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法前我是一个病魔缠身，几乎失去生活信心的人。常年被心脏病、高血压、胃病、风湿病折磨着，尤其生二女儿的月子里又患了十个指头关节痛的病，痛起来真是生不如死。多方治疗都无效，痛的我真想把手指头剁下了。一天在公园遇到一位大姐，她告诉我说：炼法轮功能使人道德回升，还能祛病健身。我说太好了！她答应给我书，第二天她把《转法轮》给我拿来了。得到书我不到两天就看完了，我觉的这本书写的太好了，总有一种相识恨晚的感觉，心情特别的激动，于是我毫不犹豫的走進大法修炼中来了。我每天早晚到炼功点学法炼功，非常精進。不长时间满身的病痛不知不觉的不翼而飞。我全身心的投入到大法修炼之中，去掉人心，放下名、利、情，什么都可以舍弃，只要能修大法。时刻用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其他的什么都不想。

正念解体迫害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后，我与同修们走出来坚定的维护大法，能做什么做什么，反正不能在家里呆着。自己体会到，只要坚信师父坚信法什么难关都能过去。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一天中午，我到同修家，还有一位同修在那里，准备晚上一起出去发资料。可是下午派出所警察到同修家，看到我们就问：你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叫什么名字？当即抄走了同修的大法书和资料。然后把我们三人绑架到派出所，叫我们交待资料是哪来的。当时我心想就是不出卖同修，决不配合邪恶。一直到夜里四点钟，我也没说。恶警急了说：你今天想上哪去吧？南边有刑警队，北边有鬼子楼，我叫你生不如死，反正你家人也不知道你在哪。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当时我的心非常平静一点都不怕。我坚定的说：你爱咋办就咋办，我就是不说。

第三天把我们送到第一看守所，这时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中午到同修家不是学法而是忙着做饭，又吃饭，没有把修炼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完全以常人心常人的形式做大法的事。我意识到要想做好三件事必须首先学好法，做事不在法上就是有漏。几次到同修家都没学法、发正念，所以被邪恶钻了空子。沉痛的教训使我清醒，决心今后一定要保持正念正行。十二月二十七那天，“六一零”人员问我你知道还有几天过年吗？今天你配合好就让你回家。他问我：国家不让炼，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打压法轮功是大错特错，法轮功教人心向善，道德回升，身体健康，百利而无一害，大法是正法，我师父是来度人的，我师父是清白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最后“六一零”人员说你够判刑的了。第二天我被叫出去，让我上了一辆车，我一看车里都是我家亲人。车开到派出所让家人劝我签字回家，劝了一天没效。姑爷急了拿矿泉水瓶打我，后将我又送回看守所。正月十六那天警察叫我回家，结果把我拉到劳教所，我心想师父帮助我，我要回家，劳教所不是我呆的地方，外面有许多众生等着我们救度。结果体检时出现严重的病状，劳教所拒收，派出所只好送我回家。我深深的体会到大法的威力，师尊的呵护。写到这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真的是“师徒不讲情　佛恩化天地　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

面对面讲真相

二零零四年，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后，认识到邪党灭亡是必然的，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救度众生势在必行。开始给亲朋好友退。二零零七年走出去面对面的给不认识的人讲真相劝三退。讲的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有赞同握手说谢谢的，有说三道四的，有不退的。

有一次我骑车，前面有一辆出租车突然停下打开车门，我正骑到跟前，一下子把我推倒在地。当时从车上下来一位中年妇女，她边扶我起来边说：我今天可倒了楣了，我闯大祸了。我看她紧张的样子，赶快说没事，你今天是遇到我了，我不会讹你一分钱的，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她听后情绪马上就放松了，便解释说我是从外地来的有急事，是看病人的。我开始给她讲真相，明白真相后她高兴的退出了团、队组织。

我在讲真相过程中修去了很多人心，但有一些人心虽然弱了还没有根除，如退的多了就高兴，否则就不高兴，挑人讲，有时急躁。我也知道这些心的存在是为我为私、怕心的反映。想想狱中的同修，我为什么不能为他们承担一些，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怕心不去还称的起是大法弟子吗？我要尽快修去它。

也开一朵小花

师父要资料点遍地开花，每个大法弟子都要走出自己的路。我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文化不高，又不会英语，更没接触过电脑，这些年都是靠同修提供资料，处在一种等、靠、要的状态。当我看到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文章中的那位八十多岁大姐上电脑，很是感动，自己也想上，可畏难情绪一直挡着我，后在同修鼓励下决心买电脑。在学的过程中也修去了怕心，学不会的心，爱面子的心。在同修的帮助下现在基本上能独立操作了。

这些年修炼过程中，我体会到大法弟子与大法同在，只要时刻向内找，就能在法上不断的升华。正法已经到最后了，我要把执著心、固执的观念一切不正的都归正。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能做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师父说：“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正念足就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致美中法会》）