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中共对我们家的迫害也是逐步升级。开始迫害时，二姐夫在当地市交警大队上班。由于二姐修炼，交警大队队长邢少祥经常给姐夫施压、恐吓姐夫。如果姐上北京就不许他再上班。在所谓的“敏感日”，就派几个交警到他家24小时看守。交警为了让姐放弃修炼就挑动姐夫与二姐离婚。我姐夫心地善良人缘好，对大法也了解。二姐下岗没有工作，两个孩子上学，只靠姐夫一人养活一家人。所以对于恶人的无理要求，也是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身心受到伤害。2002年8月的一天，在上班的路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当时年仅四十二岁。留下了两个孩子和年迈的母亲。

二姐的大儿子那年正要考大学。由于父亲去世，为了家里的生活，姐不想让儿子上大学，提出叫孩子上他爸单位上班。交警大队大队长邢少祥因以姐炼功为由，百般阻拦。最后也没让孩子接班。就这样，二姐默默的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重担。

姐夫去世半年后的一天，姐送孩子上学回家路上，被三个不知名的便衣绑架到了市公安局。张尚林问姐是否还炼法轮功。姐说：“为了两个孩子，有个好身体，还炼。 ”张尚林听后恶狠狠地说：“炼，就送你到一个地方去。”说完，就让他手下几个人把姐关进了三河看守所。在看守所，姐绝食抗议。到了第五天，三河看守所杜红波几个干警就把姐送到了河北省唐山女子劳教所。到劳教所，人家看姐身体不好不收。看守所的人请示张尚林等头目，恶警头子为了达到迫害二姐的目的，说给劳教所送钱、送礼也得让他们把人收下。就这样姐在身体不合格的条件下，恶警硬把她送进了劳教所。

进了劳教所，邪悟的人不让她睡觉，没有任何自由。姐失去了丈夫，心里想着家中的孩子无人照管，又加上几天水米未进，在恶徒的威逼下，违心的写下了“转化书”。家里亲人得知消息后，纷纷找当地610、公安局要人。恶警最后答应接人。一个月后，姐回家了。回家后她在精神上总是恍恍惚惚，少言寡语。家里人很少再听到她的说笑声。

在奥运期间，恶人找我姐的麻烦。为了躲避迫害，姐吓得不得不卖掉房子，搬回了娘家。现在还过着流浪的生活。

九九年“七•二零”至二零零六年期间，我曾被当地公安局、国保局、派出所、镇政府四次送进看守所强行迫害。最为严重的是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在店里看店，国保局的便衣冒充住店人，乘我不注意，把我绑架到了廊坊洗脑班，在洗脑班被关押了七十三天。之后被送到当地看守所，关押八个月后，又把我送进河北省女子监狱。

在中共对我这三年多的迫害中，我的老奶奶、同姓老爷都是修炼人，由于接受不了我被非法判刑这一打击，相继痛苦离世。

大姐在“七•二零”以后，当地镇政府、村里也经常找她的麻烦，让她写不炼功保证。还多次把她抓进镇政府的洗脑班，给她洗脑。尤其在我被判刑期间，国保局找我大姐，想抓大姐到洗脑班。大姐为了减少迫害，只好四处躲藏。一天她在别人租的房子里睡着了，中了煤气，险些丧了命。现在腿脚走路都不方便。

大兄弟、大兄媳在“七•二零”以后也是多次被当地镇政府抓到洗脑班。2000年6月26日，大兄弟、弟媳、大姐上北京护法，被当地公安分局接回后叫他们跪在院中的石子上，当时正是夏天中午气温高达40度左右，恶警田曙光在下车时乘兄弟不注意，一脚把他踢下车，当时脸擦破了，流着血。恶警头子张尚林伙同分局局长咎庆才又把他关押到三河看守所十五天。犯人利用他善良的一面，借走了一万五千元钱，至今未还。

大兄媳被关进镇政府时，有一次许多法轮功学员背诵《洪吟》，结果被恶人张子华举报。四十余人把她们带到燕郊公安分局大院里。把她们吊在大院的门上，脚不能沾地。当时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也被吊在大门上。当时是寒冬月，至今留下后遗症，一手指总是凉的。

在我被判刑后，国保局株连九族式的找我大兄弟的麻烦。大兄弟是开出租车的，天性善良、胆小。他为了避免被迫害，每天出门都提心吊胆的，又加上不能及时学法炼功。在这种精神压抑面前，身体承受不住，出现了脑出血现象，至今还未完全好转。

我的母亲在这几年中，镇政府也经常到家里找麻烦，看到自己孩子为了做好人，今天这个被抓，明天那个被抓，孩子都往姥姥家跑，母亲为了这七八个外孙、外孙女也吃了不少苦。

在我被非法判刑期间，大女儿的对象散了，后又交上一个朋友。在当地110上班，恶人孙旭文、邢少祥威胁他如与我女儿交往，就开除。他选择了正义，义无反顾与我大女儿成了亲。

以上是我家人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实。希望所有善良人都能明是非、识正邪，早日脱离中共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