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大法学员张玉琴。一九九七年年末有幸开始修炼，修炼后身心受益匪浅，身上的疾病一扫而光。法轮大法的法理唤醒了我迷茫的人生，这就是我人生要寻找的目标。我处处以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家庭也和睦了，邻居和同事之间相处的很融洽，师父让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我把方便让给别人，不计较个人得失，邻居们都向我家投入了羡慕的目光，都说：“炼法轮功的人真好”，法轮大法能改变人。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动用所有的舆论工具，诬蔑师父、诬蔑大法。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受益者，我要为师父和大法讨个公道，行使公民应有的权利，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对国家、社会和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为什么就不让我们炼呢？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与丈夫带上六岁的女儿，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走到天津被劫持到一个俱乐部，下午被当地公安分局劫持回七台河。回家后，我丈夫仅有的每月一百六十多元的所谓的“下岗费”被扣押。我在饭店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只有八元钱，十月的一天我正在工作，突然街道主任领桃山区书记等五六个人闯入屋内威胁恐吓我写保证，说不写就拘留。老板很害怕当时就把我解雇了，我说：“你们也太不讲理了，我炼功妨碍你们什么了，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坚持不写，他们没办法只好找台阶下，其中一个年龄大一点的说，我认识你父亲，我们是老同事，我不忍心把老同事的孩子带走，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考虑，我们明天再来。后来街道、单位和派出所多次上门骚扰。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和丈夫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给世人讲大法的真相，又被绑架到前门公安分局进行迫害，因为那天去北京反映法轮大法真相的人太多，警察把我们又强行转到石景山体育场。那天非常热，气温高达四十多度，警察把我们关押在操场上，在烈日的曝晒下不给水，上厕所也有人看管。第二天晚上我被送到密云县看守所，进了看守所，我们被带进了一个小院，小院四周站满了武警，武警每人手中拿一条皮带，气势非常吓人，我们每个人必须经过一个门口，警察对我们一一审问住址和姓名，我被带进一个房间，警察问我住址和姓名我开始没有说，后来他说你来上访什么也不说我怎么向上面反映呀？我说；第一；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第二；我们要求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合理的学法和炼功环境。他把我说的话记在了本上。

警察问我住址和姓名，说了放你回家，不说把你弄死谁都不知道，当时已是深夜，我起了怕心说出了住址和姓名。然后把我关进号里，第五天我又被送到七台河驻京办事处，非法关押在地下室，两天后被骗回七台河，关押在第一看守所。

在七台河第一看守所关押期间，公安局和桃南派出所警察好几次审讯连打带骂，看守所里让背监规，不背监规就让犯人打骂，他们知道我家生活条件不好，看守所里每天两个窝窝头和两碗盐水上面漂了几个菜叶要收十五元钱伙食费。大概是“六一零”人员要我配合他们，让电视台给我录像，让我说出诬陷师父和大法的话，免收伙食费还能立刻放我回家。我说我炼功后受益匪浅，只因上访被关押在这里，给我家人造成伤害，老人和孩子无人照顾。我不能说出违背良心的话，他们气急败坏，说我顽固不化把我押进看守所。我被拘奴役三个月后，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借了1350元钱交给看守所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三年我市很多同修被绑架迫害，我和丈夫也被绑架。那是二零零三年四月九日下午，我丈夫和另一个同修在单位房子上修房子，被桃南派出所警察以查户口名义，将他们绑架到桃南派出所，然后又到我家抄家，抄走了几本大法书籍和几本炼功带，我父亲阻止他们抄家，体弱多病的父亲被抓入警车。父亲经过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的恐吓下，无奈把他们带到我干活地方。我被绑架到桃南派出所，第二天被送进拘留所。两天后我被他们又送到七台河市公安局非法审讯一天，到晚间九点又送往拘留所，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我和丈夫又被迫缴纳五百五十元钱生活费才放回家。

二零零八年二月份到三月份，共产邪党以“奥运”为借口，又迫害无辜的大法弟子。我身边大法学员有的被绑架，桃山公安分局和街道主任到我家来骚扰，我被迫离家出走，在外流离失所一个多月。后来不得不搬了家。

二零零九年三、四月份，中共邪党以六十年大庆为由，七台河市公安局又搞所谓“百日会战”，我市又有同修被绑架，国安特务还到我住的地方骚扰，骚扰我的亲戚和朋友。为了避免遭迫害我再次搬家。

我只是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上访是公民应有的权利。真心的希望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早日明辨是非，不要执法犯法，不要做中共邪党的替罪羊，中共解体是天意，愿每个人都看一看《九评共产党》，真正的了解共产邪党的历史和今天，早日退出共产邪党的一切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