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我为了解除失眠的痛苦，在单位同事的引导下开始修炼大法。有了立竿见影的健身效果后，开始认真的看书、听法。尽管对法的理解不很深刻，但仍能感觉到自己的心性在不断的变化着。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我出现了较严重的消业状态，晚上咳嗽，几乎不能入睡，炼动功时非常艰难，但白天上班后，症状很轻，工作几乎不受影响。持续了一个星期后，开始咳血。妻子见逼迫我上医院无效，就找到我单位的领导。领导逼迫我到医院检查，结果检查报告单上显示：一边肺结核，一边肺炎。我撕毁了化验单，回去告诉她们没事儿。两三天后，所有症状都消失了。尽管妻子被邪党的无神论迷的很深，但也觉得挺神奇。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开始迫害时，在到市政府讲理无门的情况下，带着迎接考验、走向圆满、再也不回来了的“豪情”，進京上访。但中途被截住，与许多同修一起被拘押。由于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同修们共同讲真相，展示大法的美好，拘押我们的警察来一个明白一个，有的还表示回家告诉他母亲炼。后来，警察头目不敢再派警察接近我们。

次日凌晨，我被送回工作单位。邪恶于凌晨四、五点钟拉来了我读书时的导师。在诱劝无果的情况下，深夜又将我年迈的父亲和哥哥从农村老家调来。父兄在颤栗中诉说着邪党历次政治运动的凶残；诉说着他们对我的期望；诉说着我年迈的母亲由于恐惧和对我的担心而瘫卧在炕上。听到母亲的境遇，对亲情的执著使我的心理防线承受不住，在极度的痛苦中向邪恶妥协，答应不進京上访。在愧疚和绝望中，感觉对不住大法，自己不够大法弟子的标准，觉得失去了大法的保障。

我苦闷仍然不能消减。邪恶得寸進尺，将我和另外两个同修弄到派出所，威胁我们必须接受电视台采访，反对大法，否则就拘留，说这是“上面”的命令。这一次我拒不配合，走脱，并到单位传扬警察以拘留来威逼百姓上电视是执法犯法，如果再来找我，我就跟他们来硬的。结果此事就不了了之。后来悟到这件事我做对了。

单位里一个摆脱邪恶监控、到北京证实大法的同修，给我寄来了讲明真相的“万言书”，让我看完后交给某某领导。我将信封烧掉，把“万言书”给主管迫害大法的头目看。当时“六一零”和单位领导正在因找不着那位同修而恐慌，威逼我说出那位同修的地址，并将我铐在一把铁椅子里，在派出所拘押了一宿。

第二天，我找机会摆脱监控，确认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不到那位同修后，将地址告诉了单位领导。恶警和单位的一把手在北京的一栋三十层的住宅内耗尽了气力后，抱怨我说：“你还不如不说出那个地址。”事后悟到，是争斗心使我冒了很大的惊险，实际上我只需广泛传播“万言书”就可以了。

迫害的初期，邪党的主要目标是企图阻止大法弟子進京上访，对大法弟子讲真相几乎没有防范。出于对大法受迫害的不平，我走到哪里，几乎就把真相讲到哪里。记得二零零一年八月份，乘船去天津，我周围围了好多乘客听我讲述大法的美好和“天安门自焚”真相。其中有几个人当场就要学大法，还要我给他们演示了第五套功法。一直到很晚，大家才睡觉。隐约中感觉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二零零一年年底单位会餐，我对同桌的非本部门的同事们讲述“天安门自焚”真相，其它餐桌的同事都感兴趣。我从这个桌讲到那个桌，又讲到另一个桌，看到单位一把手和党委书记就在不远处，争斗心起来了，讲的声音偏大。回到单位不久就受到了骚扰。现在悟到，心地纯净，事事顺利；人心泛起，麻烦紧随。

尽管不断的讲述着大法的真相，但内心一直期盼着师父早日用法力灭掉邪恶，企盼着邪恶马上完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预期中的时间点一个又一个过去，环境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也不见正法结束的迹象。同时邪党在不断灌输有多少多少大法学员“转化”的数据。由于法学的不扎实，开始看人不看法。对自己甚至对大法能否走过这场迫害产生动摇。而此时，邪恶的迫害步步紧逼，“六一零”和派出所让单位的领导担保我“不上访、不修炼”，否则就将我带走。由于害怕被劳教迫害和進洗脑班受迫害，所以在“练”与“炼”等文字上同邪恶玩文字游戏。单位领导见用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威胁不起作用，同时也知道了我是同事和部门领导们公认的好职工，所以就没有把我交给“六一零”。但单位邪党的书记为了让我没有时间和精力修炼，吩咐部门领导给我多安排工作，加班加点，却不给应得的待遇和职称。

我虽然没被绑架到劳教所和洗脑班，但邪恶对我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每逢所谓的敏感日，派出所和工作单位就会对我骚扰，要求“写认识、写保证、写汇报”。从“七·二零”到二零零三年底，这样的骚扰超过一百次，其中有十多次，警车就在楼下等着。每一次骚扰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折磨和灵魂上的摧残。感觉上就象被人用枪逼着，一直威胁着，不知道在哪一刻会开枪。由于时间太紧，只能在加班工作后，偷偷学一会儿法，炼功更是难以保证。自己都感觉到状态越来越差，名、利、情的干扰也越来越大，身体也出现长期的消病业状态。我觉得必须离开这里。单位的邪党党办主任也对我说：离开吧，不然没个好！我在寻找着离开的机会，尝试着到外地的高校教学；到私营企业做技术员；贩卖海产品，但都没有走成。终于，在二零零四年的时候，通过考学获得了离开了原工作单位的机会。单位的书记也乐意我离开，暗示在我的档案里没装有关修炼大法的记录。

