你，然后用电棍击，那个滋味是很苦的。受到这么多的折磨，有的人就精神失常了。当时我们那里就有两个法轮功学员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了。

记：柳志梅遭狱方注射毒针封口这件事，说明警察在做坏事的时候，不敢明目张胆了，您认为为什么他们现在不敢像前几年一样公开实行他们的罪恶了。

赵：是这样的，我想起来了，我刚从劳教所里出来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头昏脑涨，整天极其难受。他们没有对我用直接的注射方式，因为我也没有病，而且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他们对我不可能像对柳志梅那样去注射什么东西，但我出来的时候，食物中肯定是有问题的。

记：大概出来第几天时出现这种症状？

赵：我刚从劳教教所里出来的时候，一直是头昏脑胀的，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星期。我在家没有呆多长时间，就到爱尔兰来了。刚从劳教所回到家时的那几天，基本上都是头昏脑胀的。

所以我就想起来了，他们是很惧怕罪行曝光的。因为毕竟这些迫害人、酷刑折磨和非法监禁都是违法的事情，一旦法轮功的事情翻案了，他们显然都得负责任。我想他们心里是清楚这一点的。

迫害法轮功的最高峰，二零零一年、零二年时，从上到下，谁迫害法轮功谁升官，当时政治局谁跟江××迫害法轮功跟得紧，谁就能进中央。当时一些省的书记，谁跟得紧，谁就能得到提拔，比方说李长春、黄菊等人。下面的警察也是那么一种情况，谁敢对法轮功施酷刑，谁敢违法，按照中央的指示折磨法轮功，谁就能当上大队长，谁就能多拿奖金，所以当时在劳教所里的警察非常疯狂。

另一方面国际上对我的关注，也有一些警察零星的跟我提起过，有一些稍微有点理智的，就不跟着干，也跟我说过，国际上有很多信寄到劳教所，是给我的。也有这样的，说：“赵明，我可没动过你呀。”想洗清自己的，这是明白的。但是更多的被利用的是那些想升官发财的。每次国际上有什么呼声、有什么调查时，他们就收敛一点，或抛出几个警察作为替罪羊，做点姿态。但他们内部也都清楚，迫害法轮功的精神是没有改变，还是酷刑不断。

现在中国社会是越来越明显了，中共本身也面临着灭亡这个问题，比起和二零零一年，中共已经是回落了，它的资金、整体的形势都回落了，政法委手中沾的血太多，怕失去权力，怕负担法律责任，不敢停止迫害。一旦迫害法轮功这件事停止了，他们就面临着审判。

最近发生的西班牙、阿根廷法庭作出的对江××等人的起诉和逮捕令的事情，这些情况够这些恶官、恶警们提心吊胆的。这种完全无人性的事，就象是用毒针对待柳志梅这样的处理，将来在历史中都会有记载，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事情。未来，法律一定会给予公正判断。

记：您刚才提到的国际社会的呼吁和施压，对当时在劳教所的您的处境有很大改善，最终促成了你的被释放。你是否认为像发生在柳志梅身上这样的恶性案件，要继续让国际社会关注，这样才能达到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的目的。

赵：这场迫害的严重程度是人类的一个人权灾难，这么大规模的人群，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体系的压制下发生的，应该让国际社会更多的知道这些。实际上，那些国际上的呼声能起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