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六年喜得大法的。得法后身心受益，其乐融融。我原来有严重的肠胃炎，时不时上吐下泻，不敢吃生冷的食物；经常流鼻血；怕冷；神经性头疼、神经衰弱；心脏也不好；脾气还坏。因为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和丈夫经常打架。修炼大法几个月以后身上的疾病全好了，给国家节约了不少的医药费。大法师父让我们不论在哪、不管对谁都要好。我改掉了坏脾气。

我丈夫看到了我的巨大变化非常高兴，逢人便说：“我老婆学了《转法轮》一本书，学好了，家庭和睦了，不斤斤计较了，不和我争吵了，你们都来学，可好了。”

师父教我们做个好人，遇事先考虑别人，成为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我学大法后受益了，就想为社会、为别人尽一份力量。九七年我给一个福利院捐款一千七百元；给一个希望小学捐款二千元；九八年长江流域发洪水，我通过邮局给灾区捐款五千元。

因为大法好，我姐姐、两个侄子、侄媳妇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全家人沉浸在得法的喜悦中，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

不料，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团出于小人的妒嫉，突然发起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一时间，大法被诽谤、师父遭诬陷。宁夏银川市铁东派出所的恶警万举才来我家逼迫我交出大法书。后来派出所、居委会的人经常到我家敲门、找我。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日我和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三月五日在天安门城楼的门口被挡住，被警察非法抓捕，送到驻京办。后来我市的公安人员将我们带回来，勒索了我七百五十元钱。

我是幼儿园的职工。二零零一年，单位的科长李波让我交出大法书，我不交，他就抢了我的《转法轮》，之后就把我诬告到铁东派出所。随即，恶警万举才伙同几个警察和我单位的几个人（包括李波在内）强行撬开我的教室门，到教室乱翻一气，还撬了我的柜子。什么也没搜到他们就走了。后来李波还是经常骚扰我，还逼我在保证书上签字。

九九年七二零以后，警察、居委会、单位保卫科的人经常到我家中砸门、搜查、逼迫我签字，家人也跟着受迫害。由于邪党的迫害，我丈夫和儿子慢慢的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也不让我看书炼功，直至反对我修炼。我丈夫竟然把我的一本《转法轮》交给了派出所，撕了一盘炼功磁带和真相小册子；儿子撕了一本《转法轮》、一本《明慧周刊》还有炼功带。恶警万举才无耻地怂恿我丈夫打我。我丈夫将我狠狠打了一顿，躺在床上三十三天才起来。

二零零四年，银川市“六一零”邪恶办了洗脑班，妄图迫使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恶警万举才和我丈夫合伙把我送到洗脑班。在洗脑班被关了三十八天。期间，恶警对我软硬兼施，派“包夹”监视、逼迫每天看污蔑大法和师父的资料录相。由于自己对法理认识不清，正念不足，做出修炼人不该做的、令自己羞耻的事，在邪恶的保证书上签了字。

二零零八年六月，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银川市解放西街派出所的所长杨建国等人非法绑架了我，该所姓陈的恶警向家人勒索了一千元钱。我还被他们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二十二天。在看守所，狱警指使犯人对我打骂、欺辱。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下午我在大街上走着，铁东派出所的所长李俊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要把我强行带到派出所。我不走，他就打电话又叫来两个小警察，三人将我往派出所死命的拽，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到了派出所，我跟他们讲：法轮功就是让人做好人的，是被诬陷的。在值班室呆了一小时左右，我坚决要回家，他们就让我走了。

两天后，金凤区公安分局局长侯小亮、恶警王建国，铁东派出所女恶警戴春华还有另外两人到我家非法抄家，抢走了我的大法书、经文、资料还有女儿的电脑等物品，把我也绑架到分局。在分局他们审问我，从下午两点到五点，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写。后来他们逼迫我丈夫（常人）写污蔑诽谤师父的话。我家人后来去把电脑要回来了。在此我也严正声明，以前所做的一切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言行一律作废。

我一个病业满身的人，得法前在苦海中挣扎求生。得法后努力积德行善、力求做一个更好的人。可是那些被迷惑的警察、世人，泯灭良知、践踏法律，多次对我诬告实施迫害。从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的姐姐也被绑架四次，两个侄子、侄媳妇都被迫害过，恶警万举才还带人将我侄媳妇强行绑架到医院，把她快七个月的胎儿打掉了。迫害好人的人，天理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