但离开的时候，利益的干扰非常大。单位的新宿舍楼刚好盖完；单位的待遇正在大幅度提高；个人年龄较大，如果继续升学，毕业时已达到许多用人单位限制聘用的年龄。不过当时对时间的执著使自己感觉正法在短期内就会结束，不会拖延到自己毕业的时候，所以应该不存在找工作的问题了。带着没有放干净的执著，進入了一个新的环境。

在新的环境中，邪恶的考验改换了方式：我身体出现严重的消病业状态。高烧晕眩、咳喘不止，晚上几乎不能入睡，正常的学习和试验工作难以继续。在法理不清的状态下，碍于亲情，开始输液。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肺结核胸腔积水已达到危及生命的程度。随之住進医院。呆了一个月出院时，除了胸腔积水被抽出，其它指标与入院时几乎没有差异。尽管当时还在怨恨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和迫害，但终于不再纠缠于自己在哪方面有执著被邪恶钻了空子，而是放下了一切，把生死交给师父。

这个过程中，同修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位我熟悉的同修请了五位同修帮助我发正念。见面后，同修们帮我发正念只有十多分钟，更多的时间是在法理上切磋。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从内心认识到了过关最需要的是自己的正念，而正念只能来源于学法。由于心在法理上，所以渐渐的对妻子的谩骂、羞辱，对肉体上痛苦的反应不再那么强烈。生理和精神状态也开始好转。不久，我从新汇入到发放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中。

走出了病业迫害关后，修炼环境改善了许多。尽管仍然很忙碌，学习、试验的压力也较大，但终于摆脱了邪党的纠缠和迫害。与几个同修形成不固定的小组，学法、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发正念，看明慧资料。但有时也会懈怠，尤其是发正念的次数不能保证，甚至太少。有时也会法理不清，比如有一次大年初一发放真相资料时，看到常人在温暖的家里享受天伦之乐，而自己却在寒冷的北风中骑着自行车艰难跋涉、寻找时机发放资料，同时身体还表现出消业的状态，人念开始翻腾。但这些都是小插曲，通过学法和背法，不好的念头很快就被认识和解体。

通过不断的学法，越来越体验到大法的洪大、圆容，大法的内涵也不时的展现，我对师尊和大法的敬畏也与日俱增。不管邪风冲天，也不管恶浪吞地，大法不动不破。修炼了这样的大法，心中满是喜悦、自豪、自信和感激。在日常生活和行为中，正念越来越多、越强，做三件事越来越自然，魔难在我面前开始变得矮小，我甚至感受到看穿魔难时的喜悦和幸福，感觉到自己确实是在法中修炼了。

几年的学习、试验生活过去了，毕业找工作已不容回避。刚离开原工作单位时，博士找工作很轻松，还可以讲条件、谈待遇。如今时过境迁，博士找工作也困难。对我而言，困难和限制条件更多。限制年龄的用人单位增多；一些高校公开拒绝聘用大法弟子；在就业竞争中，行贿受贿金额几乎明码标价。这一下，当初入学时我所执著的和没放干净的东西都摆在我面前，名、利、情的考验一起上来，我不得不面对。针对有机会得到但竞争激烈的工作岗位，我守住正念，不行贿；面对竞争对手，没有敌意，反而慈悲劝其三退。条件优越的单位一个一个的属于了别人。找了一个条件不理想的单位，聘用书已收到，但陡生变故，也去不上了。在来势汹汹的考验面前，有些动心，但并无大碍。我清楚，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我决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得。或许这些都是邪恶安排的考验和迫害，我目前还难以分清。但只要是师父的安排，我都接受；不是师父的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正念对待一切，发正念清除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的干扰，同时正念放下自己对名利情的执著。

回首修炼路，艰难又曲折，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大法的引导下，在同修们的鼓励帮助下，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在难中和执著放不下的时候，我经常问自己，大法好不好？好！我选择修炼大法错没错？没错！经受的那些苦难值不值得？值得！当前的困难和执著怎么办？冲过去！如果不冲过去，以前的苦难不就白受了吗？如果在刚开始修大法的时候知道这么难的话，我可能不会修炼；如果让我现在从新选择是否修炼大法，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修炼！

当然，即使是现在，我修炼大法的路依然艰难：家里的修炼环境还没有圆容好；对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做的还很差劲儿；发正念的次数总是不能保证。而这些困难正是冲着我的某些执著而来。我也很清楚，在日常生活中，自己思想和行为还经常不在法中。可是我不气馁，我有信心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修去这些不足和执著，平稳的助师正法，走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天。

许许多多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走的堂堂正正，金光闪闪。但是我也看到不少曾经为证实大法承受过很大魔难的昔日同修，如今沉溺于常人的琐事中不再精進；也有不少曾经跌倒过的同修不想爬起来从新走好。所以我将自己跌跌撞撞的修炼经历写出来，提醒这些昔日同修，珍惜自己以前的修炼过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和巨大承受，快快走回来，抓住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