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赵、王、杨四人，都曾经在中国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因其级别之高、参与迫害程度之深，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中罪行累累。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每个人都在台湾接获法轮功学员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刑事告发其触犯“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的诉状。国际媒体BBC、中央社、《自由时报》等中英文媒体多次广泛报导四人遭刑事提告的消息，他们的受控告之旅伴随着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抗议和各界人士对法律诉讼的声援，成了一次独特的展示中共罪行和迫害非法的流动展示会。

恐惧是迫害者共同的反应

湖北省“六一零办公室”的头号人物杨松是湖北省指挥迫害系统的核心人物。湖北省是迫害极其严重的省份，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人数至少一百六十六人，杨松不但对此有直接责任，而且还与医院和军方系统配合，有组织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恶人，刚出海关，在他踏上座车前，一位法轮功学员即时送上一份盖有当天下午二点四分高检署受理戳章的诉状，并告诉他，“这是你的诉状！”杨松害怕地将诉状丢开，快步上车。

随后，杨松原定参与国际会议中心之“辛亥首义武汉文化周”的文艺演出，却不敢出席，在贵宾室里长达一个小时，未出席文艺演出，从另外的通道秘密离开。杨松预定前往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九曲洞、长春祠等景点，杨松一概取消下车参观。

杨松在苗栗“客家大院”时，四名法轮功学员近距离，当着杨松的面，平和地展开横幅，杨松及随从神色慌张，满脸错愕。在台湾如丧家之犬的杨松，九月二十七日悄悄返回中国大陆。

这样的反映不止杨松一人，陕西省代省长赵正永刚走出机场，就有法轮功正告他被告的消息。所有的录像也都显示，赵正永一听到此消息，脸色猛地一寒，表情一下子凝固在那里，面色迅速转为铁青，仓皇上车，落荒而逃。中共宗教局长王作安来台也被控告了。而且在王作安接受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诉状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一个劲地说“谢谢”。当法轮功学员明确告诉他那是对他的诉状时，也是脸色陡变，举止失措。

这些中共的高官手握权力和金钱，在中国大陆可以草菅人命，在迫害中，他们完全知道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会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但是，在面对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不管是受到起诉，还是面对学员的横幅，恐惧的表现是一样的。

参与迫害者为何如此恐惧？

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都是中共体制内培养出来的高层官员，也是无神论与唯物论的信奉者。巴黎公社是中共的老祖宗，在巴黎公社之前法国人对唯物论早已有了了解。

法国作家雨果曾在其著作《悲惨世界》的一段对话中描绘过唯物论者的心理世界。唯物论者：“我是什么呢？我不过是一粒和有机体组合起来的尘土……我已经选定了。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齿总比做草料好些。那正是我聪明的地方。过后，听其自然，掘坟坑的人会来的，坟坑便是我们这种人的先贤祠，一切都落在那大洞里。完事大吉。一切皆空。全部清算完毕。那正是一切化为乌有的下场。 ”

而书中的主教对这位唯物论者的回答是：“获得了这种宝贵的唯物主义的人，也就可以有那种觉得自己不用负责的快感，并认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霸占一切，地盘、恩俸、荣誉、正当得来或暧昧得来的权力，可以为金钱背弃信义，为功利出卖朋友，昧尽天良也还可以自鸣得意。等到酒肉消化完了，便往坟墓里一钻了事。”

那么这些信奉唯物论的中共高官，迫害善良修炼人已经丧尽天良，觉得人死如灯灭，生前不管身后事，应该无所畏惧才是，又为何在法轮功学员面前如惊弓之鸟呢？

唯物论者首先是人，人总有基本的人性，有良心和道德存在。坏人可以行恶，却无法否定善的存在。古语有言，邪不压正，迫害者的手段不管如何残暴，人格多么卑劣，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在面对手无寸铁而一身浩然正气得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害怕心虚的一定是迫害者。

而这些为了权力和利益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坏人，其人格又极度自私自利，面对法轮功的诉讼和中共即将走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无可奈何，对于即将到来的清算和利益权力的失去有着无法摆脱的恐惧感。而这种恐惧感面对法轮功学员实实在在的法律起诉而变成现实的一刻，再多的金钱、权力和保镖都无法换来他们的安全感。杨松在台湾的景点一概取消下车参观，访问台湾变成坐在活动监狱里游街，就是这种恐惧感的真实体现。

古语有言，人算不如天算，中共高官机关算尽，用保镖贴身保护，晚出关、走后门、避巷道，还是无法逃脱见到法轮功学员和亲手接到诉状。信奉唯物论的中共高官可以选择不相信天，不相信神，却不能选择逃脱天意和宇宙的法则。广东省副书记黄华华五年前曾因为害怕被告取消了去美国的行程。这次台湾之行又再次向迫害者敲响了警钟。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接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他们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少，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奉劝还在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悬崖勒马、立功赎罪，否则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发现，除了朝鲜、古巴、苏丹等这样迫害人权的国家，他们会很难找到可以公款旅游而又不会担惊受怕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